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晚清厘金

郭嵩焘首倡开办湖南通省厘捐,并推广湖南经验,先后在山东、江浙、广东等地整顿厘务,以裕军饷。1864年,他强烈反对停厘撤卡,平息了沸沸扬扬的罢厘之议。使英期间,他坚决主张停废各省厘捐,仿行西方税法。可见,郭嵩焘在晚清厘金兴废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晚清基层民间慈善组织的筹赈模式

基层民间慈善组织,是指晚清时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义赈组织的分支机构,它归义赈组织所领导,并为之筹募慈善款项。围绕善款筹措这一基层慈善组织的中心工作,它们积极主动地设立组织、展开宣传、营造舆论,并且想方设法拓展善款筹措的渠道。为了更多地吸引各阶层人士的慈善捐输行为,基层民间慈善组织和义赈组织还运用了激励机制。这一慈善激励机制,主要由民间社会来运作,也有政府部门的参与。     

浅析晚清中国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情怀

晚清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情怀也表现得极为突出,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较同时代人更为深沉;始终以救亡图存为主题;包含有传统的排他性。这种民族主义情怀在挽救民族危亡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面对被侵略的共同体认——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发生缘由蠡测

赔款、外债造成的晚清财政负担最终转嫁到国民身上,洋货与洋企的肆虐使民众利益进一步受损,国人共同的维权诉求愈来愈强,从而在公司制框架之下,演绎了资本联合,共赴国难的历史活剧。从根本上讲,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是国人感受民族危机的结果,而不是"想象的共同体"。     

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预备“裁厘加税”,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加之清廷措置失当,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     

晚清法部的酝酿产生

刑部从隋唐开始设置后,一直是封建社会中法制制度的核心。进入近代后产生了许多弊端,有许多人提出对刑部加以改革。在清末新政中,将刑部改为法部是一项重要内容,是晚清政府对中央行政体制进行的重大调整之一,也是晚清官制改革中的一件重大事件。     

江南人在华北——从晚清义赈的兴起看地方史路径的空间局限

通过较为完整地勾勒晚清义赈的兴起状况,可以看出义赈兴起的基本行动态势是从江南到华北,即江南社会自发动员起来并深入华北灾区开展社会救助,同时其行动意识则保持了对江南地方性的高度认同。这种行动态势和意识表达了一种“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逻辑,从而对通常地方史路径的空间观提出了挑战。那就是,要改变以往地方史研究缺乏整合的状况,一个重要着手点就是改变将地方空间作为孤立实体的做法,而应更加重视不同空间的互动关系。     

晚清华侨视学:意外的王朝"掘墓人"

论文论述了晚清政府海外华侨视学制度的缘起、实施和成效。20世纪初期,清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进行教育改革,派员前往华侨聚居地开展视学活动,并在学部官制改革中设置视学官,奠定了近代华侨视学制度的基础。晚清华侨视学在一定程度上振兴了华侨教育,为当地侨民的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海内外民智的觉醒,加速了清朝的覆灭。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民初华侨回国参政

民国初年 ,经过激烈的讨论 ,海外华侨在中国取得了参政权 ,华侨在民国政府中从此具有自己的正式代表。华侨回国参政制度的产生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华侨的国民身份 ,现代意义的、以中国国籍为特征的华侨正式产生。民初有关华侨回国参政的讨论 ,加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国民等观念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与推广 ,华侨对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乾隆年间甘肃捐监冒赈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三月,甘肃循化厅伊斯兰教内部老教（华寺门宦）和新教（哲赫忍耶门宦）的矛盾深化,陕甘总督勒尔谨派兰州知府杨士玑领兵前去弹压,激起哲赫忍邪门宦民众的义愤,他们在阿訇苏四十三的率领下杀死了杨士玑等官兵。官府将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捕至兰州,另一首领周阿訇捕入河州。苏四十三率领起义的穆斯林,攻下河州,救出周阿訇,直逼兰州营救马明心,布政使王廷赞杀死马明心,义军攻城愈急。乾隆帝一气之下,撤了勒尔谨陕甘总督之职。任命和坤前去督战失利,又命阿桂率四千兵征讨。     

孙中山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

论文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孙中山政治动员的构建与华侨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阐述了华侨民族主义的跨国互动之于中国社会政治的意义。认为没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就不可能有华侨的革命参与。孙中山政治动员的构建与华侨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形成息息相关。孙中山一生所致力的跨国的政治实践,其意义在于促成了祖国政治的根本改变和进步;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在这种政治动员的推动下,实现了他们的本土回归运动和祖国改进计划的愿望。     

郭嵩焘、曾纪泽与晚清侨务——以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为个案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华侨问题逐渐受到晚清政府重视。其中,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曾纪泽堪称代表。他们既表现出对华侨问题的卓越见识,又参与了在新加坡的设领护侨实践。经过二人的先后努力,清政府驻外的第一个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得以建立、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广大东南亚侨民之利益。郭嵩焘、曾纪泽对晚清侨务的贡献颇受肯定。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本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丰富和扎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深入、细致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本书以开阔的视野,把义赈活动置于晚清社会变动关系,     

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

光绪十五年,江苏的苏属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之前曾在华北等地举办义赈的苏州绅士谢家福发动各方力量举行义赈。他号召大批外地绅士前来协助,与本地绅士一起,共同举行散发钱物、以工代赈和掩埋尸棺等赈灾措施,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义赈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将江南绅士在以往外地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益,从而保证义赈活动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此次义赈还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晚清政府的非洲华侨政策：评价与反思

针对晚清非洲华侨政策的研究中几个争议较大或有所不足的问题,提炼出三个总体观点：客观成效不能完全否定主观努力;个体不能代替整体;招工费的具体分析。认为在对非洲华侨政策上,晚清政府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和进步性,如对主权的意识,对国际法的重视,对华民称呼的改变,部分出于对民生的关注而主动输出劳务,在外交上的主动争取等等。但限于国力和关注重点以及外交技巧上的多重束缚,晚清政府的非洲华侨政策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     

晚清政治与新史学

晚清政治的变革对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挽救民族危亡的意识和政治启蒙的需要唤起了史学革命,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文化为新史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政治改革不仅为新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190 7年至 190 9年张之洞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 ,直接负责清末兴学国策的制定与实行。在他的主持下 ,学部于积极推动普通和实业教育的同时 ,提倡保存国粹 ,继续奖励学堂出身 ,办事方针出现从锐进而缓行、由创新而复古的变化。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可见湖北与直隶的门户立异和人脉渊源 ,对中央教育行政的决策乃至近代教育发展的进程与样态影响至为深远。     

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同乡与侨乡：广东华人、华侨学术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

由新加坡广东会馆主办,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协办的“同乡与侨乡：广东华人、华侨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5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礼堂举行。新加坡各界华人、专家学者2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来自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华南师大、暨大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一行7人应邀出席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