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情歌谣与《吴歌乙集》风波

1928年夏,钟敬文先生因为经手付印《吴歌乙集》而被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辞退,理由是该歌集中有“秽亵歌谣”。这一事件,使声势迅猛的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遭受重创,也是中国民俗学运动史上令人关注的事件,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只知有其事而未能悉其详。作者从顾潮女士处获顾颉刚先生未公开之日记,参照中山大学校史资料及相关文献,通过访问钟敬文先生,力求翔实地复述这段历史,并就《吴歌乙集》中的私情歌及其相关背景作一分析。     

表彰隐藏的光辉: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诞生于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歌谣运动,以《歌谣》周刊的创立和歌谣的采集及研究为代表,吸引了胡适、周作人、顾颉刚、董作宾等当时的优秀学人参加。歌谣运动受中西文化的影响与促进,实现了中国学术眼光向下的革命,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化登堂入室,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实证的比较研究法、传说的历史演进研究法、歌谣采集的田野调查法等现代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推动歌谣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歌谣研究理论的成熟、方法的运用、研究队伍的确立、标志性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新的世纪,中国民俗学还需继承歌谣研究的优秀传统,进一步促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神性的山歌

肇始于1918年的歌谣运动,是我国现代歌谣搜集和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期间的代表性著作,如董作宾《看见她》、刘经庵《歌谣与妇女》、顾颉刚《吴歌甲集》等,都无一例外地将歌谣整理成固化的文本,随后进行相关研究。抗战时期,出现了陈国钧《贵州苗夷歌谣》、光未然《阿细的先鸡》、陈智良《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等     

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始自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伴生物和组成部分,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场运动的初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人物,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周作人与顾颉刚便是其中的代表。     

西藏民俗学在腾飞

中国民俗学运动,自1918年初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到现在,已有76年的历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顾颉刚,钟敬文等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成立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等数十个大小民俗学组织,进行过民族民俗调查,出版过《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书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俗学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活动遍及全国,西藏民俗学活动的     

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

20世纪初年,日本汉学界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民国史学界有所影响。1920年代,"抹杀论"争辩余波转移至饭岛忠夫和新城新藏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论战,而国内正值"古史辨"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受东邻之影响,先后有不少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有史料显示,中国学术界不仅对日本提出的"抹杀论"并不陌生,而且东瀛汉学界这场持久论战,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顾颉刚作为近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领袖人物,亦了解白鸟库吉,并接触过其论著。民国学者的古史研究是整个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本土与域外存在学术上的互动关系。     

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

今年 5月 8日 ,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1 1 0周年诞辰。顾先生一生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 ,创辟路径 ,培育人才 ,对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我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专家 ,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为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准备于 5月 8日举办“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 1 0周年学术座谈会” ,后因“非典”疫情而改期 ,于 8月 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大型而隆重的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 ,顾颉刚先生故乡———苏州市政协…     

白寿彝与顾颉刚的学术交谊

白寿彝先生说 :“一九二九年 ,我考上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这是当时老一辈学者相当集中的地方。陈垣先生、张星先生、郭绍虞先生、冯友兰先生、许地山先生、顾颉刚先生…… ,都在这里。一下子能见到这些前辈 ,这件事的本身就使我大开眼界。”① 当时顾颉刚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历史学系教授。白先生和顾先生开始联系 ,是 1 92 7年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时 ,那段时间白先生对哲学和民俗学有兴趣 ,于 1 92 9年夏编辑出版《开封歌谣集》 ,发表论文《孔子哲学》、《孟子哲学》等。到燕大后 ,和顾颉刚先生直接接触起来了。…     

“吴歌”：诗化的江南民间歌谣

<正>顾颉刚在《吴歌小史》中说：“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指吴语方言地区）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吴歌发源于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地区是吴歌产生发展的中心地区。吴歌流行于江浙沪地区,苏州的吴江、常熟、张家港等地都称“山歌”,如芦墟山歌、白茆山歌、河阳山歌、双凤山歌、胜浦山歌等。浙江嘉善地区称为“田歌”,上海青浦地区称之为“田山歌”。苏州地区的山歌分支,芦墟山歌传唱于苏州东南端汾湖流域,白茆山歌孕育于苏州常熟的东南部,河阳山歌以张家港的凤凰镇为传唱中心。2006年5月20日,吴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创始人之一。江苏苏州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读书、工作。曾积极参加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活动与《歌谣周刊》的编辑工作,并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与容肇祖、钟敬文等创立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会丛书。30年代在北平发起成立风谣学会,主编《民俗》、《民风》、《谣俗》等     

中国现代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与扭结——兼论顾颉刚先生对两学之贡献

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从传统文史之学中脱胎而出获得新生,渐次向现代意义之学科迈进。时至今日,由于归属不同学科,两学在肇始与开创之初的关联与扭结在各自的学术史书写中鲜被提及。选取顾颉刚先生早期学术活动作为个案,从其学术宗旨、治学方法、学术交谊等方面探知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在现代学科生发初期之互动情况,并兼及两学在古代学科渊源、现代肇始背景、当代研究交叉等方面的重合与扭结,阐明两者学科关联,希冀引起学界进一步的重视与对话。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存古:民初顾颉刚“保存唐塑”之倡导及其回应

民国初年,围绕顾颉刚先生倡导的苏州甪直保圣寺塑像保护问题,中国学者、日本专家、甪直地方乡董、教育部等多方卷入其中,形成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古物保护运动。最终,教育部出面解决此事。在运动过程中,针对顾颉刚"保存古物"主张,社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回应:学者专家的赞同推广、地方乡董眼中的"迂阔之举"与天文学者眼中的"破除迷信"。通过梳理、解读甪直唐塑保护运动过程中的复杂面相,学术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关系得以呈现。此外,该运动对今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     

解放前上海民俗学运动掠影

上海对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贡献是很大的。在1995年巴蜀书社出版我之《中国民俗学史》中,对上海的民俗学运动有简略的介绍。如：192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开辟“民间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胡愈之发表了《论民间学》;乐嗣炳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38册的《儿童歌谣集》;1931年叶德均在上海编《草野》的“风俗专号”;     

顾颉刚在民国时期方志编纂领域的开拓——以北碚志为中心

抗战胜利前后,坚信方志应随时而变的顾颉刚应邀主编北碚志。为编出一部以科学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方志,顾颉刚做了各种努力和尝试,将表、图、专志、文征等归类成编的编排架构,邀请众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参与编修,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提倡科学论文的文体形式,使北碚志的编纂在民国方志编纂领域呈现出一种有创有因的独特文化景观。尽管未竟全功,但北碚志的编纂成果以及顾颉刚在民国方志编纂领域的开拓,对于研究民国方志编纂动向,研究民国科学史和学术史,研究卢作孚与北碚试验,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