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历史上的虞姬没有自杀？

《霸王别姬》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虞姬这个人？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应该是真有其人,因为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以及司马迁的《史记》都提到了虞姬这个人。陆贾和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离楚汉争霸时代相距不远,所以他们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     

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辨析

阴阳五行思想盛行于汉代,并发展成为中国人把握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基本思维模式,汉代知识阶层多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也不例外。董仲舒公羊学、家学传承及接受《易》学是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的学术渊源;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五帝系统的构建、"八书"的内容体系和德政思想;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的实质是推崇政治正统论、史学循环论及五德终始说。     

史料与史笔

文史资料说到底是社会生活的实录,是历史变动的纪录,是构建史学大厦的石料,是以较原始的文字记载真实的过去的事和物的。因而,它更应提倡和发扬“史笔”精神。 说到“史笔”精神,我们往往要谈到司马迁及其辉煌巨著《史记》。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封建强权的思想扼杀了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当时大量的作品都相应地反映出思想的贫弱。而司马迁生活于那个时代,却能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审视生活,审视历史,“原始察     

中国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

根据刘家和先生的观点,自殷、周之际至司马迁作《史记》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古典史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以史为鉴"、"以史为法"和"以史立言"这样三个阶段,分别以《尚书》、《春秋》和《史记》为代表。本文目的在于,根据刘先生的这一分期框架,分析和探究中国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然后在与西方有关历史客观性理论的比较视野下,挖掘其对当前有关历史客观性或真实性观念的重建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汉书》是一部适应时代需要的、继《史记》而起的巨著。评价其历史地位,应在以往成果基础上,将《汉书》与《论衡》比较,探讨它跟东汉初社会思想的关系,找到它时代的横座标;并对《汉书》与《史记》作进一步比较,探讨它跟司马迁史学传统的继承发展关系,找到其历史联系的纵座标。王充与班固时代相同,《论衡》撰写目的之一是批驳俗儒严重的尊古卑今意识,呼唤有一部述汉代功业的“汉书”供人诵习。班固正好以成功的史学实践回答了时代的要求。《汉书》固然有浓厚的正宗思想,然而:它又在编撰上取得突破,创立了断代为史的新格局,被此后两千年沿用不改;内容上,班固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为汉讳”;在对汉初历史变局和藩国由猖獗到废灭等历史问题的阐述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一定的人民性;十志则在反映封建国家政治职能上提供了丰富材料和有价值的看法。由于它的成功,自东汉至唐六百年间被学者“共行钻仰”,成为一门发达的学问。     

论司马迁的儒学思想

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司马迁无疑是位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他以恢宏的气势,旷代的奇才,惊人的意志,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千古不朽的《史记》,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篇章。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应当研究司马迁的思想渊源关系,也就是司马迁到底是哪一家？这个...     

《史记》“实录”新探

《史记》“实录”新探易宁,易平《史记》在汉代就被人称为＂实录＂,司马迁以此书创作而获得＂有良史之才＂的美誉。在先秦史官中,春秋时晋太史董狐以＂书法无隐＂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汉太史公司马迁继其后当此殊荣,足见汉人对司马迁《史记》之推重。＂实录＂两字...     

历史的审美与诗化——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

史家与诗人的双重气质决定了司马迁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决定了《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文学特色与学术品位。司马迁在遵循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传统史学原则下,通过自己的史学实践第一次把历史学上升到审美层次,将历史作为客体审美对象予以审视与价值评判,揭示了历史过程中美的存在及其对主体的特殊审美作用,这是在以往的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司马迁历史美学思想这一特殊角度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史记》深层文化意蕴的认识。故不揣浅陋而试加探索,并希翼学界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     

《史记》写作对后世的启示

《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司马迁的倾心巨作。司马迁创建的纪传体写作模式更为后世的史家所采纳,成为传统官修史书的写作体例。纵观《史记》全书,贯穿着司马迁的许多写作理念,如,批判地继承了先秦诸家思想、注重"人"的色彩、在写作人物时保持客观性、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分析《史记》的写作思想,对我们现在的历史写作亦有重要启示。     

贾谊史论对司马迁史学的影响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史学家和史之一。他之所以成功,除了其个人和时代等因素以外,也得益于汉初以来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史论给予他的启示,其中贾谊的《过秦论》、通变观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等思想,都为司马迁撰述历史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养料,启发他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从中总结出一系列观察历史盛衰和解决时代课题的智慧,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天下一家”思想的悠久传统。这种思想到战国尤其是汉朝时期,更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公羊传》是表述这种思想的一部著作。此书在战国时期就以口授的方式在学者间师生相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汉武帝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至东汉末,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把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一套具有历史哲学的特点的理论体系。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就是这三部书的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以及其间的发展。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史记》研究点滴辩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史学大家,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该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宏旨,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详实的史实,论述了自黄帝至汉武近三千年间的历史变迁。基于司马迁思想及《史记》的丰富内涵,自汉以来的研究者络绎不绝,成果蔚为大观。但不可否认,由于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差异,《史记》研究一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对立,特别是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顾历史事实、单凭个人喜好以至于任意曲解作品原意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张大可先生在他…     

