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

我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学科兴起25年来,经过了前十年"兴起奠基期"、继十年"发展兴盛期"、近五年"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学术贡献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存在问题与瓶颈: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平面描述性、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当今社会转型呼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创新成果,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这几个"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生长点。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与总结——《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述评

<正>中国近代为重要的文化转型期,故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国内对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成果显著,但由于起步较晚,学科反思和总结不足,在研究成果方面存在着见树不见林的问题。因此,对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成果的细致梳理和总结尤为必要。202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研究员主编的《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一书,全面总结和展现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和现状。该书视野宽阔,不仅立足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而且对比和借鉴了西方相关学科的理论,对我国文化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     

思想文化史的内涵与研究方法

<正>关于思想史的内涵和学科定位,学术界已有较多讨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以及诸多学者的相关文章,都贡献了出色的意见。虽然,关于思想史的内涵与学科定位,并未能取得统一的认识,而且预期其间的分歧还很难弥合,但是,这种情形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此处要讨论的是"思想文化史",什么是思想文化史,它的内涵以及它的研究方法。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周积明尽管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对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提出疑问和诘难,尽管文化史研究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时时流露出不成熟的痕迹,但无论如何,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和发展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一脉,是传统史学革命的一部分,又和中国的现代...     

白璧德的文化史研究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作为新人文主义的大师,美国学者白璧德认为文化史发展的动力是具有“判别”功能的“想象”,他反对人们只是注重物欲,忽略精神的欲求,主张有节制的实现人的欲望;文化史研究的任务是在授予人们丰富知识的同时,培养人们的爱心,培养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情怀;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就是批评与实证。白璧德的文化史观经过吴宓、梅光迪影响了中国的学衡派。柳诒徵、陈登原在各自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中,既注重精神、思想和伦理的作用,又注重研究并揭示民族文化精华和特性,同时采用批评与实证的方法,回应了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实践了白璧德的文化史研究理论。     

文化史学之学科渗透及其边界

正中国的文化史学科发韧于20世纪初。1914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了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化史》。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曾在1926年前后著有《中国文化史》及《文化专史及其作法》等文。梁启超是在20世纪初对文化史学的学科内涵与学科边界理论探讨较多的学人之一。1936—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云五等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五十余种,体例庞大,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史的大部分内容,算得上是民国时期文化史学研究之集大成     

天行健 勉于学——宋建先生访谈录

正肖宇:宋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向您介绍一下此次访谈的缘起。中国古代有一个很好的学术史传统,《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确立了以学者类传记录学术史的范式。考古学自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是一门研究古代历史的年轻学科,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开创了对古代中国的认识,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丰富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现在,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记录这门学科的发展,多维度地构     

文化生态学: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的学术创新

<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主要有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引入生态学的概念,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化史进行研究,可以说是视角独到,另辟蹊径。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文     

民国时期在华俄侨文化史研究述评

30年来国内学者在民国时期在华俄侨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涉猎领域众多、俄侨文学艺术研究比较深入和有些问题的研究走在了国际前沿等3个显著特点。俄侨文化史研究应在综合性俄侨文化史专著、专题史著作和其他薄弱领域有所突破。     

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风靡学界。新文化史在大陆的传播由滞后到火热,1999年是其传入大陆的节点。进入21世纪,新文化史被大量引介。同时,大陆学者积极开展新文化史实践,在城市史、医疗卫生史与身体史、书籍史与阅读史、表象史与记忆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大陆新文化史的收获是,把“人”带回到历史研究中,拓展新视角,开辟新领域,发掘新史料。主要问题为,理论和方法缺乏原创性,研究碎片化,缺乏微观史的经典之作,存在泛文化现象及单一文化决定论。未来新文化史研究,应具备全球视野和加强跨学科合作。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2001年清史研究综述

20 0 1年的清史研究 ,在学术积累的演进中 ,无论就新的学术取向 ,还是论著的数量和深度等 ,皆取得了诸多新的成就 ,为清史研究新局面的展开拓宽了视野。兹将本年度清史研究进展状况略作梳理 ,以资省览。一、清史研究的新思维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深化 ,无不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息息相关。对清史研究来说 ,此问题一直受到治清史者的极大关注 ,且已取得相当的成绩。本年度学者们又有了新的思索 ,其体现为 :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乾嘉学术的新探索、社会史的理论总结 ,以及提出观念文化史、整体清史等观念。乾嘉学术研究。关于乾嘉学术的探讨 ,很久…     

近六十年宋辽西夏金火葬研究综述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随着各地宋辽西夏金火葬墓被不断发掘,徐苹芳等学者率先对宋元火葬展开专门研究,六七十年代,日本、美国学者也屡有成果问世。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推动了学界对宋辽西夏金火葬习俗的研究,在仪式和墓葬特征、区域分布、社会经济文化与宗教信仰、国家制度与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多有斩获。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近五年国内美国史研究概述

从2005年到2010年,国内出版的美国史书籍共56种(不含修订和重印的著作,也不包括一般美国研究图书),发表的美国史学术论文、文章约1200篇(其中包含一定数量的学术综述、书评和一般美国研究论文),通过答辩的美国史博士论文有84篇. 近五年的美国史研究从选题到论证方式都透露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就研究领域和主题而言,社会史和文化史受到了较多的注意,特别是不少学者开始注重从文化的视角来讨论问题.研究者对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状况更加重视,材料的占有和运用也大有改善.在研究思路和解释框架的形成方面,许多学者都具有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意识.不过,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严重失衡,论著数目庞大,但真正有学术创见者并不多见.     

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

我国文化史的研究,长期是以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为主,能够涉及城市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内容很少。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推动,学术研究日益繁荣,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扩展。史学界继城市政治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史的研究热潮之后,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日益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使得文化史的研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未尽人意,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推进,也有不少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因此,这个研究领域可做的文章还有太多。借2007年暑期成都召开“第二届中国近代大众文化研讨会”之机,我刊约请了几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请他们就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发表见解,阐发自己研究中的认识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以期通过对问题的讨论,推动“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通过砂糖理解世界历史

正有关物和物质文化的研究,向来是人类学家所特别关注和探讨的课题。近些年来,在借鉴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历史学界以多学科交叉为知识取向的新史学、社会史、新文化史也纷纷以物为中心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成绩斐然,方兴未艾。日本学者川北稔写的《一粒砂糖里的世界史》(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版)一书即     

考古学研究方法散论--评塔尔格伦的《史前考古学方法》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欧美不断有考古学家著文对长期停留于文化史研究的考古学及其类型方法提出强烈的批评,塔尔格伦教授的<史前考古学方法>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篇.我国的考古类型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对类型方法进行过探讨,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分型分式的标准不严、实践滞后于理论和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等.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客观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以促进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