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云南舆地图说》考论——兼及《伯麟图说》的版本与流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云南舆地图说》是描绘清代中期云南历史、地理与民族状况的重要图籍。通过对档案的梳理及与相关文献的内容比对,可证实其为清嘉庆二十四年伯麟主持编绘的《伯麟图说》之重要组成部分。《伯麟图说》的内容包含《夷人图说》和《舆地图说》,二者合一方为完整的《伯麟图说》。《伯麟图说》是清代中期云南舆地图与民族图的集大成者,其《舆地图说》与《夷人图说》两部分各有不同的渊源与发展脉络,并在流传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版本与名称。     

清光绪前中期新疆普通地图的绘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新疆地区在19世纪后期共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全疆性舆地图测绘活动。第一次是从光绪八年至十五年初,张起宇通过实地勘察,绘制了全疆地图;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所藏《新疆志》当是张起宇在光绪十年绘制完南疆部分舆图后,所撰写的图说;《新疆四道志》很大可能即是张起宇在测绘完全疆后,所撰写的全疆图说定本。第二次是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初,由于光绪《大清会典图》的需要而进行全疆性的绘图活动;国图所藏《新疆省舆地图说》当是新疆赍送会典馆的图说部分;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的《旧刊新疆舆图》应该是会典馆所藏会典舆图新疆部分经修改后的坊间刊本。     

《楚辞补注》校点举正

南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现存最重要的楚辞古注之一,其传世版本众多。中华书局在1983年排印出版了《补注》的点校本,该点校本以毛氏汲古阁刻本为底本,由白化文先生等人负责整理。本文通过比勘《补注》的各种版本,同时参校其他相关典籍,列出点校本中存在的校点问题三十多处,以就正于方家。     

《曹子建集》宋嘉定六年本证伪——曹植集版本系统新证

迄今为止,除去所谓宋开宝七年刻本等赝本,流传有绪、信而有征的宋本《曹子建集》,只有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和清《四库全书》本《曹子建集》底本所出的所谓宋嘉定六年刻本两种。但是,根据《四库全书考证》所反映《四库全书》底本面貌,以及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明舒贞刻本、明郭云鹏刻本、《四库全书》本《曹子建集》篇目文字等来看,所谓宋嘉定六年刻本与所谓宋开宝七年刻本一样,都是明嘉靖郭云鹏刻本伪托。证伪所谓宋嘉定六年本,另外重新比对明活字本、舒贞刻本、郭云鹏本、《四库全书》本等篇目文字异同,不难发现,既有种种说法尽管都十分富有洞见,但是曹植集版本系统仍然有重新梳理的必要。     

题桂萼《大明舆地图》考论

题桂萼撰《大明舆地图》是重要的明代地图,其"明白切要,具见体国经济至意"。然而对该图的成书、图、图纪等内容,学界目前仍不甚了解,该本对其进行了考论。     

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

世界上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是明代许论在嘉靖十三年绘制的,该图描绘了包括镇城、关楼、卫所、营堡、驿站在内的多层次、立体性的长城防御体系。《九边图说》残卷东起镇北关,西至偏头关西,现存三门峡市博物馆,是许论上呈世宗的副本。《九边图说》采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形象绘法,对当时流传的,目前研究评价甚高的"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并未采用,而是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反映出明代仍然继承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人文传统。单纯以科学、定量方法衡量、构建中国古代地图史,是一种基于西方现代制图学的观念。这种方法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内在传统。作为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文物价值。存世多个版本的《九边图论》、《九边图》,只有谢少南刻本基本反映了《九边图论》原貌,其他皆有所改绘。     

