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

本文以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为中心,将他置身于所处的时代,叙述其五次科考、舌耕二十年、亦农亦商的一生。文章尝试打破“问题意识”的常规,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勾画清末内地乡绅生活变迁的轨迹。     

一位英国学者对刘大鹏的研究——评沈艾娣《梦醒子》

刘大鹏是清末民初山西一位乡绅,一生著作颇丰,尤其所著《退想斋日记》记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所闻所见及其感受,英国学者沈艾娣通过对刘大鹏生平经历及其著作的研究,进而观察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困惑与转型之痛。     

《晋水志》:乡绅刘大鹏和他的方志世界

正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界,刘大鹏这个人物很有名气,这主要得益于他从三十四岁(1890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临终前都笔耕不辍,连续写了五十一年的日记,直至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去世。其日记共有200册,并题为《退想斋日记》。在这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记中,刘大鹏根据耳闻目睹的亲身阅历,记载了相当丰厚珍贵的社会史料。既有当时当地农村的气候、     

潜园居士刘大鹏

刘大鹏先生,字友凤,是著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甲午科举人,此后三试不第遂隐居乡里,专注于晋祠文化,编撰《晋祠志》、《晋水图志》、《柳子峪志》、《明仙峪志》、《汾水河渠志》等著作,并写200多万字的《退想斋日记》。《潜园记》是先生众多遗著中的一篇杂记短文,记录了先生关心乡梓文物古迹,"潜以韬光,待而大鹏展志"的心态变化,"潜非本意,怀才抱志,报效国家才是真心实意"。     

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

本文是对房德邻先生、贾小叶先生论文的回复。其中引用了总理衙门章京上书、刘大鹏日记以及"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等材料,并解读《直报》的报道,进一步说明本文作者在《"公车上车"考证补》中的论点。本文还指出了史料解读的主观性及史家对史学的应取态度。     

國家固書舘出版社重点新书推荐

正(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全六十册)精装16开定价:36000元2015年12月出版本书选录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28种,其中元人日记1种(《郭天锡日记》),清人日记27种,如吴骞《兔床日记》、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英和《奉使陕甘日记》、翁心存《知止斋日记》及其孙翁曾翰(翁同稣嗣子)的《海珊日记》,又有文学家方玉润的《心烈日记》《星烈日记》,版本目录学家莫友芝的《郘亭日记》等。     

晋祠喧嚣:声音记载的乡村社会——以《退想斋日记》为例

感觉史是社会史中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诠释历史。声音具有时代性,是时代的符号,通过声音感知历史,反映社会变迁,未尝不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本文将主要从听觉的角度来研究《退想斋日记》,通过对作者所记录的声音反映出来的种种现象,来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印谱之冠 印学之宗——《十钟山房印举》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正《十钟山房印举》形制浩大,成谱过程数易其稿,"世无完本,亦无定本"。因此,要想研究!斋考订、编纂印举的思想,稿本、批校本便显得弥足珍贵。经过研讨会汇总,目前可知《十钟山房印举》的稿本、批注本共有五套,分别集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嘉德此套稿本,系拍场首见。     

查慎行《南斋日记》考证二则

南书房制度递嬗、人员变迁及日常运行情况于清史研究至关重要,而相关研究所能依据的文献极为鲜见。查慎行《陪猎笔记》、《南斋日记》不仅对查慎行研究是极可珍视的第一手资料,对南斋制度研究也极其重要。《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发表了对《南斋日记》稿本的介绍文章,于相关研究有所助益。但由于稿本文字漫漶、行草率意,使相关介绍存有缺憾:一是将日记稿本写作时间由康熙四十三年误成康熙四十六年,以致所论史事与史实南辕北辙;二是将张廷玉的始入直时间误成查昇的,并颠倒了查慎行、查昇的叔侄关系。为免误导,特加考证。     

《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龠禾)对日记的删改

晚清重臣翁同的《翁文恭公日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日记之一。该日记于1 92 5年影印出版后,便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到2 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根据影印本标点整理的排印本。在近代史研究中,翁氏日记始终被认为是重要的文献史料。然而,现在看到的影印本《翁文恭公日记》并非日记稿本的原貌,因为当年影印日记时主持者曾对稿本做过遮盖,通过这种处理方式删节了一些内容。也就是说,稿本中一些重要的内容和细节在现行刊本(包括影印本和以影印本为底本的各种标点排印本)中均无法看到。《翁文恭公日记》稿本由其五世孙、现居美国的翁万戈先…     

季羡林大学时代的作家梦

《清华园日记》既是季羡林对于自己清华园生活的记录,也是他对自己和周围人的创作生活的记录.从大四这一年的日记来看,虽然同是"清华四剑客",季羡林(1934年外文系毕业,是为"第六级")当时的状态,和吴组缃(1933年中文系毕业,是为"第五级")、林庚(1933年中文系毕业,是为"第五级")、李长之(1936年哲学系毕业,...     

