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舍利崇拜在中国的兴起与风行——兼论法门寺佛指舍利

舍利崇拜在印度原始佛教时期就已经出现,三国时期传入中国。舍利崇拜受到皇家推崇应始于梁武帝时期,亦是受到法显《佛国记》描述之印度习俗的深刻影响。唐代法门寺佛指舍利崇奉是中国舍利崇拜的巅峰,帝王舍利迎奉中伴随有信徒自残、焚身等狂热行为。五代宋初,法门寺地宫之外仍供奉有佛舍利,但帝王的崇拜狂热已渐消退,民间崇奉仍有余绪。     

南朝梁大僧正無慧念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載大同三年（537）八月,梁高祖武帝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及舍利。是月二十七日,武帝到寺禮拜,＂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内放光     

法门寺唐代地宫捧真身菩萨曼荼罗

大唐咸通十四年到十五年(873～874),李唐王朝最后一次迎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时,在法门寺地宫完成了佛舍利供养曼荼罗世界,此为我国晚唐密教式微后佛教文化和大唐文化的最高结聚。在地宫中室,唐中宗应天神龙皇帝李显供奉、贤首国师法藏敬造的汉白玉灵帐后,供养一捧真菩萨,此菩萨交汇的曼荼罗,为佛教世界迄今所仪有,现就初步研究情况就教于方家。     

《佛说造像量度经》:作者及汉译者

谁见过佛?佛的形象是如何传下来的?人们所见的佛像又是根据什么雕塑和绘制的?古人为了求得一个统一的佛的标准像,便编造了由佛说佛像的神话故事,在雕塑佛像时,用手指量度佛像的各个部位的指数,这故事演绎成《佛说造像量度经》。《佛说造像量度经》的作者为舍利弗。舍利弗(梵文S     

韩愈谏佛的历史评说

以儒家正统代表自居的韩愈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的韩愈谏迎法门寺佛骨事件在中国佛教发展传播史上就极具典型性,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正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不仅使自佛教东传以来的各种矛盾斗争激化至最盛,而且韩愈的思想言论归纳了历史上佛教敌对势力诸宗派的反佛观点总汇。因此,这一引人注目的历史公案受到自古及今历代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纷纷从各种角度出发各抒己见予以评说,于是,诸种观点的异彩纷呈便自然而然地折射出时代思想发展的轮廓脉络。唐元和十三年(818年)冬,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     

试谈法门寺真身宝塔之佛骨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为我国文物考古提供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佛指舍利的首次发现,引起宗教界的关注。唐地宫共出土佛骨舍利四枚,分别藏于前室、中室、后室及秘龛之中。 1.前室西北部位,置一汉白玉阿育王塔,塔中盛锦罗包裹的铜浮屠,其内有罗面绢里夹袱包裹鎏金伽陵频迦纹银棺一口,棺中放置佛指舍利一枚。 2.中室中央置一汉白玉双檐白石灵帐,帐内置一盝顶铁函,函内填装红黄色稠“泥浆”,内有丝绸包裹鎏金双凤纹银棺一口,棺内放置佛指舍利一枚。     

金陵历代高僧法师谱

近日,各方文物考古专家盛赞南京千年阿育王宝塔惊世出函,称其为世界上体形最大．工艺制作精美绝伦。从出土碑文提到的佛顶真骨、诸圣舍利等,可以推测到塔里可能供奉的舍利,最早源于南朝,是历代舍利子的集成。杜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楼台中”,当时由于梁武帝崇奉佛教,建康（今南京）地区佛寺达700余座,僧尼10余万之众。成为举世闻名的“千年佛都”、“中国佛教研究中心”,     

北魏太武帝时期平城"西宫"和"东宫"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硅于天兴元年（398年）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随着拓跋鲜卑统一北部中国的步伐和政权的日益稳固,逐步建起了适应皇帝办公、生活的皇家宫殿,到太武帝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宫殿群;北魏平城也建设成为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市,     

华县馆藏宋舍利石函

陕西省华县文管会所藏的宋代舍利石函(图一),雕刻纹饰精美,构图别致,集佛故事与各种花卉于一体.石函内再置盛放舍利的舍利塔,舍利塔也是用青石雕刻(图二)     

作为思想家的韩愈论说

作为文学家,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作为思想家,韩愈一生都在践行“反佛尊儒”的理念,对复兴儒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韩愈终成为后世兴复儒学的前驱。     