《说文解字》版本考述

《说文解字》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唐写本《木部》残卷和《口部》残卷,虽存字不多,但所据皆为当时传本中之善本,可校正后传《说文》之误者颇多。北宋大徐本出,除小徐本外,它本《说文》尽快,现存来刻元修大徐木共三种．即王昶藏本、汪中藏本和黄志淳藏本,三本同出一源或互有传承关系,其中以黄志淳藏本为最古。清代依来本刊刻者有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初刻本、藤花榭本和了少山仿刻宋监本,三本皆有意保留来本原貌,唯丁本作过少许校改,颇精审。宋代另有徐锴《说文解字韵谱》和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两种《说文》改编本,后者照录《说文》原释语,更具校刊价值。     

吴澄文集版本考略

吴澄是元代理学大家,有多种经学著作传世,其文集历元、明至清,代有刊刻,主要为百卷本和49卷本。本文详细梳理了吴澄文集自元至清的刊刻流传线索,指出各家书目对明初刻本著录不一的差异原因,并对现存刻本的存佚残缺篇目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四库全书》收录的百卷本,基本保留了明初刻本的原貌。     

《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

《精忠录》是明朝人编纂的有关岳飞事迹、著述,和身后历朝褒典、凭吊诗文的纪念集,是岳飞祭祀史、事迹编纂史及其爱国精神弘扬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早前在国内和日本仅发现了该书的后期版本,初刻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该书的编纂和流传过程。《精忠录》由河南汤阴县教谕袁纯初编于明景泰、天顺年间,编成后未刊刻。成化五年由汤阴知县尚玑在初编本基础上增补后初次刊刻,其中所载岳飞《满江红》词是在纸本文献中首次出现。该本此后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在杭州府官员主持下先后产生成化八年后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和正德五年刻本三个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流入朝鲜后产生宣祖印本、肃宗印本和英祖印本三个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后期版本所见版刻插图等亦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黄山图经》的版本研究

宋无名氏著《黄山图经》是现存最早的黄山志书。宋代版刻4次,明代版刻5次,清与民国仅有一种底本的抄本与刻本。梳理其版本系统,比较两个现存版本,文章以为,明万历晚期潘之恒《黄海》刻本中的《黄山图经》较为善。     

谢应芳别集《龟巢稿》版本考辨

谢应芳是生活于元明之际的著名文士,其别集《龟巢稿》在当时和后世均引起过极大反响。《龟巢稿》主要有清刻本两种及清抄本七种存世,可分为二十卷、十七卷本这两大版本系统。二十卷系统中,清谢兰生刻本、盛宣怀刻本均祖自明末清初季沧苇抄本;双鉴楼藏清抄本应是季抄本的变异本,与上述刻本在分卷和收录作品数量上略有出入。十七卷系统的清宋宾王家抄本、四库全书本等则皆只以抄本形式流传。不同版本系统不仅分卷差异显著,且篇目多寡亦判然有别。今对现存《龟巢稿》作版本志著录,并考辨内容异同。     

《广舆记》与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城址经纬度推定过程研究

近代欧洲刊行的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对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新图志》的地图与图说主要是由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基于返欧时随身携带的《广舆记》编制的。通过解读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广舆记》“工作本”上的卫匡国亲笔批注,结合适当推理,可以尝试重构卫匡国在工作本分省图上推定城址经纬度的方法与过程。卫匡国仅以极少量控制点的实测或预设经纬度值为基础,为其余一千七百多个城址做了经纬度赋值,这是其制图的核心步骤。虽不具备充分“准确性”,却成功地将中文分省舆图有效地转化成符合当时欧洲制图业标准的西式地图集。     

中国现存最早的欧洲人形象资料——《东夷图像》

《东夷图说》是一部长期以来被人忽略的中外交通史典籍,其中的《佛郎机图》与《吕宋图》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人绘制的欧洲人图像,作者为明朝万历年间出任广东右布政使的蔡汝贤。由于是书曾为《四库提要》作者所否定,本文从多方面进行考证,认为此书所载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并非虚谬,且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     

《泉志》的《永乐大典》本校文及整理札记(上)

南宋洪遵于绍兴十九年（1149）所撰《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完整传本的钱币学著作,对后来的钱币学和货币史研究影响甚巨。目前所见《泉志》版本,最早的是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胡震亨、沈士龙刻本,即所谓《秘册汇函》本,以后     

