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广西方志修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明代是广西传统方志修纂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修志数量远超此前各代的总和。明代广西的方志修纂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属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中期属于相对低落的阶段,后期属于渐趋活跃的阶段。明代广西方志的空间分布非常不平衡,呈现出从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明代广西的方志修纂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目的性,是明朝政府镇抚广西少数民族、...     

广西地方志理论研究综述

解放前所编广西地方志书的"序""跋""凡例""叙例"中,散见一些学者、方志修纂者关于方志研究的论断或论述。解放后,广西方志理论研究逐渐兴起并不断深化。地方志工作者结合修志实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研究活动。发表了一大批地方志研究论文,产生了一批著述成果,有的获得优秀成果奖,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宋《相台志》修纂略考

宋《相台志》仿宋敏求之《河南志》而作,虽已散佚,但其在方志定型时期地位可见一斑。本文根据最新发现《相台志.序》,考证了《相台志》之修纂者及修纂时间。     

方志浅谈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情况的文献。方志学是研究方志修纂理论的一门科学,其任务是通过对各种方志的比较、研究,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阐明修纂要领,探索方志发展的道路,借以指导修志工作。方志学发端于明代。明代修志之风渐盛,修志理论应运而生,然而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并未形成完整的方志学。明代前期,修志多为官府独揽,文牍主义风靡一时,故志书大都臃肿杂芜,卷帙浩繁,取舍失中,博而寡要,不便阅读,中叶以后,有人起而矫正前失,力求简古,另走一端,致有“尚繁”、“贵简”两派之争。康海的《武功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志》是“贵简”的典型。康志为书三卷,凡七篇,仅二万余言,用纸不过七十页,王士祯     

清代苏人修纂外省方志说略

<正>修纂方志是地方官宦的要务之一,地方文士亦乐行其事。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各郡县分辑志书,以备将来修纂一统志之需。雍正七年(1729年),因修纂大清一统志需要省志作资料,故严谕促修,限期蒇事。省志修纂的资料来源于府志,而府志修纂依赖于州县志提供资料,于是形成逐级地方官主修一域方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清代是中国方志修纂数量最多的时期,而江苏籍官宦学者修纂外省方志的成绩尤为突出。     

一部高文化品位的方志──谈《遵义市志》的文化特色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对修纂方志提出了“事、文、义”三点要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说：“即簿牍之事，而阔之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事迹要真实可信，内容充实，有如人体的骨架，才能使志书卓尔特立；文笔清新畅达，有如肌肤，使志书丰泽浏亮；而。点鲜明，道义正大，这是志书的灵魂，使之神采焕发。三者俱备，方称优秀志乘。三者之中，“事”虽为主干，但只要足勤、手勤、口勤，不难征集丰富而可信的事实；“义”为指导思想，只要提高思想和理论修养…     

明代方志与方志学的发展

宋代方志续修制度确立后,志书续修代代相传。各级地方长官既为资政之需,又为自己留名千古而热衷于修志。最高统治者鉴于方志确实能起到良好的资治作用而极力倡导。明代比前代更加重视修志。明洪武三年(1370),太祖朱元璋命儒臣魏俊民等人,汇编天下郡县地理形势为《大明志书》;洪武六年,朝廷令有司上《山川险图》;十七年,修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廿七年,又下令纂修《寰宇通衢书》。一代开国之君,在百废待兴之时,四次下令修纂总志与舆图,可见其重视     

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

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陈桥驿这次我出访北美五个月,在加拿大和美国接触了不少汉学家和汉学资料,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收藏的中国方志和编制的方志目录及汉籍目录。在交流之中,不少外国汉学家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方志称为“资源”,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修纂而成的大量...     

天文分野说之终结——基于传统政治文化嬗变及西学东渐思潮的考察

天文分野是盛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天地学说,它对中古时期的星占政治以及中国人传统世界观的塑造都有重要影响。然而从宋代开始,不断有士林知识精英分别从分野体系的自身逻辑、地理格局衍变、星宿运行规律等诸多方面对传统分野说加以严厉批判,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否定分野的思潮。至乾嘉以后,随着乾隆帝表明其全盘否定天文分野的立场以及李林松撰《星土释》对分野理论的全面清算,传统分野说最终走到了穷途末路。一方面,自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陷入全面崩溃,数术之学在人们知识信仰体系中的地位下降,这是导致天文分野学说走向末路的内在根源;另一方面,明末清初西方的天文、地理以及测绘学知识传入中国,从而对中土分野说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分野说的终结就是在这内外双重因素作用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因袭与调整:晚期方志中的分野叙述——以山东方志为例

本文梳理了明清以来的山东方志分野,总结了山东方志中各县分野分布,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叙述方式与理论背景。本文认为,传统分野理论自身本存在矛盾,且关注对象为较大的行政区划。多数地方志编纂者并非盲目因袭经典或官方文献,而是有自发的思考与书写。在这种背景中,方志分野叙述既有对分野理论本身的怀疑,也有刻意地调整与弥合。如将之置于思想史的背景中理解,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分野理论的传承脉络及其在思想史与地理学史中的内涵。     

