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孩子文明交往的习惯

文明交往体现着个人的知识和修养,关系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幼儿时期是了解社会、学习各种礼仪行为的有效时期,更是文明交往等良好行为习惯教育的最佳时期。一、创设优质环境,营造幼儿文明交往的良好氛围。     

论人类的文明交往

一 文明交往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之后、直到现在、而且还将持续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     

论远古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格局

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文明交往论为理论指导,探讨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及其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格局,这很有意义。地缘、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流动等因素在古代综合促成的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地区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读《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

20世纪末叶以来,“全球化”、“文明交往”的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中外学术界仍不断地从理论层面上对其进行论证、阐释与讨论,也就是说话语建构的工作还远没完成。那么,“全球化”与“文明交往”的关系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文明交往会出现什么样的趋向？如何以高度的自觉意识与人文理性来把握民族文化建设的主动权？     

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

文明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单位。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文明间的多层次交往频繁进行,既有对话、合作,也有差异、分歧。由此角度看,世界历史进程就是不同文明互动交往的过程。有鉴于此,我们邀请四位学界同仁,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研究角度,探讨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这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文明本身及文明交往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促进对当代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了解。     

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的三大学术理路及其探索

整体史观、现代化研究和文明交往研究是我国新时期世界史研究的三大历史视野,也是中国学者为建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对其学术构建和理论体系进行简明的回顾、梳理和评价的基础上对我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进行探讨,认为建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世界史的体系建构理路应该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史学有益的研究成果,以整体化的世界历史为主线,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为主要内容,寻求并强调文明交往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地位。     

浅析战争在文明扩展中的作用

文明,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伴随历史发展而传承延续的一种文化产业,记载历史发展的文化符号。一段文明时代的开启与终结,都代表着一定时期相对范围的文化产业及其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程度。我国古、现代文明是如此,世界各地文明亦是如此。在历史和平时期,两个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区域之间进行文明交流的往往是原始的经济交换、贸易互补、外交等为主的交流形态。而在政局不稳的历史时期,战争则替代了和平时期单纯以经济、外交、外贸、文化为主的传统形态,用一种暴力冲突的接触和交往融合不同地区间的文明成果。     

从出土钱币等文物看汉唐时期中国与伊朗的友好交往

中国和伊朗是亚洲古老的文明国家,在历史上创造过独具特色灿烂的文化。两国之间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交往,此后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钱币的珍贵文物,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例证。     

内蒙古先秦时代草原游牧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游牧文化的研究正在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游牧人扮演了中原王朝和其他农业文明的毁灭者的角色.在世界系统中,他们长期以来又是定居文明的信息传播者.游牧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有马的驯化;车、马镫和骑兵的普及;对奢侈品的传播;对贸易交往的贡献、宗教与地理知识的传播.中国北方游牧文化曾经是东亚系统中的重要动力,并且是中国与其他文明的文化与贸易的发起者和传播者.     

13—14世纪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的变迁及影响

13—14世纪,西亚的亚美尼亚人与向西扩张的蒙古人展开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由此亚美尼亚史家在著述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蒙古人形象。修士派史家因宗教信仰差异和蒙古人的经济盘剥而产生了强烈的负面蒙古人形象;贵族派史家则基于国际格局的战略考量,塑造了一个基督教化的正面蒙古人形象。两种形象是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不同文明交往方式的产物,促进了亚美尼亚人及西方基督教世界对蒙古人和东方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西方的十字军研究。但是,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的蒙古人形象也强化了西方在认识东方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并且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进而间接地导致了亚美尼亚王国的覆灭。     

苏秉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三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文化与文明>和<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等3篇论文,分别代表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三个过程.其目的是通过探索文明的起源来研究文献以前的历史.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宏观上描述了中原地区原始文化与辽西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交往,迸发文明"火花";并围绕陶寺文化的形成及对后来的影响,首次提出了关于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三阶段的思想,为创建他的学说体系,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思想,奠定了基础.     

苏秉琦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思想发轫过程--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二

苏秉琦在1986年全面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与1985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的召开、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在国内公开发表、晋文化研究会和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等四项学术活动有直接的联系.苏秉琦在1985年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阐明的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发展交往的形式与作用,以及陶寺文化形成的机制与意义,为他后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     

“文明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研讨会综述——庆贺彭树智先生八十华诞

2011年7月17—18日,庆贺彭树智先生八十华诞的"文明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学术研讨会在陕西西安西北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宁夏社会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民族

西域有广义、狭义之说。从狭义来说,是指玉门关以西,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特定的地缘区位使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和各民族间相互交往的桥梁。     

河西在汉代以前的文明形式

文章首先从地理的角度论证了河西的农业形式的文明只能从乌鞘岭东边传播过去。在这基础上,结合乌鞘岭东边农业形式的文明的发展历史,从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地理环境对文化传播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了河西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可能性质,认为虽然有挟有那样生产技能的文化曾经传播到河西,但由于游牧社会生产方式的排斥影响,农业并没有得到发展,更没有进入农业社会。整个河西在汉代以前一直处于游牧社会,并发展着游牧文明。     

试论青铜时代北非地区国家与部落间的交往——以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与利比亚人为例

在青铜时代的北非地区,国家与部落是人类社会常见的两种重要组织形式,两者之间的交往互动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新王国时期,存在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国家与相邻沙漠中的利比亚部落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冲突模式”与“共存模式”之间的有机转换。究其原因,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地缘格局等,都会成为影响该时期“农耕社会”与“部落群体”之间选择何种方式进行交往的重要因素。借助历史文献及考古证据对两者交往模式及动因的综合分析,是正确认识北非地区古代国家与部落社会交往规律的重要途径。     

“文明自觉论”高层论坛学术会议综述

正2013年9月20—21日,"文明自觉论"高层论坛在古都西安举行。此次会议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会议主题是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与文明自觉理论。彭先生指出,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文明自觉即是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以人的思想文化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对文明交往活动的总结和升华,集中体现为交往互动规律的践行和把握。     

比较文明学的当代形态及研究实践

比较文明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与学科,它对于理解当代世界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有重要意义,所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文明与文化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与同一关系;比较文明学具有学科建设的方法论意义,比较文明研究的语境受到世界各民族文明之间关系不同历史阶段的影响;国内文明比较研究已经具备创建新学科与理论形态的条件;综合世界比较文明研究的主要模式,中国比较文明研究理论可以将世界文明分为八大文明体系,从文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等层次进行理论建构。     

论北非文明交往与利比亚城市的历史变迁

本从明交往的角度对利比亚城市的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分析了古典明的扩张对利比亚城市早期发展的影响,伊斯兰明的传播对利比亚伊斯兰城市的兴起以及西方工业明的入侵对利比亚城市现代化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利比亚作为世界上多种明的交叉之地,它的城市对于人类明的演进和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退场的时代幽灵——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的当代性探究

马克思交往实践理论所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深刻反思的结晶,而且在当代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较为准确的预见性、穿透性和发展性。理论本身已经成为当代交往理论的方向标、透视全球化的基本视角、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