《唐女郎鱼玄机诗》版本源流考

唐女郎鱼玄机的诗歌至少在五代时已集结行世,约刻於南宋中晚期的临安陈氏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是至今保存下来的惟一宋刻本。在书棚本之前,当有一个与之差异较大的本子,这个本子部分地为《唐人万首绝句》和《才调集》保存了下来,但错讹尤多。明清及民国的刻本或影印本都是据书棚本或书棚本的临写本而来。诸本中,以书棚本为最佳,流行最广。其仿刻本中,以清沈恕、沈慈刻本,江标刻本最为逼真。明本改窜最甚,然也有可取之处,如所补缺字,就为他本所不及。《全唐诗》本虽有讹误,然又是收录诗篇最全的本子。叶德辉仿刻本还将诸家题跋和卸章以宋体字适录。当代整理本有两种,但在利用底本或校本上都有缺憾。故对其版本的源流梳理和优劣比勘,对校注《鱼集》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四十年《说文解字》版本研究综述

近四十年来,随着各类善本、学者书札等材料的影印公布,《说文》版本研究日臻细密,不少疑难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说文》版本研究主要包括写本研究与刻本研究。在写本方面,学界的研究重点是《木部》残卷,主要关注点是真伪及底本问题。在刻本方面,学界对宋刻本《说文》的研究较为深入,对清刻本的研究则集中在汲古阁本。版本研究的深入为《说文》文本、《说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扎实基础和新契机。     

《永乐大典目录》所载行政区划勘误

《永乐大典目录》所收事目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明朝与前代的行政区划。现存《连筠簃丛书》所刻《永乐大典目录》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永乐大典目录》在这些行政区划的著录上存在部分的偏差。而刻本与抄本目录所载事目相同之处,也不意味着《永乐大典》正文便是如此,还应思考《永乐大典目录》与其正文的名实相符问题。因此,对于《永乐大典目录》中行政区划事目的勘误,可以从刻本、抄本目录“共误”之处入手,分析其中的行政区划单位错误与行政区划名称错误。从而进一步考察刻本、抄本目录各自的问题,由此深化对于《永乐大典目录》的整理工作。     

两宋党争与“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的正式命名始於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主要由黄庭坚门下士与吕希哲门下士组成;该《图》的问世则与当时的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吕本中以此《图》为“江西诗派”树旗扬帜,表现了他以文坛结盟的方式振作文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更昭示了他在党争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事实上,“江西”诗人的苇体关系的形成首先以相同的政治倾向为纽带,他们的政治命运与文学地位的升降起伏,也是党争双方的势力彼此消长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西诗派”首先是由政治上的党争分野而成的一个文人苇体,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     

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辑引《山堂考索》辨正北大核心CSSCI

《中兴馆阁书目》是南宋时期一部重要的官修书目,旋因战乱而久佚。民国期间赵士炜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使得《中兴馆阁书目》以辑本形态再次进入学术视野。此辑本首次引用南宋重要类书章如愚《山堂考索》达近百条,但在具体辑录过程中,既存在文字讹脱,也有原非《中兴馆阁书目》引文而被赵氏辑入的情况。以赵士炜辑本与其所辑引的《山堂考索》元刻本和宋刻本参校,可以考见其辑引《山堂考索》的体例及其存在的错讹与不当之处。     

黑水城出土《元一统志》刻本残叶考

新公布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收录有M1·1242号残叶,整理者未予定名。根据《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一原字韵“太原府”条,M1·1242号实应定名作“《元一统志·太原路》刻本残叶”。该残叶为元代杭州官刻本,虽然仅存片纸,但由于现存元刻本残卷并无此叶,因此显得弥足珍贵,具有较高的方志学研究价值,可供校勘《元一统志》辑本等使用。《元一统志》卷帙浩繁,多达1300卷,能够在西北边陲的黑水城发现其残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