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立法应解决的法律问题

官修志书是我国沿续了2000多年的文化传统。在新方志事业发展的今天,将政府修志行为纳入到法制轨道已经成为方志理论界与广大修志工作者的共识。2003年7月14日通过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成为我国第一个以地方性法规来确定修志工作的法律性文件。笔者从行政法的视角出发,将政府修志行为定性为内部行政行为,并在深入分析政府修志法律关系的基础上,     

论方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方志事业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方志文化是社会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对方志文化的作用、功能认识上的偏差以及经济建设为主导等因素的影响,作为发展方志文化事业责任主体的政府,在管理和推动方志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着职能“错位”和“缺位”现象。此外,方志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分配不平衡,方志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不平衡也是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本文在当前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下,从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繁荣的精神出发,从方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涵和特点,方志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主体、与政府的主导作用,建设方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义四个方面探讨了建设方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新方志理论研究批评问题探析——兼对第一轮修志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

中国大陆新方志事业开展几近30年,发展迅猛,成果斐然,举世瞩目。在新方志出版、旧志整理、地情研究、理论研究、信息库建设、为现实服务以及馆库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突破性的佳绩。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认真面对。总结第一轮地方志工作,厘清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十分必要,恰到其时,也是推动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就关系到推动新方志事业深入发展重要环节的方志理论研究批评问题谈些肤浅的看法。求教于同仁。     

对建设地方志工作长效机制的思考

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指出：“修志事业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息息永不尽竭的光荣事业.方志事业要连绵不断,代代相济.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为了浇灌好方志事业这棵常青树,发展这项文化、学术事业,必须保持修志机构、修志队伍的稳定,这就一定要使之制度化、规范化.”要落实好李铁映同志的讲话精神,保证方志事业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建立起地方志工作的长效机制.     

对方志工作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几点思考简

党的十八大所作出的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思路、具体目标、重点任务等战略部署,是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对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对每项工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对方志工作来说,就是要在十八大精神鼓舞和引领下,结合实际地推动和促进方志事业更好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地方志工作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也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正确方向,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方志工作,全面把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标要求,推动地方志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方志工作引入现代科技手段的思考

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的编纂,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极大地推动了方志事业的发展。然而,今天方志工作手段仍然沿袭着传统的青灯黄卷、案牍劳形式的工作手段。大多数方志人的工作手段仍处在手工抄编写阶段。以县一级的地方志部门为例,绝大多数尚没有电脑、复印机,更不用说扫描仪之类。对大多数修志部门来说,办公现代化步伐落后于同级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多数方志人还没有学会使用电脑。有人说二十一世纪不会用电脑的人就是这个时代的“盲”,这些方志人一不小心,已经成了时代的“盲”。     

正视三个转变 推动方志事业发展

当前,盛世修志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所接受。方志硕果迭出的背后既凝聚着方志人的心血,同时,也凝聚了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倾注的心血。应该看到,目前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形式以及运作模式正在发生着诸多新的变化,我们应该用继承与创新的理念认真研究这些新变化,因势利导,推动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一、“要我修志”正逐渐向“我要修志”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我国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是在上级号召要求下,通过近20年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形式完成的,是“要我修志”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     

努力构建和谐机关 推动方志事业发展——省方志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剑珍在机关党课上的讲话摘录

9月27日．省方志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剑珍为委全体工作人员上了一堂题为《努力构建和谐机关推动方志事业发展》的党课。他首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什么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个方面,阐释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并结合地方志工作实际,强调我委在构建和谐机关、推动方志事业发展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和把握卢展工书记提出的“推进福建新一轮发展,关键在‘活’、关键在‘和’、关键在‘实’、关键在‘人’”指示精神,努力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和谐机关。     

