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Pangda Family in Markham

The famous female writer Ma Lihua in her well- known book The Red Mountain Ranges in East Tibet described the social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the Pangda family.She wrote:"The famous Pangda family in Tibetan pre-modern society stands on both business     

Markham on the Road to Prosperity

Last summer,I paid a visit to Markham.While interviewing locals in towns and villages,I was profoundly impressed by the prosperous countryside where green peppers,abundant garlic and lush vegetables are growing in the fields.This splendid picture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economic strength the region.     

变迁还是延续——欧美学者关于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史研究

一随着20世纪50年代“新社会史”的兴起和60年代“家庭危机”的出现,家庭史研究在西方迅速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家庭史学已成为西方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家庭演变与西欧社会近代转型和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尤其引起史家的浓厚兴趣。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发展背景下,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取径民间,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因此,很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从而推动社会史这一新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家庭史研究刍议

中国家庭史研究存在误区 ,其一是研究对象与婚姻史、家族史错位 ,其二是忽略历史资料中的家庭与实际家庭的区别 ,其三是把复杂多样的家庭简单化 ,最后是认为家庭史研究只研究历史上的家庭。家庭史研究应通家庭的“古今之变” ,理清家庭历史演变的来龙去脉 ,其历史使命是通过了解中国家庭的过去 ,正确地认识现状 ,科学地预见未来 ,从而推进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型。     

吴城文化族属源流考辨

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文献、甲骨卜辞、考古以及民族学材料,作者论证吴城文化族源可明确分为三支:源自氐羌的崇虎族群、来自商王朝的雀氏及其部属、属苗瑶语族系统的江西土著。     

199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向来为人们所关注,不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如此,其他学科的学和社会人士也少有例外。这是因为,人们在探讨现实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所自由来时,很自然地都要直接追述它昨天的历史。中国近代历史为自己提出了两大任务：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一是争取国家的富强;换言之,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的独立,用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近20年来,关于中     

欧洲历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

本文分析了自古典时代到 1 8世纪欧洲人家庭观念的演变及其与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 ,古代罗马的家庭具有奴性 ,与奴隶制有关。随着奴隶制和家长权的衰落 ,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但是 ,家庭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世纪前期 ,欧洲人的家庭生活集体依然依附于当时的土地耕作制度。份地是当时的赋税征收单位 ,它包容了数量不同、形式多样的家庭户。份地制度的衰落终于使家庭户成为独立的社会组织。但至少从中世纪中期起至 1 8世纪中叶 ,欧洲人所说的家庭实际上就是家庭户 ,同住的非亲族成员也被算成家庭的一员 ,与户主形成假性的家庭关系。近代初期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向家庭户的渗透 ,从前虚拟的家庭关系便转化为雇佣关系 ,家庭才成为一个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共同生活的亲族集体 ,现代的家庭概念得以形成。作者认为 ,在欧洲历史上 ,家庭组织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的家庭观念始终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联系 ,它们的演变过程几乎就是一部简约的欧洲史。     

森林史研究:以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研究为重点

本文主要介绍国际森林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解释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的主要观点。就国际森林史研究来看, 经历了一个从重点研究温带森林史向热带森林史转变的过程。就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研究来看, 提出了诸如人口增长压力说、木材生产和贸易说、林业政策鼓励说、行政不力和政治腐败说等重要解释框架。森林史研究需要超越从单因素出发进行解释的现状, 需要向综合研究转变。国别和专题的森林史研究需要从全球森林史和环境史的整体视野来关注。     

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中的世界史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于17世纪,而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产生于15世纪末以后,它们是同一个时代发展的结果,标志着人类关系的强化。国际关系学与世界史有许多相通之处,两的观察对象是同一的,两大学科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相同的。用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或言之,在世界史研究中增加国际关系的视角可能有助于世界史研究的多样化。“世界”与“国际”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视角,前注重人类社会整体的形成和发展,后关心的是国家之间的联系,前从宏观进入微观,而后从个别进入一般。近现代国家对外关系的真实目的就是维护一方民众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保证本国在争夺占有资源和控制掌握生存环境的斗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国家间为不同利益而发生争执,乃至最终爆发战争的过程,以及为取得利益平衡达成和解,就是国际关系发展的过程。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而国际关系的核心也围绕这一点展开。     

边疆史视野下西藏研究60年

近代以来,中国学界渐与西方学界接轨,摒弃了传统的志略体,开始用现代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疆域史.在1949年以前,在民族救亡与边疆危机的激励下,以西藏研究为中心的学者接受了西方范式建立了西藏史研究体系,研究风格趋于成熟.1949年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导入,西藏史研究开始了新的转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形成以边疆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的研究格局.1959年达赖集团的外逃、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又使西藏历史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化.     

法国的新闻史研究

20世纪40年代法国新闻界欣欣向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涂炭生灵,而且也使新闻界遭受严重的打击。战后的历史学家开始反省战争对人类带来的灾难,在他们看来,审视媒体的自由程度是这个重大的历史命题不可回避的主要手段。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希望能呈现20世纪40年代以来法国历史学界阐释新闻史的方法和重点,以及历史学家们如何以历史学为阵地捍卫新闻自由乃至民主权利的。最后,新闻史学史的研究还与社会经济史学史的发展轨迹近乎一致。本文试图向读者呈现两种学科的交融与分裂。     

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

清代学者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不完全排除义理,而对诸子地位的尊贬、诸子学说的阐发,更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相对于理学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关联时代思潮,成为培育新思想的土壤。     

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海疆史研究始终处于成长和发展的进程当中.随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繁荣,我国大陆学术界在海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学术成果大量问世,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层面、研究的深度、研究的广度以及史料的挖掘、整理、利用等,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仅在传统研究领域涌现新的观点、取得新的突破,而且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宽.     

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现代化史观与拉美史研究

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这种反思不但是一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和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是该学科的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表现。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却明显地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有的拉美史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兴？这些不仅仅是这门年轻的学科本身所必须思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刊特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主持了本期“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笔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就上述问题各自阐述了其真知灼见,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这组文章能否对改变目前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状况有所裨益,我们将俟诸读者的评析。[编者按]     

Recent Studies in Jesuit History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witnessed an important shift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The older style of Jesuit history, flavoured with confessional polemics, and so often dependent on the work of Jesuit scholars isolated from the more secularly oriented academic community, had already ceased to dominate when John O'Malley's magisterial The First Jesuits appeared in 1993. ¹ 1 John W.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ince then, the partnering of Jesuit and non‐Jesuit scholars has produced scholarship that is generally sympathetic to the Society's aims and methods while avoiding neither criticism of the Jesuits nor thorough, judicious use of archival material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rend is heightened by the declining numbers of Jesuit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creating a situation where the advancement of Jesuit studies will, at least in these venue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non‐Jesuits.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Jesuit scholar of Jesuits, something is lost and gained; potentially greater objectivity towards the Society is offset by the loss of insight into the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experience of being a Jesuit. The four books reviewed here illustrate in varying degrees these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