关于黄帝与黄帝陵的若干问题

一、黄帝的年轮西汉时司马迁撰《史记》,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明言“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货殖列传》),故不记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时代的事,而只从《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和《帝系》篇中“择其言尤雅者”,与《春秋》、《国语》等先秦古籍相印证,托始于黄帝,作《五帝本纪》。然《五帝德》及《帝系》两篇又不记年数,遂使殷代以前的历史不知其详。周以来的记载虽然详细些,但孔子序《尚书》,却略无年月。司马迁通过检索古籍,虽称黄帝以降皆有年数,但又不敢遽以为是,故仅据《五帝系谍》和《尚书集世》两书所记作《三代世表》,对黄帝至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这一时期只载世系,仍无年数。众所     

司马迁笔下的“阿房宫”可信性初探

近年来,国人对阿房宫考古结论产生了诸多认识上的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阿房宫的“建成与否”及“火烧与否”两个问题上。《史记》中有“阿房宫未成”、“项羽屠咸阳火烧秦宫室”的明确记载,而没有“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记载,这与阿房宫考古发掘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即阿房宫没有建成,项羽也没有火烧阿房宫。然而,对阿房宫考古发掘结论持相反观点的人,不但认为“阿房宫不仅建成而且被项羽一把大火烧掉”,还对司马迁笔下的“阿房宫”是否具有可信性产生怀疑。经考证,无论是从司马迁写《史记》的客观条件及其治史态度,还是从其史学思想到写《史记》所肩负的使命感上看,其对“阿房宫”的记载都是客观的、可信的。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司马迁思想的时代特色

司马迁思想的时代特色许凌云一研究司马迁思想的时代特色,是客观评价司马迁思想的需要。因为一种思想和学说的价值势必从其满足时代需要的程度中去寻找。从司马迁思想研究的现实状况而论,弄清这个问题也很有必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客观评价司马迁思想的学术意义及...     

《史记》与云南民族史研究

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古往今来,它与内地的联系均有迹可寻。但把云南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和记录,却是始于西汉的司马迁及其《史记》。《史记》是古今史家研究云南历史所依赖的最早的文献资料。本文旨在概括司马迁所研究记录的云南民族的有关内容及其影响,说明《史记》在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的地位。一云南居住有二十五个已识别确定的民族,是我国居住民族最多的一省。云南各族,不论在历史上或是在今天,虽然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完全平衡,但各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都与内地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时期的云南,研究者主要依靠有关的考古资料结合口碑史料来认识了解。至于研究云南所能利用的文献,如果说那些颇有     

《史记》对历史盛衰认识的哲理性和时代性

《史记》总结了前代学术,吸收了前辈的思想资料,融合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即史家之言。他在对前代历史著作和有关历史认识的考察中,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宗旨,形成观察历史盛衰的变通史学思想。《老子》、《周易》和“天官”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结合,对司马迁的治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把历史作为一个盛衰不断变动的过程来把握。历史上的各种盛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见盛观衰”,说明盛、衰两个对立面有联系地存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历史盛衰变化是有条件的。《史记》中讲人事作用在盛衰变化中的意义,人事作用体现为人谋、政事和征战,尤其重视人谋的作用。司马迁把贤相良将的作用和民心所向结合起来,论人事作用。人事作用的发挥又受到历史形势的制约。“承敝易变”,是变其“敝”,变其所当变,不是割断历史联系。变是历史的必然。“使民不倦”是成功变革的体现。“攻守之势异也”,是“承敝易变”思想引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承敝易变”是司马迁总结历史上各种变革得出的一个认识,也是他思考现实社会变化的观点。司马迁历史盛衰的总结,体现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试论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

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占有极其光荣的历史地位。千百年来,人们都公认他的不朽名著《史记》一书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涉及到广泛的科学领域。比如说,从《史记》一书中反映,司马迁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等等。由于他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过于光辉,以至他在其他科学方面的成就都被掩盖起来了。然而,当我们深入地来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早期历史时就会发现,我们很难把司马迁及其《史记》抛开一边不予置理。特别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司马迁的贡献尤其是不可抹煞的。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