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语境"到"实际语境"——反思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追求

在所谓“自然状态”下进行田野考察曾经是并且至今依然是许多民族志工作者的理想之一。正如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所指出的:“在追求某一民俗形式的所谓自然语境方面,民俗学家们显示了顽强不懈的动力”。为了追求所谓“自然语境”(natural context),以便了解在不被民俗学家打扰的“自然状态”下民俗存在和表演的状貌,一些人会使用各种方法,努力使研究者“隐蔽”起来,以便使观察和访谈不影响或者尽可能少影响被研究对象的“正常”表演。     

《人类学家在田野》

<正>如同生活一样,田野中往往会出现冷场、无所适从等尴尬的经历。对于民族志研究来说,或许所遭遇的这些尴尬,正是发现问题的所在,但传统的田野作业往往忽视这一点。近三十年来,反思经典田野作业方法已经成为民族志研究反思传统人类学的重要思潮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田野过程甚至比作为其成果的民族志文本更值得关注。反思或呈现田野经历,展示学者与"那里"人们的互动过程,使读者从     

佳作赏析《人类学家在田野》

如同生活一样,田野中往往会出现冷场、无所适从等尴尬的经历。对于民族志研究来说,或许所遭遇的这些尴尬,正是发现问题的所在,但传统的田野作业往往忽视这一点。近三十年来,反思经典田野作业办法已经成为民族志研究反思传统人类学的重要思潮之一。     

田野中的身体:作为身体实践的田野作业

田野作业对民族志工作者来说本身即是一种具身性实践.田野作业虽然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调查者身体的在场,但早期的参与观察对客观性的追求遮蔽了调查者与调查过程中的主观性及研究者身份角色对调查的根本影响.通过把田野作业的方法和理论放入美国民俗学20世纪表演转型及其后的学术史脉络,可以发现田野作业方法变化中不同的身体在场方式如何与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变迁深刻关联,甚至与表演转型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从采风式搜集到参与式融入,田野作业对于学科方法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口头诗学与民族志

民族志的田野作业,通常指文化人类学家在异民族文化或本民族社会的亚文化的群体中展开的现地调查。这种活动通常是为了搜集异文化、亚文化的资料或实证一些假设。田野作业的设计是事先准备好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获得资料的最好的方法。因此访谈问题的设计很重要。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     

告别田野

西方人类、考古以及语言请学科fieldwork的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民俗学界,至今译法尚未统一,大致可分为田野作业、田野工作、田野调查、田野考察、野外考察、实地考察等几种译法。此后,田野作业被民俗学界当作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反复提倡,许多学者甚至把民俗学学科水平相对低下的原因也归结为田野作业数量和质量的不足。种种言说,把田野作业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无上的高度。     

劳作模式:民俗学关注村落生活的新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村落生活发生剧烈变迁,传统民俗事象也呈现出式微态势,在此情况下,如何转变研究路径以应对新情况,成为当代民俗学进行理论探讨时不可回避的学术问题。劳作模式是民俗学家刘铁梁在田野基础上,结合自身学术实践提出的探索性概念。劳作模式强调村民的身体经验和生活实感,注重村落生活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因此,在分析村落认同、社会变迁、生活意义等问题时,其能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同时,将劳作模式作为民俗学关注村落生活的起点,本身也自含了从强调民俗事象的结构性分析向强调村民主体及实践活动转向的学术旨趣。因此,在田野作业中,进一步挖掘和阐释此概念,可以为民俗学村落研究提供一个可行性理论视角。     

《苗族史诗》中民俗事象翻译的民族志阐释

《苗族史诗》以口传文本的形式在苗族跨地域、跨方言的文化共同体内传播。史诗承载着苗族远古历史的文化记忆,其中所包含的民俗事象铸就了苗族独特的文化世界。苗汉英三语对照、民族志深度翻译、置换补偿为史诗民俗事象翻译提供了可能途径与可行策略。只有将口承人、接受者和具体说唱场景构成的生态文化环境三者同时呈现和保存,活态史诗才能从文化标本的保护过渡到文化现实的动态传播。     

武术人类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新时期以来逐渐兴起的武术人类学研究,对相关方法与理论进行了持续探索,业已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重要研究进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学者需在悉心揣摩田野调查方法、探索民族志文本撰写的基础上,拓展研究思路,聚焦中国武术的核心议题,体现人类学研究对于武术文化自觉的研究价值,促进武术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体系化、本土化建设,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伊藤清司对《山海经》神怪的民俗诠释

神话与民俗密切关联.民俗事象与民俗活动是神话赖以存在、传承的裁体,神话是民俗活动的精神内核,通过民俗学的视角可窥测神话的意蕴.日本伊藤清司的《山海经》神怪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以西方文化人类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以交感巫术为依据,采用"以今证古"的方法阐释神怪内涵,以"形态标准"判别神怪类属,促使《山海经》研究由传统文献考证转向民俗文化阐释.其研究既有利于揭橥神怪的民俗文化内涵,也拓宽了《山海经》的研究视域.但其中亦有不足,如忽视民俗文化的变异性特征,忽略空间场域对文化差异的影响,甚至有过度阐释的现象.审视伊藤的研究,可使学界取长避短,从而助力于推进《山海经》的研究.     