“皇帝即佛”——溥仁寺告诉我们的历史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取得中央政权的支持,也把清朝皇帝尊称为佛的化身:即康熙皇帝是无量寿佛转世,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皇帝即佛,当蒙古、西藏各部贵族、宗教首领来寺内进香瞻礼时,既拜佛又朝拜了皇帝。     

隋代信州金轮寺舍利宝塔下铭碑浅析

信州金轮寺舍利塔铭是目前全国现存不多的隋舍利宝塔碑铭,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是隋文帝崇佛倡佛促进隋唐佛教发展的直接见证,是研究奉节地方历史沿革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考释及相关问题

《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碑铭2008年出土于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宋代塔基地宫中。碑铭刻写俱佳,保存完好,对于研究长干寺的历史沿革和宋初修造长干寺真身塔的详细情况,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出土的佛顶骨舍利为北宋译经僧施护所献,长干寺地宫独特的形制受六朝时期地宫形制的影响;用阿育王塔瘗藏舍利的形式,显受五代吴越国影响颇深。     

神采灵异的佛顶骨舍利

<正>2008年7、8月间,南京中华门外明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北宋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出土七宝阿育王塔等一大批佛教圣物。据出土石函碑刻记载:"施护进呈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及)诸圣舍利,内用金棺     

南京大报恩寺北宋地宫出土诸圣舍利分析研究

<正>大报恩寺遗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主城正南门外的古长干里地区。2007年2月至2010年底,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对遗址北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在遗址北区发现了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长干寺真身塔地宫(即天禧寺圣感塔地宫)^[1],出土了七宝阿育王塔、鎏金银椁和金棺等大量北宋时期珍贵的佛教文物,其中在后期整理时共发现22份舍利,包括佛顶真骨舍利1份、感应舍利1份、诸圣舍利20份。     

论宋代士大夫与当时的舍利瘗埋

宋代的舍利瘗埋与隋唐时期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隋唐时期的舍利瘗埋主要是在皇帝(隋文帝、武则天、唐懿宗等)的主导下进行舍利瘗埋;宋代初期定州的静志、净众在舍利瘗埋过程中,尚得到皇室的资助,其余则主要以士大夫及民间人士、僧侣为主导,应与当时佛教的世俗化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从考古发现的宋代舍利瘗埋的资料来看,舍利瘗埋这种佛教活动,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借助佛教展现他们的护国、佑己及先祖、求平安的情怀。但由于士大夫的参与,使得这一原本庄严的宗教活动变成了充满人文情调的活动,而且与宋代社会温馨的人文情调相呼应。     

清乾隆时期的宫殿建筑风格

康熙、雍正、乾隆以及嘉庆朝所建的宫殿,在传统礼制规定内,其宫殿环境、建筑布局及艺术等力求贴近现实生活。表现出创造惬意的环境和方便舒适的建筑、满足皇帝的理政及生活要求等一系列特性。这也构成了“乾隆时期”宫殿建筑的整体风格。     

明代宫廷繪画—《宣宗引乐图》

历朝皇家画院都有一批御用画工,为皇帝、贵族们传写“御容”和画像,绘画当时的一些政治活动,或描绘皇帝在宫中的享乐生活。这些作品有的画在宫殿或墓室壁上;有的画在纸绢上,装裱成轴卷,悬挂或贮藏在宫殿里。它们客观上反映了一代皇朝部分重要的政治活     

从文物遗存看龟兹佛教舍利信仰

"舍利"一词,为梵文Sarira音译,又称"设利罗"、"室利罗",中文意译为"遗骨"、"灵骨"等.通常指佛陀之遗骨,称佛骨、佛舍利,后亦指高僧之遗骨.舍利信仰是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舍利信仰,实质上是对佛陀的敬仰与怀念.佛涅槃后,佛教徒基于对佛陀的思念,将佛陀的遗骸珍藏起来,表示对佛陀永远的缅怀和寄以亲近佛陀的意愿....     

中国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

本文考察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的形制变化,认为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隋至唐初,其制度是在石函内安置多重容器,通常由内至外是玻璃瓶、铜函、石函,舍利函造型是中国式歪顶盖方函;第二阶段始自唐高宗时期迎法门寺佛骨舍利时,由皇后武则天首创以贵金属制作的微型中国式葬具棺、椁为容器,其定制大约中断于唐武宗会昌灭法时;第三阶段是唐宣宗复法至唐亡,除仍沿用金棺银椁外,更新兴以小型塔子为容器,常在多重宝函中最内置盛舍利的小型塔子。唐以后,随着佛教的世俗化,舍利容器的形貌也突破原有规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