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人类学视角下的审视与回顾

对近现代以来东昌府木版年画相关研究予以梳理与回顾,就不难发现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双重转变。就内容而言,发生了从偏重艺术本体向强调艺术主体的转变,并将之与更广泛的年画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就方法而言,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仅收集了木版年画方面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单纯历史文献研究的不足,也启发了新的研究视角与多元化路径的探索。     

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这一名词开始频繁在国内报刊出现,既有学者大力倡导,亦有学者相当怀疑。①近代史学界对此亦有回应。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学术史的维度,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其间对历史学引入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有诸多分析与讨论②,张佩国则直接使用“历史人类学”一词,出版了他的专著《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③。那么,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史学界的出现对近代史研究可能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新世纪的中…     

中国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对田野考古工作中由地下出土的我国古代居民的遗骸进行种族人类学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末为草创阶段,主要研究工作由少数外国学者进行;５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末是该项课题研究的发展阶段和原始资料的积累阶段,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成为该项研究的主导力量,古人骨标本的积累迅速增加;自９０年代初以来本项研究进入方法论的变革阶段,分子人类学、牙齿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推广,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此外,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也是该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     

哈佛大学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一份旁听报告

本文以2007—2008学年哈佛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华琛教授开设的课程、凯博文教授所做的学术报告为核心,结合相关论著,展示了哈佛在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进展的片段。核心内容是华琛的饮食文化与全球化研究,凯博文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缤纷多彩的研究项目和研讨活动、多样化的课程,催生了一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生力量。     

汉学与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变异的概观与评介

我说过“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然而补救的办法近在咫尺,如果允许我再引述我的一些其它看法的话,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到这一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首先离开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进入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     

陶寺居民人类学类型的研究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其发掘工作始于1978年春季。根据遗址主要内涵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初步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个地域性变体,定名为“陶寺类型”。遗址还包括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战国、汉代以及金元时期的遗存。经C14断代校正,“陶寺类型”遗存的年代为B．C．2500—2000年。陶寺墓地位于遗址东南隅,根据目前勘察,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这处墓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1978年秋季开始发掘,至1980年底,已进行了五个季度的田野发掘工作。     

民俗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

历史学的人类学化或“人类学转向”,是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长期互动并相互促成研究视野与方法转变的一个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在所谓“后现代”思潮中对传统学科体系和研究规范进行全面反思与重建的大背景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阵营中“科学性”一向受到怀疑的两门学科——历史学与人类学,开始逐渐向对方靠拢。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分别成为各自学科转型的主要趋势之一,两     

李亦园教授与东南亚华人研究：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

李亦园教授是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 ,李教授以其多重学术视野和学术贡献以及博大的人文关怀 ,推动台湾的许多人文学科的创建和发展 ,对中国文化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本文阐述李亦园教授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训练及其学术贡献 ,重点阐述李亦园教授从人类学的视野对东南亚华人研究的重要成就与贡献。     

体质人类学与古代社会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资料的不断丰富、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融合程度大大加深。体质人类学已不再单纯研究古今人类的体质特征及其起源、演变规律,而是开始转向研究古代社会、阐释社会复杂化进程。考古发掘的人骨资料是体质人类学     

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策略：饮食人类学的研究

饮食是探知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通过回顾和检视近百年来的相关重要文献不难看出,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知识源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曾在猪肉、昆虫、牛肉等食品的地方消费实践研究中贡献出了真知灼见,这个研究策略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科学认识价值和理论工具意义。全球饮食领域的新景观,尤其文化经济的出现,也使得该策略面临着挑战。     

人类学语境中的“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

在人类学的语境中,民间信仰的概念界定虽具动态性,但却有约定俗成的研究范畴。基于此,关于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相关议题：民间信仰与现代化,民间信仰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学者们在不断拓展民间信仰研究内容的同时,也在寻求研究范式的转换,这表明在人类学语境中,民间信仰研究已有共同的问题、方法和学术取向,初具学术范式的意义。但是,在“非遗”之后的民间信仰研究要获得进一步学术推进,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分析框架,深化问题意识。     

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地域文化研究要注意的一个理论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全面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其对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影响相对较迟,而“范式转换”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对多样性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地域文化研究要注意的一个理论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全面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其对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影响相对较迟,而“范式转换”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对多样性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本质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它引起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取向代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社会取向,从而导致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与写作实践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本文探讨了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过程,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兴起,以及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过程及其理论诉求。     

宋元外销瓷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宋元时期外销瓷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外销瓷的研究逐步走成系统化、成熟化。本文将我国宋元外销瓷的研究史分为两个阶段,并对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作了简要的评价。同时,对于瓷器外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与展望。     

姓名的人类学研究

姓名是一种分类系统,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和社会实践密不可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重要的社会功能。姓名是一种物象,不仅有"物质外壳",也有社会意义;不仅用来指称,也描述特征。它是象似、标指、象征的一体交融。姓名的人类学研究涉及社会分类、社会记忆、政治操控、经济和政治交易、国家治理,也涉及如何造就和培养社会人。     

我的人类学情结（上）

我虽然不是人类学的科班出身,而是“八十岁学箍桶”,“半路出家”。但是,我对人类学的兴趣却是与日俱增,对推动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的了。     

人类学视角下的祖先崇拜研究述评

祖先崇拜在人类学研究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国外对于祖先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早期是对祖先崇拜起源问题的探讨,后发展到对其社会功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转而探求其在人类文化背后的诉求,关注其过程与变迁以及不同地区祖先崇拜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国内对于祖先崇拜的研究,学者们则是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第一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探讨汉族祖先崇拜的社会功能和结构特点;第二是以史料及考古文献为基础,探讨祖先崇拜文化在中国的源起和发展;第三是采用个案的方式探讨国内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祖先崇拜文化。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学界在西北边疆史地文献整理、西北边疆经略与边疆管理、西北边疆民族史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改变传统的研究路径,全面、系统、综合地研究西北边疆财政、边疆民生、边疆生态、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边疆民族地区对国家认同等问题,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需要认真对待和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