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对新方志学的贡献

史念海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新方志编纂事业和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史念海在1949年之后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利用方志文献,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新方志编纂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史念海对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史志关系、方志的性质、新方志的编纂方法、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新方志学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新建议,从而为丰富和发展新方志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

自1980年开展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新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以旧方志学为思想理论资源,伴随新方志编纂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升华不够、学术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没有形成成熟概念与逻辑体系,学科地位不高等欠缺。要进一步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要加强方志理论研究,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三要强化方志学学科建设的保障措施。     

山西旧志整理与研究

山西的旧方志是山西省重要的历史化遗产,是研究山西政治、经济、军事、化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回顾本届修志工作,无论新方志有多少创新和发展,都不是凭空从天而降的,而是旧方志的继承和发展。而如同旧方志编纂理论始终处在不断发展中一样,新方志理论仍然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方志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真搞好旧志整理工作,不仅可以为摸清地情,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化建设服务,而且可以为编纂新方志创造良好条件。山西在历史上,就有翻刻旧志的传统,但大规模的整理旧志却是在本届修志工作开展之后兴起的,所取得的成果超过了明、清和民国的总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再论方志属性与方志学学科建设

文章认为,目前越来越多的方志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方志的专门性和方志学的独立性,编纂专门的地方志书,建立独立的方志学科体系,正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文章重点谈了如何建设和发展方志学科:一、应深入开展方志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要和志书编纂结合起来。二、建设一支精干的方志学理论队伍。三、尽快进行方志学学科立项。四、围绕方志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组织重大项目攻关。最后指出当前方志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方志性质诸说梳

方志的性质如何定义?这是方志界历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至清代,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旧派与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新派,即方志地理说和历史说两派之间的激烈论争。本届修志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不断加深,1991年安徽省岳西县王晖同志发表《论方志性质》一文之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又激起了新的波澜。方志性质的正确论定,对于新方志编纂的指导,对于新方志学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人以为:“方志性质,是方志学理论基石,是修志者职业活动的指针。”有人论定:“对方志性质的论断,是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础。因为,对方志性质的认识,是对方志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是研究方志学理论的一个基础,从根本上指导和决定着对其他理论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方志性质的正确认识和论定是如此重要,因此,本文对有关方志性质诸说予以梳理,以期大家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方志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推动新方志学的创建。     

2000年以来台湾的方志学研究

台湾地区的现代方志学研究始于1945年,2000～2010年间,台湾期刊发表了相当多的方志学论文,同时与方志学相关的著作成果亦是非常丰富。台湾方志学研究内容包括方志发展史研究、方志学史研究、方志文献整理、方志编纂研究、方志应用研究、方志批评等方面。台湾学术界对方志学的研究颇具特色：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以台湾为主;研究的内容尽管没有大陆广泛,但对方志学的核心分支学科已多有贡献;由于方志学研究的实践性强特点以及台湾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围绕“二战”后方志编纂形成的论文是台湾方志学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者成了方志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给方志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与新方法,方志学科的交叉趋势日益明显。     

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

3月27日,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前所长、本刊创办人史念海教授逝世5周年纪念日,为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深切怀念,谨将先生遗作《方志门槛内外的徘徊》发表于此。此篇遗作为电脑打印稿,乃在整理先生书稿时从先生书箧中检出,尚未见发表。从文中所述推测,当作于1997年前后。先生在文中详细追述了自己从事方志学研究的历程,以及与张国淦、朱士嘉、梁寒冰等老一辈方志学家的交往,并再次申述了自己有关方志学理论和实践的见解。先生强调:“方志记载的事物,不仅记载其现象,还应记载其演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再进而探索其演变和影响的规律,这样才能发挥方志的更大作用。”先生在我国方志学理论研究和新方志编纂实践中的地位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先生却一再说自己仍然是徘徊在方志的门槛内外,自己的种种设想只是刍荛之言,于此可见先生的学问人品和道德文章。抚今追昔,先生音容宛在,我辈当以先生为楷模,时时自省之。     

新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新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郭凤岐一、理论研究的特点新方志学理论研究是随着新方志编纂兴起而发展的。新方志编修取得了巨大成果,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十分活跃的状况。编修新方志,建国以来进行了三次启动一次高潮。其高潮是８０年代开始到现在,这也是理论研究的...     

不能从学科属性来判断方志的性质

方志的性质,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方志学理论的基石。自古以来,对方志性质问题的论说很多,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研讨尤为热烈。     

2022年方志学理论研究综述

2022年方志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取得很大进展,本文从方志理论研究、方志编纂工作研究、方志事业发展与实践研究、方志史与方志学史研究、志书研究与整理、方志人物研究、地方年鉴研究七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发现本年度方志理论研究与方志工作研究具有时代性与创新性的特征,研究成果丰硕的同时,仍然存在着研究模式僵化、理论与实践割裂的问题。因此,需要完善方志学理论体系,加强方志人才培养,促进方志工作者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沟通,理论结合实践,创新发展途径,以助力方志事业服务新时代、迈向国际化目标的实现。     

