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

1995年初,笔者写了《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其宗旨之一就是切割（作为学生爱国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文的宗旨,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入剖析。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其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     

成乎，败乎？——“五四”世界语运动

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头戏,也难怪有人干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白话文运动（至1921年,白话文完全取代文言文取得了正宗的国语地位）。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的世界语运动,就鲜为人知了。尽管如此,世界语运动在“五四”也引起了不少波澜,《新青年》杂志就曾于1916年到1919年,为此开展过一场历时三四年之久的大讨论。本文就“五四”世界语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受挫原因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     

新文化运动中“新”字的含义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也直接成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九十多年了。但是人们至今仍在激烈争论这场运动的是是非非。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影响和意义之深远。我们探究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对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浅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意义,通过其历史背景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对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字突出分析并进行阐述。     

青春的责任与担当

因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更因为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勇气与担当,“五四”已然树起一面青春理想与奋斗的旗帜。     

“五四”的思想遗产

九十一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富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点。“五四”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提倡新文化、新文学,批判继承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理性吸收外来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史学文化大众化刍论

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真正迎来现代化曙光的历史阶段,学术界又一次掀起文化热潮。这次热潮,丝毫不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声势,甚而尤之。有学者称之为一场“知识的革命”在这场“知识的革命”中,原有的、新生的各种文化碰撞、争鸣、交融、更新,再加上外来文化的渗入,从而构建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     

读了《打扫孔家庙》之后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但也有缺陷,其中包括对孔子的全盘否定,缺乏分析。当时四川著名学者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庙”的口号,影响很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孔子评价不一(“四人帮”的“批儒评法”别有用心不值得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孔子比较公允了,不但在中国,新千年伊始孔子已被列为世界知名的思想家。     

开放的文化观念——纪念新文化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17年1月,文学革命运动拉开序幕,以此为开端,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渐次在思想文化各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自觉地开始与世界文化建立密切关系,加速推动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其影响至为深巨。但以往海内外只有以纪念五四爱国运动为主的学术研讨会,还从未有专门以纪念“新文化运动”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胡适的婚外情

胡适（1891—1962）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提倡白话文,鼓吹新诗。他早期即以《尝试集》风靡诗坛。书名本意是尝试写白话诗,而其中也收了一些格律诗词。     

周作人的蜕变

周作人在“五四”运动前后,曾以自己深刻的思想、犀利的笔锋,英勇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呵斥礼教,痛击军阀,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们的“精神领袖”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逐渐向往平和敦厚稳重的隐士生活,企图远离现实,在关键的时代考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     

“麻胡”考

问题的提出儿时在平遥———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乡下度过。每每夜间哭闹,母亲便以“麻胡”来吓唬,自己便恐惧,便用双手紧紧搂抱母亲,便哭闹声立停。“麻胡”,在我同代人的心中是一种凶恶的吃人的野兽。稍长,随母亲去邻村赶会(赶集)正正在玉米吐穗时。回家路上,见不远处田野里一只狼悠闲地正走向一片高粱地,大人们都说,那是“麻胡”,自己便紧紧拉住了母亲的手,催母亲快走。心中也便以为“麻胡”原来便是狼。至于“麻胡”两个字怎么写,是“麻胡”、“马虎”,还是“麻虎”?并不知晓。后来读了书,游了一些地方,知道以“麻胡”来恐吓小儿的,不仅…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巳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鼻祖”为何跟鼻子有关

最早的时候没有“鼻”这个字,而是用“自”这个字来表示“鼻子”。 后来,人们在“自”的下面加了一个声符“畀”来表示鼻子。“畀”读作“bi”,是给予、付出的意思。“自”和“畀”合在一起表示一呼一吸,自相给予,于是用来指称鼻子了。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新文化运动并非『反孔非儒』

一百年前,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狂飙,即“新文化运动”.普遍说法是,这场运动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同时,主要内涵是“反孔非儒”.近些年,随着儒学的复兴,有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割裂了中国人与传统的联系,应予以否定.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不认同此种观点.在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对象中,三个概念出现的频率很高,即“儒教”“孔教”“礼教”.     

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平字号"《俗文学》周刊

一、引言中国俗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得到划时代的发展的,它是由清末敦煌石窟文物被发现,大批久已湮没的唐五代俗文学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遂使这一文学传统的源流因革昭然若揭。“俗文学”一词据说是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博士(1868-1947)最早提出的,他在1916年《艺文》第7卷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说“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五四”时期新派文人离婚现象研究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新派文人纷纷脱离旧婚姻,或见诸报端,或与前妻协议。尽管招来父母以及社会上的非议,但他们还是勇敢地向前迈出了一步,推动了婚姻观念的变革,但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     

匪夷所思辜鸿铭

辜鸿铭是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人才济济的北大堪称“另类”。 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生在马来西亚,7岁起到英国和德国留学14年,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