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的长路

在新中国解放初期,中央财政将“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实行财政资源高度集中（这几乎成为中国财政的核心基因）,终使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有了力量与上涨的物价进行真正的较量．稳定了新政权。     

“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强调行政机构扩大、财政税收增加与军事力量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分析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框架,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夸大了近代早期国家的能力、忽视了对财政资源的使用状况。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进行补充与修正。“承包人国家”概念挑战了“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着眼于国家将部分战争工作承包给私人,强调了私人部门在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财政-军事体系”则采取了跨国的视角,关注国家、次级主权政治体和私人之间在军事活动中的互动,通过一系列“财政-军事中心”交易战争所需的人力、资金、物资、专家、服务和情报,从而勾勒出一个遍及欧洲的战争资源网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欧洲军事史和国家形成的视野与思路。     

《日本财政政策研究》评介

“财政”一般指国家财政,是国家为了维持其存在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由于财政分配的主体、手段和目的等都是以国家为转移,服从于国家的意志,因此,在财政分配关系中,就不能不体现和反映出国家的政治动向和目的,即透过“财政”这种经济关系可以     

亨利七世的财政政策

都铎王朝的开创亨利七世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扩大收入。虽然他能够“靠自己过活”,但是他的财政政策仍然没有突破中世纪封君封臣制度的束缚,既没有为英国建立更加现代的收入制度奠定基础,也没有完成一场“财政革命”。     

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     

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

清初承袭明后期的“一条鞭法” ,对地方财政实行分级分类定额包干体制 ,同时大幅度删减地方财政预算 ,使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趋于萎缩。清中叶推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原是为了弥补各级政府办公经费之不足 ,但由于此后盛行“就廉摊捐” ,使之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 ,由于清后期对地方存留经费实行全省统一结算制度 ,使基层政府失去了财政自主权。晚清地方财政主要依赖于捐纳与厘金 ,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某些职能 ,但同时也促进了绅商一体化 ,推动了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深化财政改革 实践“三个代表”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和财政运行模式。财政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深化财政改革,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深化其他各项经济改革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     

蒋洪 阳光财政不能再等300年

“按（目前）这个速度，我国财政透明度每百年可增加16分，300年之后才有望越过及格线，达到70分”     

你所不理解的住房公积金

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住房公积金在中国已经累积到了天文数字,但这笔巨款在运营中发生了一系列问题：缴纳人感受不到作用、原本扶持民众的资金却成为政府的后备财政、频发公积金官员贪腐丑闻。人们难免会问为什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

在唐后期经五代到北宋初期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唐未曾出现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个别事例，后梁曾设置建昌宫使、国计使、租庸使分担了一部分财政中枢的职权，但总体上看，唐末、后梁实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后唐才正式改行一人专判三司制，但专判人选来源有多途，其职衔称号有多种；任命财政最高长官时，“判三司”与充“三司使”是两种不同的正式职街，轮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为“判三司”之后也可被称为“三司使”。后唐的一人专判财政三司制显示出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为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继承。与此同时，专判者的权力逐步增强，地位明显提高。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管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本文主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强国家户口管理的原因、措施和对国家财政的效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户口的盛衰和管理的好坏与国家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租税有许多是以人口为依据的,特别是北朝均田制下这一点反映得更为突出。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财政的基础,而加强户口管理既发展了生产力,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好转。户口和国家财政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如此。在今天也不例外,要振兴国家财政,也应重视对户口的管理工作。     

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北大核心CSSCI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清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述评

财政是国家或政府利用收支活动实现其管理职能的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亚当·斯密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宋代的苏辙曾说过：“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苏辙：《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因此,财政史的研究有利于洞悉一个社会形态的运行及其因革变迁。     

农业税取消后村级财政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三农”发展在2005年驶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27个省市彻底取消了农业税,明年中国也将成为不征收农业税的国家。然而,在农民欢欣鼓舞的时候,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产生,最突出的问题是村级组织财政面临重大的困难。在对道林社区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探悉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调”——兼谈户调制的起源

两汉财政调度向魏晋户调的演变,应由两汉财政收入在实物形态上及各地区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溯源。汉代常税以钱、谷二色为主,政府实物形态的消费以谷、帛为大宗。其中的矛盾必须通过政府的财政调度来解决。正常财政调度下的调绢帛,与横调、横赋敛下的调绢帛,无论是对征调主体,还是对纳调主体来说,意义都是完全不同的。吴简所见的“调布”,仍属正常财政调度范畴,与户品也无关。“调皮”的情形有所不同。对于纳“调皮”吏民来说,既不是常税,也不是“苛捐杂税”。但官府用于市皮之钱,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对诸乡吏民的加征,因而属于横调、横赋敛范畴。     

宋代的“公债”

宋代普遍实行官府向民间借贷的“公债”制度,包括朝廷的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府,以地方官府的例子最多。所借包括钱和粮食、绢等物品。借贷的方式,多属强制性的。史料中未见是否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期限的记载,只有偿还的诏令和许愿,以及偿还的方式、名目。“公债”几乎全是因为军费,是筹措军费、缓解财政压力的常用手段,而且带有浓郁的专制色彩。然而并无一定之规,制度化程度较低,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官方借贷于民间出于迫不得已,弊端百出,彰显了官方的财政虚弱和巧取豪夺,揭示了宋朝财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的财政

30年代初,日本“万里阁书房”编纂一套“中国大系列丛书”,以“非卖品”的形式印行,作为内部资料供日人了解中国之用。丛书的第四册为财政经济篇,由长野朗撰写,分为财政、经济两个部分。兹译出,供参考。     

什袭而藏——浙江省博物馆新征文物展

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十五”期间,浙江省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累计使用省财政专项资金1230多万元,抢救征集了流散于社会的各     

民国时期广西县财政改革及收支——以三江县为个案的探讨

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县级财政是中国财政层级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县级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其收支活动随着财政体制和县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变化。三江县的个案表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县地方财政收支趋向规范化的同时,又有重大的缺陷。广西县财政无法从根本上维持和支撑"善治"的县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