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

我国方志学,是一门历史相当悠久的学科。它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它本身的理论体系和具体内容,主要是研究地方志的性质,方志的编纂宗旨和编修原则,方志的结构和体例,方志的类别和各类方志的作用(社会效益),方志的编纂方法以及方志的整理和利用等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从此以后,许多有关方志学的论著,几乎都唱同一个调子,把章学诚作为中国方志学的创立者,认为中国方志学形成于乾嘉时代。其实,这是一种传统的偏见,必须重新加以鉴定。     

方志与我国地震历史资料的编辑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就非常重视方志中地震历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其中辑录出的许多资料为分析各地地震的分布特点、演变规律、地震烈度等提供了重要参考。20世纪70年代,各省区整理的地震资料汇编成为新时期我国方志学兴起的萌芽。80年代末,地震志逐渐成为许多方志编纂中增列的新类目,这不仅为我国今后抗震救灾工作留下了许多可供借鉴的资料,也逐渐成为方志编纂的重要内容。     

试论新疆乡土志对方志编纂实践的传承与发展

清末,就全国乡土志编纂而言,新疆乡土志编纂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国家范围内的乡土志编纂安排和实践中,表现出对普通方志强烈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编纂思想、列目安排、方式方法,以及内容辑录等方面。从方志发展的视角来看,新疆乡土志的编纂实践,无疑是一次对方志实践与理论的传承和发展,必然对社会主义新修方志工作和方志学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晚清湖北修志新、旧派争论——以两版光绪《麻城县志》的编纂差异为例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及其纂修《湖北通志》的实践对清中期以来湖北方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新思想传入,晚清时期方志编纂发生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视为近代方志转型的前奏。在该背景下,清末围绕着《湖北通志》的纂修问题出现了主新派和主旧派的争论。通志纂修以县志编纂为基础,通志纂修的争论往往在县志编纂中有集中的表现。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八年两版《麻城县志》在编纂理念、编排方式和部分内容上的差异可以视为是这一时期相关变化、争论和分歧的缩影。通过对两版县志编纂差异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方志编纂者如何对新、旧派理论进行调和,亦可以为我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方志学转型问题提供案例和线索。     

傅振伦与方志批评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方志学研究大家,一生致力于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研究,方志批评是其重点着力的研究方向,造诣颇深,成就卓著。傅振伦善于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方志批评,并有诸多关于方志批评的标准。傅振伦方志批评的特点体现为敢于批评名家名志、提倡经世致用、勇于自我批评。傅振伦作为方志批评大家,对中国现代方志批评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旧志整理与出版概况

从目录编纂、影印出版、点校和数据库4个方面,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旧方志的整理与出版概况。尤其是对旧方志的整理影印,细分为"中国方志丛书"及台湾旧志出版、"中国地方志集成"、以收藏机构命名的方志丛书、新编区域或地方丛书、专志汇刊与分类编辑、大型综合文献里的方志、其他类型旧志影印七大类,进行了集中展示,对了解、利用和研究旧志,编纂新方志有一定指引作用。     

方志性质研究要厘清一些基本概念

方志性质,是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加强方志理论建设,提高第二轮修志质量,促进方志事业长远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梅森先生说：“人们在运作任何事情、事业之前都应该了解被运作对象的特征和性质,地方志工作也应该如此。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已进行了20多年,     

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

一、方志学应还其本义。“方”即地方、区域,“志”兼有知和记的双重意义。方志学是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的科学。我国方志学历来就主张记述一方,必须认识一方,即主张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二、本届修志热潮的出现,是以区域研究的客观需要为背景的,中外区域发展研究的崛起,其相互影响,将促进我国方志学水平的提高。三、方志学具有高度务实的品格,必须以地方志为依托,要研究地方志和方志编纂学,但方志学仍应以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四、方志学的理论框架以“区域”和“发展”这两个概念为基础。“区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人类生存和活动一定空间的抽象。方志学的“发展”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的、任务和方法论的全部内涵。方志学主要研究如何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般规律,它统辖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目录学、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等学科。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把方志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方志工作者要勇敢地承担历史赋予的开拓性任务。     

方志结构及编纂原则

一、地方志是记述和反映一地发展变化的资料性文献。方志结构随着区域社会发展而逐渐演变,我国方志结构导源于先秦图籍,孕育于两汉地志,成型于《越绝书》和《华阳国志》,隋唐方志直追先秦两汉,宋元方志体例结构趋于完备,明清是旧志高峰期,民国方志可视为从旧志到当代新志的过渡。二、当代方志结构的基本走向是,方志主题受到重视,方志框架内网络化发展,定量记述加强,动态记述手法逐渐推广。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区域主体性、资料真实性、编纂科学性、记述动态性语言表达的美学要求以及书写规范性原则,认真研究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能益多师,因创并举。 我们在《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一文中,提出力志学的新概念,即方志学应以区域经济和杜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在这种研究中;要以占有一地区全面资料为前提,因而必须依托地方志,以编侈地方志为已任;地方志是记速和反映区域发展的资料性文献,方志学是研究区域发展的基础科学．根掘这种新概念的方志学观点,进而阐明方志功能决定结构,结构产生功能的原理①．这就是,社会需要（即反映与研究区域发展的需要）,规定方志功能,方志功能影响方志结构;方志不断完善自身结构,提高其功能,以满足社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