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

作为国家理念的体现,疆域概念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由于古今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王朝中国的疆域概念与现代中国主权、领土不能用简单的继承或对接来解释。在王权泛化或王权至上观念的影响下,王朝中国的疆域话语尽管受到地理知识限制,但仍坚持认为在可知范围内,王朝中国天子有权实行统治。这种深受王朝国家理念影响的疆域话语对古代疆域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常见的5个古代中国疆域概念为例,“天下”有广狭二义,一是普天之下,一是华夏诸国;“四海”即四方,有时包括四夷,有时不包括;“中国”概念迭加变化整合,各朝“中国”范围不尽相同;“疆域”是一国统治范围的宣示;“版图”则是王朝国家行政地区。本文通过追溯原本词义,认为上述概念原意与后世借用,因语境变化,语义发生差异;进而提出,学术用语与习惯说法应有区别,这不仅是运用概念准确与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研究价值的取向。     

夏与西北

夏有三义: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与西北中国密切相关。我们假定商朝之前有一个夏王朝或X朝,其准确年代和具体世系不清楚,其民族和文化亦是正在探索的对象。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环论证:夏民族很可能兴起于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进文化大体来自中亚或西亚;西北是上古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论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

民族是概念,又是范畴。民族关系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它是人们借助于抽象力概括各个时期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和表现而形成的。它又必定联系当时实际,服务于社会实践。因此它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民族关系的实质是各民族物质利益的矛盾和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     

“现代民族”的特征及形成的一般途径

“现代民族”是中外民族理论最为关注的民族类型。依存于近、现代社会制度是现代民族的首要特征,因而“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是它的基本形态。此外,鲜明的自觉性、政治性和可塑性也是这类民族的特点。近代以来,世界各民族获得现代属性的途径,既因所处国度的社会性质不同而不同,也因各自发展状况不同而有差异。但是,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或弱势民族完成了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完成了民族的现代性演变;只有当世界范围内的少数民族或弱势民族都完成了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转变,我们才可以说人类社会完成了民族过程上的现代性改造。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自清季开始,历史教科书成为立足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重要载体,其中尤以对清代历史的叙述为典型。清季的历史教科书,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力求实现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目标,但这也导致教科书编写中出现某些不协调。教科书编者尽力在文本中平衡王朝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消解两种认同的内在张力,着力凸显两种认同中共通的“大一统”理念,利用“大一统”理念组织历史叙事,使之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     

论元代史学的成就

元代史学的成就及其特点,往往披人们所忽视。在出版的几部中国史学史专著中,对元代史学的成就,皆着墨不多,虽然也提到元代的史学的一些方面,但大多是附于所谓“正统”王朝之后,或分见于某些章节的段落中夹叙夹议,缺乏对元朝时期史学的系统介绍和给予以应有的篇幅。元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朝代,它是继辽、夏、金和南宋等局部地方政权而统治全国的正统王朝,不能因为少数民族的入主而排除其王朝的正统的合法性和继承性。它是由长期分裂割据而走上统一的时期;它是多民族封建国家在政治上呈现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继续巩固和加强的时期;它是一个幅员广大,在中国史和亚洲史上由弱变强的一个国家。我们不应以旧史家的观点去对待元朝,更不应以此对待元代     

光绪朝“政府”词义之嬗变

在现代汉语中,“政府”一词与英语Gov-ernment同义,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总称,由于行政级别不同,而有中央(国务院)、省、市、县、乡政府之区分。但是,“政府”在中国古代却是一个特殊国家机关的代称。在王朝兴替过程中,由于国家机关不断发生变化,“政府”所指代的对象是有所不同的,直到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它才逐渐演变为现代的含义。不过,在当时它仍然是一个代词,一直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它才正式转化为名词。正是因为“政府”这个词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过程,在各个朝代所指代的机关有所不同,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时,尤其在解读晚…     

对“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的一点认识

“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它启发我们把历史和现实,历史学的过去和未来,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从而有助于提高认识,明确方向。 以百年为一个“世纪”,这本来并不是中国传统的时代概念和历史概念。“世纪”这个概念是在近代伴随西学东渐引进中国的。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世纪对于历史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尽管王朝不断更迭,纪年     

