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科书的困境

尽管我就是一个语文教师,但是,在回答“语文教科书应如何编写”这一问题时,我感到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于是,我请教了在中小学干了一辈子的语文教师,他们的回答更使我感到语文教材依然处于困境之中。     

国民党“党化教育”中的三民主义:以民国时期中小学党义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逐步确立党化教育体制。本文旨在以民国中小学教科书为例,探讨在该体制运行中,三民主义课程的具体内容及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党化教育的起源",主要论述广东革命政府时期形成的、初步的党化教育制度。第二部分"党化教育体制的确立",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利用其执政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政策,最终确立了党化教育体制。第三部分"党义课程的内容",主要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例,论述三民主义课程的内容,及其在党化教育推行过程中的重要性。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三民主义的通俗化与党化教育的失败,并将对本文内容加以总结,得出结论。     

“自虐史观”与日本教科书问题

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以“自虐史观”与“自由主义史观”挑战“东京审判史观”的情况下，“近邻诸国条款”遭遇前所未有的逆袭。日本新生一代许多由于接受了不正确的历史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为所谓反对“自虐史观”提供了民众土壤。中国有必要与亚洲等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历史问题统一战线”，共同斗争，确保亚洲持久的和平和繁荣。     

日本学者声明——不能把历史教育委于歪曲史实的教科书

目前,围绕着“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以下简称编写会)的人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从2002年开始在初中使用),日本国内外发出了“强的逻辑贯穿始终”、“歪曲过去的历史”等担心其内容的声音。     

我们为什么谴责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

不久前,继1982年和1986年两次发生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后,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再次通过了由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的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并宣布这一新的历史教科书将于2002年开始在中学使用.这一消息再次激起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动向述评

20 0 1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扶桑社出版 ) ,因遭到日本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批判和抵制而被“零选用”。然而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远未就此结束。最近一段时期 ,“编纂会”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     

1978版教材：一抹新绿泛早春

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被公认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比这更早的改革之举,是编选了一年之久的“78版”中小学统编教材,它是在中国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时出生的,但它那焕然一新的面貌,无疑是改革早春的象征。今天,1978年版教科书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追忆它的出生过程,也许更能体会改革30年的艰辛。     

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商榷

中国史学界习惯上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史学家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清朝……     

美国教科书如何美化开国元勋

在当今美国,反对奴隶制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底线,然而美国被称颂已久的开国元勋们却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保护“国父们”的形象,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拼命将他们从与奴隶制纠缠不清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以下研究均据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现代本国史》对三皇五帝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肯定了上古传说的象征意义和上古帝王所代表的社会演进阶段。《现代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的表述基本相同。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式的指责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文化史学与台湾世界史学科体系——读台湾的三本世界史教科书

在台湾,由成功大学历史系主办的《西洋史集刊》（年刊）是岛内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世界史研究专业刊物,从中可看出台湾的世界史研究基本上是处于多种欧美史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这门学科可谓“舶来品”。而相对能够体现其世界史学科体系与学科内容之处则是依据1995年台湾“教育部”发布的《国民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课程标准总纲》和《高级中学选修科目历史课程标准》而编写的《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四册、《世界文化历史篇》和《世界文化史》。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于1930年代."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指中国境内独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三是指汉族.清末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汉、蒙、满并列"到"汉族"的变化,各族间的关系主要表述为斗争和冲突.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总体"的含义被重视,民族关系表述上,有"民族一元说"和"民族同化说"等方式,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和外族与汉族的同化.1930年代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注重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族的认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认识的变化过程.     

开辟语文学习的第二课堂

图书馆历来被赞誉为“知识的海洋”,中小学图书馆也被称为学校的“第二课堂”。语文教师带领学生走进图书馆这个大课堂,开展阅读指导课,作为课内学习的延伸,不仅巩固了学生课内所学知识,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积累,培养了学生的语感,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还提高了他们的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为培养他们的语文终身学习能力奠定了基础。     

百年来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侵略动机的书写

不同时期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战争叙事,分别基于某种解释而选择了不同的叙事内容,进而赋予意义加以书写和叙述。“教科书文本”只不过是对已发生之事的种种“解释”,而不是客观的“知识”,其中既有揭示,也有掩盖。百年来,以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时期为分界,在不同的权力制约下,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战争叙事尤其是侵略动机进...     

“编纂会”的教科书是如何被审定合格的

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缺陷甚多,虽经3次修改,但其实质并未改变。在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声中,该书居然被通过了。本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日本部科学省的责任。认为,部省给“编纂会”3次修改机会,是为“通过”而进行的审定。同时,以森内阁为首的政府部门和政治家们作出了诸多特殊的努力,也为“编纂会”教科书审定合格开了绿灯,最终致使如同装甲车、战车一样的“编纂会”教科书通过了审定。而一旦孩子们使用这样的教科书,后果将非常危险。     

台湾问题与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

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通过了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这本宣扬"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所谓新教科书,将于2002年在日本正式采用.这是公然对中国人民挑衅的政治事件,我们中国学者表示坚决抗议.     

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 ——兼论现代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伦理教育和伦理学,发生在清末十余年,它与新式学堂的开办、教育体制的相关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清末的新式学堂里,伦理教育的由来、课程设置、原则和主要内容,以及新式伦理教科书的翻译、编撰、特征等问题,一直缺乏专门系统的考察,本文不仅对这些问题作出探索,还以此为基础,对当时伦理教育的转型之发轫予以透视,以揭示伦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兴起时的诸多背景与特点.     

二十年代北京人的生活水平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1912～1919年间物价起伏不大;1926～1927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1912年为基数,到1926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25％和     

伪满洲国时期蒙古初、中等学校教科书的编辑使用情况初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伪满洲国在日军武力的保护下,对辖境内兴安地区的蒙旗学校推行了一系列教科书政策,还先后成立了相应的教科书编纂机构,对于教科书内容方面的设计也做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然而,这些政策规定在实践层面却遇到不少困难。虽然一些蒙古族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对于日伪教育宗旨和目标存在有意无意的消极面,但包括兴安学院在内的...     

冯玉祥关于改善小学教科书现状与陈立夫往来函

抗战期间,受大后方物质条件所限,国统区中小学教科书版本芜杂,印制不良,各界人士有关改善教本的呼声颇高,冯玉祥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改善教本即是其中一例。国民政府教育部有鉴于此,乃限令自1943年秋起各级学校开始采用部定统一教本,并指定七大书局组成“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以保证教科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