桂垣春秋二百年——《广西通志·政府志》评介

“方志乃一方全史”。我国方志的修纂起源很早,历代均极重视,承传不断,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优良传统。由于内容丰富,积累浩繁,除不少散佚无存外,至解放前,据说全国仍保存有一万多种,十一万多卷,约占全部古籍十分之一。它是斑斓绚丽的华夏文明园地中的一束独特的奇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各地修志机构普遍地开展了新的方志修纂工作,经过许多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西和其他省（市）、区一样,有计划地…     

精神文化入志的新创造——浅议《绍兴市志》、《修文县志》、《运城地区志》的精神文化篇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着人。文化是多元复合体,而直接影响人的素质的则是精神文化。经过80年代国内的文化热,人们普遍增强了文化意识,方志界有人提出了“方志文化”新概念,主张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和修纂方志。因而近几年出版的一些方志,除了通常说的戏曲、电影、电视、文学、艺术等文化事业外,还注重以学术、思想、信仰为主的精神文化。     

劳己逸人的古籍整理新典范——《续修安顺府志》审读意见书

余曩昔检读贵州地方志书,于安顺一地尤有所注意。盖其地开发甚早,又当滇黔往返大道枢管,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安顺府（州）志之修纂,虽可溯至明代,见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征引者,可考者仅数条,大多则亡佚。今存者仅成丰《安顺府志》及民国《续修安顺府志》两书。故整理现存文献典籍,实为今日之急务。     

大典本《维扬志》考

缪荃孙认为,《嘉定维扬志》等六种大典本是四库馆臣辑出而为《四库全书总目》失收者。这一观点在四库学及《永乐大典》研究者中影响颇大。事实上,《嘉定维扬志》应为大典本《维扬志》,并不是四库馆臣辑出的,而是阮元于嘉庆十四年冬在全唐文馆中辑出的,包括:《通州志》一本、《嘉定重修真州志》一本、《嘉泰广陵续志》一本、《宝祐惟扬志》六卷(两本)。这四种方志均为明初扬州府所属地区的方志,故均收于《大典》"扬州府"中。阮元从《大典》中将这四种旧志辑佚出来,以作为扬州府之宋代旧志。道光二十三年(1843),大典本《维扬志》因阮元家遭火灾而被焚毁。至于缪氏提到的其他五种大典本,可能多为四库馆臣私辑之大典本,而作为私辑之大典本,当然也不会被《四库总目》著录。     

王昶与青浦方志文化

青浦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县以来,历经置废、析分,但县志的修撰却从未中断。至今先后有万历、康熙、乾隆、光绪、民国五种版本县志传世。其中,乾隆《青浦县志》的总修即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领袖王昶。在《青浦县志》编修过程中,王昶既从“作史者必考之志”的理论高度思考志书修纂,促进方志理论创新;又在实践中注重从编修组织分工细化到编纂体例结构创新全过程。王昶作为志书总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构建青浦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助推了青浦方志文化的承上启下发展。     

中国方志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构想

目前方志界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古旧方志散布各地,年久破损,难以持久保存;另一个是新方志修纂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但志书的利用率却很低。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图书馆方案的产生,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带来了契机。本通过对志书资源特性的考察,结合数字图书馆理论,提出一个建设方志数字图书馆的简要方案,即通过制作数字格式志书、加工生成专题库、在线发布和阅读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方志数字图书馆。     

续修志书"越境"记述的几点思考

“越境不书”是方志编纂的传统理论,但第一届修志时,一些方志专家对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对方志之“方”认识不同。续志时要不要坚持“越境不书”这一传统理论,需要进行全面的思考和研究。下面,就“越境而书”谈几点看法。     

《永乐大典》收录扬州方志考略

扬州历来是人文发达的地区。最早在汉代即已修有志书,即东汉王逸所撰的《广陵郡图经》,此后晋、隋、唐诸代均有志书。至宋代,志书的修撰及其体例均臻于完备。明清时,扬州志书的编纂则更具规模。《永乐大典》是明代的大型官修类书,其中收录了4部扬州方志,分别是：《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扬州府志》和《扬州志》,这4部方志均为宋明时方志,原志均已佚失。借助《大典》保留的佚文,方可略窥诸志面貌。本文拟以佚文为线索,对此4部方志加以考证,或能对扬州地区的古方志研究而有所裨益。     

谈广西古代和民国时期方志理论要点

首次对广西古代和民国时期方志理论要点进行较全面归纳和梳理。全文分明代、清代和民国三部分。认为,宋元是广西方志理论研究的滥觞时期,明代是广西方志理论研究的发展时期,清代是广西方志理论研究走向纵深和成熟时期,民国则是广西方志理论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时期。     

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

通过对明末清初浑源州地方志、碑刻资料的解读,讨论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修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清政府通过对浑源州北岳祭祀的认可,顺应了民心,强化了士大夫对新政权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而地方官员和士大夫通过州志、山志的修纂以及御香亭等祭典设施的营建,表达重建地方秩序和重构清王朝的国家认同。而地方社会通过对清朝国家认同的表态,获得了王朝给予的惠政,从而攫取了实际的地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