论方志观念的嬗变

方志观念是从根本上回答方志"是什么"的问题,是对方志本质、属性及发展规律的概括认识。无论是从方志实践上看,还是从方志理论上看,方志观念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对方志观念的表述主要有三种。最早出现的是笔事说,随之出现的是文本说,最迟出现的是事业说。笔事说观念流行于汉唐,文本说观念流行于宋至清,事业说观念流行于民国和当代。事业说观念迄今仍在继续丰富和发展,其中典型表述就是实现"六个转变"和"十业并举"。     

从依法治志的实践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略论史志立法

《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地方志事业在依法治志的导向下得到长足发展。当前,国家赋予地方志机构的职责持续加强,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在信息传播技术发展推动下得到丰富和拓展,地方志及其成果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和增强。地方志要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发展,就必须实现依法治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志法》(以下简称《史志法》)的立法工作十分必要。本文从制定和实施《史志法》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和历史选择、信息传播技术在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上的延伸和突破对法律保障的要求等方面略论史志立法。     

论对社会主义地方志事业的研究

社会主义地方志工作已形成为一项事业。对这项事业的研究不能等同于方志理论研究,也不宜将其纳入方志学的研究范畴。如将方志事业研究纳入方志学理论体系则会造成不合逻辑的状况,我们也不应过早地将方志事业学科化。地方志事业与地方志工作有联系也有区别。     

加快文化大省建设进程

建设文化大省与方志事业有什么关系呢?应该如何发展浙江的方志事业为建设文化大省服务呢?笔者就此谈点肤浅的看法,也作为自己对建设文化大省所表示的态度。     

方志性质的厘清

从现存最古的方志《越绝书》,到两汉、六朝的地记、人物传;从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到隋唐图经;从两宋方志的成熟到元明清三代的稳步发展;从章学诚举起方志学的第一面大旗到20世纪末新中国方志事业的空前繁荣,方志作为中华民     

论点摘编 在全省地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马小彬在《巴蜀史志》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做好方志期刊工作应做到两点：一是准确定位,提升办刊理念,强化创新意识。方志期刊工作是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志工作交流经验、开展理论与实际研究的窗口和开展地方志工作宣传的平台。方志期刊工作在构建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推动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提高地方志书、年鉴编纂质量,挖掘地情资料,更好地展示方志文化魅力上,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传统意义上,一直强调方志期刊的指导性、学术性与实践性。     

关于方志工作的几点认识

文章对方志工作的十个“定论”作了新颖的探讨：盛世修志,灾乱之世也要修志;方志的功能是为党立言,为政存绩,为民立传,为史留鉴;方志五大缺点不容忽视;史志难分,志属史支;方志资源有限,要备加珍惜;方志文化亟待在百姓中普及;方志工作应该以产业养事业;专家修志应为专家参与;方志事业规划指导,宜因地制宜;续修进度宜各地有别。     

从“志后工程”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以广东省为例

两轮修志衔接间隙之间,应该做好＂志后工程＂,实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要实现五个转变,即：从积极争取外部支持转变到练好内功上;从周期性修志工作转变为常规性修志工作;从方志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转变到方志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来;从专注于编纂志书转变到把地方志作为一个综合事业来全面发展;方志馆的功能从对内为主转变为对外开放。     

执着于方志事业

我于1985年1月调入古田县方志委工作。多年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下,我从一名普通干事成长为县中层领导干部。我不曾有过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凭着自己对方志事业的执着追求,在这个平平凡凡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了15个春秋,把自己青春年华献给了方志事业,我不但无怨无悔而且感到无尚光荣。     

《沧桑》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转型和定位

文章结合《沧桑》办刊思路,认为方志期刊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中,既要弘扬史志文化又要拓宽刊物的研究领域,充分发挥刊物的作用要做到三点：始终坚持为方志事业发展服务的宗旨;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进一步提高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的水平。     

社会方志意识与方志界社会意识

<正>方志意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方志作用的发挥及整个方志事业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方志界乃至整个社科界应该对此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这对于澄清人们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研究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上观察和分析,似乎应当首先探讨方志界自身的意识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方志意识,不仅要依靠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