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学视阈下的《语石》书学史观论析

《语石》一书碑版石刻的研究始于叶昌炽对石刻书法的关注,在对古今书学史融会贯通之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南北朝以“书仙”“书圣”为典范的石刻碑版“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隋碑融汇南北书风与唐代书学迁流之辉煌、宋元石刻碑版书学之“榛芜”的石刻学视阈书学史观。叶昌炽书学史观的形成以“汉魏古法”作为评价石刻书法的标准,论石刻之书并没有局限于碑版一系,比起阮元、康有为等对碑版书学的研究在晚清更具普遍意义。     

书与人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确实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后来居然会有人以档案、文献一一严格核对。"茅海建说他之所     

从《不忍》杂志看康有为民初的政治主张

从《不忍》杂志看康有为民初的政治主张冯祖贻《不忍》杂志是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自己创办、自任主编、专登康氏一人著述的杂志①。康有为为什么要办《不忍》杂志？他在第一册《（不忍）杂志序》里说得很清楚：躬际中国之危机,于是不忍之心磅薄而相袭,触处而怒发,不能自...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康有为在广州办学考辨

康有为在广州办学是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各种书籍对其记述也颇多,但内容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对办学的时间和地点,各家说法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辞海》(缩印本)“万木草堂”条的释文为:“万木草堂,康有为讲学之所。1891年(光绪十七年)创设于广州长兴里。……1894年被迫解散”。 二、《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认为:康有为于1890年在广州决心从事讲学,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为培养变法的骨干作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立宪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史学界颇重视他“择法俄日以定国是”,论其立宪思想与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却忽视了他“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本文拟对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介绍和分析。康有为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法国大革命的:一、游历香港时阅读了《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前者谈到法国大革命。也读过王韬的《法国志略》,该书造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但持否定态度。通过中国人的这些初级读物,康有为对法国革命有了一鳞片爪的了解。二、“复遍读各国译本西书,乃知西方治国有法度”。25岁时他在上海“大购西书”,“冬月抵乡,闭户潜修,尽释故见,专肆西学”。当时中国出版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     

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续）

如何看待康有为的历史地位 时间是最好的法官。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尸,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刻。1970年代起,台湾学者黄彰建率先指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事后改纂的“伪作”;1980年2月,孔祥吉撰文指出：“整个看来,《奏稿》所辑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之奏折二十篇,进呈编书序五篇     

《康有为子久款纸本对联》考析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戊戌变法"的领袖,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中国有名的书法艺术家,他的书法自成一体,史称"康体"。《康有为子久款纸本对联》是康有为晚年所做的一幅五言对联。这幅对联蕴含着康有为精湛的书法艺术,深刻的人生哲理及其海外流亡十六年的人生印迹。     

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

康有为和廖平之间有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廖平说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分别借鉴了他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康有为却委婉否认。后人多相信廖平的说法。例如范文澜说:“广东的康有为,原是搞古文学的,他想从《周礼》中找治乱的根据,看到廖平的著作,大为感动,即援廖     

康有为与《诸天讲》

康有为在中西科学的影响下，撰写了《诸天讲》一书。康有为以他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科学水平，吸收了中外天文学知识，对宇宙起源及结构，做了论述和介绍。他是具体介绍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最早的中国思想家之一。由于康有为相信宇宙无限论，因此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了质疑。这部书起草于1885年，与《大同书》写作时间大体相同。《诸天讲》就是要人们摆脱“九界”束缚，成为天上人．进入大同世界。本书名为讲自然科学，实际上是为其社会理想服务的。     

积疑成伪:《孔子家语》伪书之定谳与伪《古文尚书》案之关系

《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确立,与伪《古文尚书》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起先是后者受前者影响,渐渐地前者转而受后者支配。学者由审查伪古文案衍生出来"伪作之人""或云王肃,或云王肃之徒"诸种论说,颇近于"辨伪"之同时而孽生"造伪"之虚说。更重要的是,由于伪《古文尚书》公案在学术史上处于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孔子家语》伪书案愈演愈成为其中的一个子命题。在对王肃人品心术的怀疑上,在辨伪方法之挪用上,在将文本一析为二的思路上,在"一手"伪书说之运用推演上,学者对《孔子家语》的研究,普遍存在一种类似于伪《古文尚书》案一样的《孔子家语》伪书案锻炼成狱之心理趋向,产生了机械移植、推论过度、疏而不证、笼统混淆、牵强附会等问题。其间所滋生的王肃伪造五书之说,又成为近代康有为的刘歆"遍伪群经"说之肇端,影响广远。     

康有为在天津

康有为,是清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进士,主持乙未科会试的大总裁是祁世长(祁隽藻之子,北洋候补道祁景颐之祖),因此康有为对寿阳祁家十分感激,与祁景颐尤为相契。1927年,康有为不甘心复辟的失败,企图继续进行挣扎,到天津来见溥仪,住在旧日租界的息游别墅,即与祁景颐朝夕过从。祁景颐和我是亲戚,康有为的事都是他对我说的。为了拉拢天津的军阀官僚,名流士绅,康有为到处联络,进行游说。有一次北洋政客潘复请康有为吃饭。康在潘家“当众挥毫”,大写其对联、条幅,赠送来宾。凡是前来赴宴的陪客(我也是陪客之一),每人一副,来者不拒,借以联络感情…     

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

康有为戊戌奏议,因西太后发动政变时被抄没,多所散佚。宣统三年,经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搜辑抄存,得奏稿二十篇(其中一篇为康有为代他人所草),存目十三篇,并将进呈编书序文五篇附之于后,刊行出版,名目《戊戌奏稿》。一九五三年,中国史学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     

康有为与《时务报》

康有为与《时务报》黄士芳《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宣传变法的报纸。作为维新派的舆论工具,《时务报》的出版与维新志士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有目共睹,这些人的贡献也为后人所推崇。然而,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究竟对《时务报》...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例如: “1891年在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影响之下,(康有为)著成《新学伪经考》一书”。(赵靖:《康有为的经济思想》,1962年《北京经济研究》第5期)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曾研朱墨写浮云

康有为的日籍夫人鹤子 拙文《康有为和他的日籍夫人鹤子》发表于1987年第二期《武汉春秋》上,当时我并不怎样看重它。有一天,《长江日报》高级记者邵震寰同志专门找到我对我讲：“小曾,你有点苕,《日籍夫人鹤子》这篇文章评职称时你为什么不报？傻里巴叽地尽报些零星东西。”我这时才晓得老邵是评委。老邵又说：“难得的采访．采访到康有为的儿媳不容易的。而且,弄到了这第一手的材料,说明了一个记者的本事。”     

《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

以《教学通义》为切入点,作前后延伸,可以了解康有为早期经学思想的来路与去向。康有为早年对周公的尊崇系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启发,同时也开始受到常州公羊学派的影响。“通变宜民”的“变政”观念使他既能尊崇周公也能欣赏孔子,而借最高王权变法的思想又使他的取法对象更是“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无位”的孔子。上书活动的失败,促使他调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的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重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在康有为基于经世的观念而今古文兼采的阶段,廖平似不可能影响到他,但是在因时局激荡而冲破旧的经学思想格局之际,廖平的“辟刘之议”尤其是对《周礼》的处理方式很可能刺激了康有为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