民俗学者的田野介入与社会现实的再建构——通过田野调查构筑现实

田野作业通常被认为是作为理解的手段在当地直接搜集讯息。但实际上,田野作业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搜集讯息的手段,它具有与当地人共同再建构现实(reality)的合作协同这一特征。正是因为这一特征,我们能发现田野作业这一行为方法的优越性是其他研究手段所不具备的。     

都市社会调查方法与民族志写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的启示

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笔者试图从方法论的视角,将杨美惠的著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视为都市社会关系学的民族志研究范本,重点分析该书所论述的都市社会调查方法和民族志文本写作,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路径。     

医疗技术的改进与民俗传统的延续:江苏省沛县立春"戴春鸡"习俗研究

民俗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科技创新的影响,这种动态模式不仅可以为民俗的社会适应提供技术支持,有时也会导致特定民俗事象的衰亡。普遍流行于淮海地区的立春"戴春鸡"习俗就是其中一例。虽然这项以婴幼儿为主体、针对天花的预防手段明显具有民间信仰的象征性,却也反映了区域民众对某些特殊疾病的认知方式。作为一种跨区域习俗,立春"戴春鸡"虽未为人类非遗"二十四节气"所强调,但其所蕴含的防疫理念依然值得追索和传承,甚至可以借此构建地方性"传染病预防日",从而维系其存续力。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道士下山:乡村公共空间的共建与分化——以鲁中“锦屏山”的神圣建构为例

现代民俗学以村落空间为单元的田野研究,多指向村落内部的民俗事象,并以之寻绎村落社会内部的人际交往、文化实践及其耦合机理。然而,许多研究指出,村民的生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多种独立的、不完全依存的边界或空间构成。清初以来,全真道以鲁中地区锦屏山为载体建构起来的公共空间,使得区域社会呈现出了联村共治的实践策略和民俗智慧。"锦屏山"公共空间的共建与分化,映射出村落所具有的开放性特点,同时也展现出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脉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展与重构。     

民俗:人类学的视野——以甘肃临潭县端午龙神赛会为研究个案

民俗学是一门通过对历史传承的、积淀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信仰与文艺等方面进行研究来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现时生活关联的人文科学,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因此,对民俗事象的研究,不能只限于从一个角度单纯地研究民俗事象本身及其源起、传承与发展的过程,而应是把民俗事象根据它们所置身的社会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田野关系三个维度之分析

田野关系对田野调查搜集到的资料的信度与效度有着一定的影响。国内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田野关系,可以从族群关系角度分析,将调查者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不同的维度,即“本土本族”、“本地异族”和“陌生异族”之间的田野关系。不同维度的田野关系既有其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不利因素。通过分析不同维度上的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不同位置的调查者“我”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以及被调查者“他们”面对不同维度上的“我”时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及心态。对田野关系的认识,有利于调查者调整好田野关系,兴利除弊,使调查研究的事象更接近事物的本原。     

从“事象”到“情境”: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

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并表现出较为连续的发展脉络。整体而言,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一、1910s-1940s: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的女性民俗研究;二、1940s-1970s:阶级分析法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与研究;三、1980s-1990s:主体客体化的女性民俗研究;四、2000年至今:"情境化"的女性民俗研究。经此四个时期,女性民俗研究的关注点从对女性民俗事象的关注转向对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日常生活实践过程的关注,这意味着中国女性民俗研究开始以局内人的视角切入对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的关切。而这恰恰是当下的女性民俗研究存在的合理性之依据所在。     

探寻现代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

<正>在当下急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神话传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了探求这一问题,神话学者杨利慧带领着她指导的四位研究生: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历经十年,打磨完成了《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①一书(以下简称《现代口承神话》)。这本书值得用"厚重"二字形容,"厚重"不仅指其篇幅的丰厚②,也指体现在研究中的深刻思想与独到见解。全书以探寻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为己任,对神话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例如神话的界定、讲述人的分类、神话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等等,进行了全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