张棡《杜隐园日记》中的地方戏剧史料

稿本《杜隐园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研究清末民初温州地方史的一部重要文献.《日记》的作者张棡(1860-1942),字震轩,晚号杜隐园老人.浙江省瑞安县莘塍镇汀田里人.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太原乡绅阶层——以刘大鹏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本文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考察近代社会转型期太原乡绅阶层角色、职能与地位的嬗变。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的乡绅阶层,其角色和在地方社会中的职能也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体现着新旧交织的特点;其地位并未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彻底衰落,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并未被完全触动。     

论刘大鹏的修志实践

刘大鹏是清末民初山西著名的乡绅和学者。2014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朗诵了刘大鹏所作楹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刘大鹏曾编修《晋祠志》《晋水志》《汾水河渠志》《柳子峪志》《明仙峪记》等志书,尤其是《晋祠志》,其修志理念和实践对现在编修专业志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

许衡和刘因是元朝前期北方两大理学名儒,但二人的关系却有些微妙。刘因有一篇文章《退斋记》,不点名地严厉批评当时政坛上的一位大人物,一些学者猜测其批评对象就是许衡,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退斋记》确系影射许衡之作。许衡在元初政坛屡出屡退,《退斋记》对他的批评有一定根据;但《退斋记》将许衡的行为指斥为“老氏之术”、“以术欺世”,则是求之过深,责之过苛,反映出刘因对许衡怀有很强的误解和成见。这种误解和成见,与刘因个人的经历、性格、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朝统治下汉族儒士生不逢时的悲剧命运。     

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的文史价值

赵烈文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时期最为倚重的机要幕僚之一,其《能静居日记》为著名的晚清日记。本文考察他的另一部尚未披露的《落花春雨巢日记》,该日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共有赵氏稿本、能静居钞本、南京图书馆钞本三个版本,而其中以能静居钞本最为完整。该日记记录咸丰二年(1852)至咸丰六年(1856)间,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的赵烈文的乡居生活,如最后一次赴江宁应试、太平天国兴起及与湘军在长沙、武昌、南昌等地的攻战,以及受曾国藩聘,第一次赴南康大营的始末与细节、在家乡参与绿梅庵词会的文学活动等等,内容与《能静居日记》适相衔接,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对话《曾国藩》之一文章未立:曾国藩晚年的遗憾

曾国藩的日记是否有斧凿的痕迹 欧阳斌(以下简称欧阳):非常荣幸第一个得到《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这部新书. 唐浩明(以下简称唐):确实是送出去的第一本. 欧阳:曾国藩日记对你写作小说《曾国藩》有哪些帮助? 唐:很有帮助.第一,日记毕竟是曾国藩对自己一天所思所想所行的现场记录,我们今天只能借助这些第一手资料才能真正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第二,你可以借此揣摩出他平时说话的语气,习惯于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等等.文章、诗词都是反复修改后的产物,即便是写给子弟们的信,我想可能都经过修改,但是日记不会.日记是当时氛围下的一种记录.平时讲话就是这种语气,思考问题也就是这种方式,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从哪个角度切入等等.     

论1927年蒋介石的访日问题

1927年8月12日,因宁汉合流、北伐失利等事,蒋介石不得不下野,辞去北伐总司令一职.返乡后,蒋介石仍未停歇,不断接见党内人士,并赴日游历,拜访日本朝野要人,尤其与日本总理大臣田中义一的会谈,最为重要.透过《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外务省记录》等资料的比对,可纠正过去对1927年蒋介石游历日本的误解,并理解蒋介石坚持北伐、回避满蒙问题的做法,实出于中日力量悬殊的现实.     

“非农化”趋向与乡村危机的另一面相——基于《退想斋日记》(稿本)的一个学术思考

《退想斋日记》详尽地记述了乡村“非农经营”情状,也大量描述了乡村危机的情势。一方面,“非农化”趋向并非20世纪30年代特出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该地方经济衰败、民生困窘,也是一个持续演进的长期态势。“非农化”稳定发展的态势与乡村危机相伴而生且相互关联,成为晋中地域乡村社会演进的重要特征。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即深入揭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从中国社会或经济内在结构中求得其规律性认知。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

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是一部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总目》稿本。本文的研究表明,此本与上海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所藏《总目》残稿原本属于同一部稿本,皆抄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修改下限为四十七年七月。将台图残稿与天津图书馆所藏稿本加以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弄清《总目》诸稿本之间的关系,明确其修纂过程中不同时段的调整、修改幅度,深化对四库学相关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