埋葬与坟墓——日本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节录

江上波夫,日本考古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智大学教授。其所著《骑马民族国家》一书于一九六七年初版。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骑马民族”这一概念,并以斯基泰、匈奴、突厥,鲜卑与乌桓为例,阐述了欧亚内大陆骑马民族的特征。第二部分论证了在日本的征服王朝,他认为:“从应神天皇朝以后直至大化以前,我国(指日本)在以天皇制度为代表的政治、社会、军事、文化等一切方面,都显现出了无数与大陆骑马民族、特别是征服王朝国家性质相同的现象”,因此,“如果没有从大陆经由朝鲜半岛征服日本——即所谓天神族的骑马民族的到来和建国的话,至少,上述现象中的大部分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我们选刊该书译稿第二部分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供研究北方民族史与日本史参考。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所谓庞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想象构成的一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说,我们不要用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里救出来;施坚雅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韩国强调亚洲史、东亚史,弱化中国与中国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历史单位”;1996年以后“新清史”诞生,形成一股大潮。看起来似乎只是国外中国学界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掩藏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中国”、“中国史”这些概念,面临被消解、结构的困境,学术争鸣的后面又藏着政治的背景。国内学界如何应对,如何解决,本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从华夷之辨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

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

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土司制度的推行,成为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有利条件,它使长期游离于多民族大家庭之外,身处"化外"之区的民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内,进入到多民族大家庭之中。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实质则是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与这一进程同步的是土司地区的进步与发展。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认同;认同的方式是中央王朝与土司地区的双向选择,互相认同;认同的过程是渐进式的,从自在到自觉,从模糊到清晰。土司制度推行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部落联盟模式”的由来——易建平《部落联盟还是民族》一文引发的思考

易建平的文章指出：在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原始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是民族而不是部落联盟,故而人类社会是通过民族而不是通过部落联盟最后形成为国家的：传统观点即“从部落联盟过渡到国家”的模式是不正确的。本文主要探究传统观点的来源,结论是：“部落联盟模式”并不是众多学者对摩尔根和恩格斯著作的误读;“部落联盟模式”仍来源于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著作,只是忽视了希腊罗马从民族过渡到国家的特殊形式;易建平先生以“民族模式”取代“部落联盟模式”,同样忽视了经典作家关于易洛魁人和阿兹特克人只有部落联盟而未合并成民族的论断。摩尔根提出“在氏族制度下,民族尚未兴起”,这是针对具体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并非“摩尔根在某个特定场合下为强调某种特定区别而出现的一个偶然疏忽”。     

从西班牙历史看"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界定

"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形式,同时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政治属性的民族,可称为"近代民族"。它与其他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属性的民族有明显区别,主要特征在于:其规模相当于一个主权国家,而不像自然属性的民族那样不是大于一个国家就是小于一个国家;其主权属于人民,而不能属于任何个人或其家族。它诞生的标志不是"国家统一"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19世纪以前,国家统一之后所产生的往往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它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西班牙国家统一后,立即通过海外征服和王室联姻等途径迅速膨胀成为一个超级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人成为它的"主体民族",但国家主权却属于来自外族的君主。它那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封建王朝国家。直到19世纪初,随着反抗拿破仑占领的独立战争,西班牙的近代民族意识才被唤醒,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第一个满汉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纳兰性德

先谈“融合”。 这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一九八○年中国满族文学史学术年会”上就有过小小的“交锋”。主要交叉点是对“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 概括一下,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但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则一律用“民族融合”,避免用“民族同化”。这是较流行的一种看法。 其二,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要分别使用。 民族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     

"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研究述评

英语中“国家”一词内涵含混、概念不周密,造成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英国民族国家”的概念争论不休。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是英格兰国家主权的建立,暴力与合法性原则奠定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基础。尽管英国人拥有各自不同的血统身份,但是他们享有共同的公民身份。     

论“可数文化”与“不可数文化”——“文化”概念与文化学科研究对象新探

本文作者把“文化”分为可数与不可数两个大类,认为国内学术界有关“文化”概念和文化学科研究对象的模糊认识主要起因于对这两类文化的混淆.“文化”和文化科学都是从比较中产生的,比较研究是文化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文化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可数文化,即特定社会、特定民族、特定社群在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域里的文化系统和文化要素,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文化学科要研究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的关系

本文认为,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民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学概念;国民则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民族分体与主体之间,没有权利及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不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关系;相反,国民与国家之间,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政治和法律关系。加强国民意识,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多元一体格局下百越集团中原化进程研究论纲

中原化进程是指随着中原王朝的经略,区域文明逐步接受中原文明的礼仪制度以规范本地的社会行为,从而最终融入中原王朝政治体制的过程。百越集团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民族集团中最晚与华夏集团建立联系的民族集团,其主要发展方向为“海外”,不同于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与华夏集团间有较为久远的互动基础。百越集团的中原化进程是中原王朝建立以后有计划的“国家”行为,不能称为“主动辐辏”。从考古学出发,结合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复原这一过程,从而更全面地窥见中原王朝的经略模式和统治策略,为更深入探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实现过程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