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流转中集体角色的错位与回归

推进集体土地流转,加强农民集体权益保护,需要其代表——集体找准角色定位,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在实际土地流转中,集体背离了其整体利益代表的角色定位,扮演了土地流转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促进者和乡（镇）政府利益顺从者的角色,严重的角色错位侵害了集体内其他农民的合法权益。在集体土地流转中,应从乡（镇）政府、农民、集体自身三方面入手,规正集体角色,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解读

本文从社会分层角度分析农民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并认为制度性的障碍对这种弱势地位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事实上也是在制度性障碍面前占有不平等的社会资源的表现,对这种制度性障碍的修正需要遵循帕累托改进理论解释,维护农民权益的同时,使得社会利益得以最大化。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土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特别是对于广大农村妇女来讲,土地是其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最主要的生活来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首先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状况进行分析,进而在探讨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有所裨益。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理性思考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必然抉择。而土地规模经营关系农民的生活保障和权益保护,在实施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     

构建和谐农村的必由之路: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

目前,中国“三农”问题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民权益的受损。农民权益受损而又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沟通与协调渠道,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走向暴力性的非制度性参与,从而使社会公共秩序受到危害。党和政府应更加注重农民利益的表达,为农民的合法利益的表达广开渠道,为构建和谐农村奠定坚实基础。     

青年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探析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进一步推进,许多尚未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将进一步凸现,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维护青年权益的责任加重,维护青年权益的渠道须进一步畅通、机制亟待建立健全,预防和减少青年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建立青年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     

现行土地经营体制调查与建言

土地是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最珍贵、最稀缺和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尤其显得金贵。广大农民以土地尤其是耕地为衣食之源、生产之基和生存之本。正因为如此,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历来为当政者所重视。     

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

土改前后有的学者宣称,旧中国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６０％到８０％的耕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各省土改档案及农村调查资料中了解,占人口６％至１０％的地主、富农,据有全国２８％到５０％的耕地。而占人口８４％到９０％的农民。仅有５０％到７２％的耕地。至于土地经营方式,各省都以出租为主,只有少量土地由农民自己经营。     

加强学校工会建设 维护教师根本利益

学校工会是由教师职工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自愿结合而形成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会的基本职责就是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是工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其中心是突出和强化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学校工会组织是领导联系教师群体共同搞好各项工作的桥梁和纽带,是会员和全体教师利益的代表,是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支柱。它更是维护学校正常秩序、稳定教师队伍、维系教师家庭和人身安全的重要基石。因此,搞好学校工会工作,对于维护教师专业发展的权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工会如何维护教师专业发展的权益呢？我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     

民国时期广西农民贫困问题再考察——以耕地和劳力为中心

针对近代广西农民的贫困问题,本文利用民国时期的一些统计与调查资料,以实证分析方法,从耕地和劳力使用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认为造成近代广西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大、人均耕地过少、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农村剩余劳力找不到转移方向致使无法有效利用关系紧密.     

民国初期在汉口之日本陆军派遣队述略

1912年1月至1922年7月,日本陆军派遣队入侵汉口并驻扎10年半之久,非法获取土地修建军营,擅自架设大功率无线电台,竭力维护日本权益,强化了日本陆军在长江中上游的谍报网.而在长江流域势力最大的英国出于自身利益支持日本,则是该队得以为所欲为的重要外因.该队最终撤出汉口回国,与当时日本为缓和中国民众反抗浪潮、避免受到美英牵制而调整对华姿态相关,并且是以日本在长江上的海军实力增强为前提.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

已公布的1件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土地买卖契约及本文公布新发现的11件西夏文草书土地买卖契约,为了解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土地买卖及相关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西夏晚期,该地区相当部分农民生活困苦,不得不出卖土地换取口粮,从而导致寺庙和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契约提供了关于农户的耕地数量、耕地和院落、土地四至的信息。从一些有连带关系的土地买卖契约,还可大致勾画出部分土地和灌渠的分布情况。而契约中有些农户分散居住在各自耕地上的特点,则反映出党项民族游牧习俗的影响和当地耕地较多的地方特色。契约中关于渠道、给水等内容反映了当地农业依靠灌溉的特点,补充了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有关水利管理的规定。这些契约继承了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并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唐宋契约和元代契约的一种中间过渡形式。     

明末大别山區“革左五營”農民起义軍的抗明斗爭

前言由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产物。因为朱元璋出身于貧苦农民,参加了反元的农民起义,在起义斗爭过程中,他亲眼看列强大的元帝国被大起义的浪潮所摧毁,深刻認識到人民革命的巨大威力。因此,为了巩固新的政权,他被迫采取了向农民讓步的政策,实施了一系列与农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在广大人民勤恳劳动的推动下,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封建政权是代表地主阶級利益的。因此,伴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封建官僚地主阶級的势力也逐漸膨脹起来。他們一方面以高额的田租,剥削其耕地上的农民;同时,当农民因遭受殘酷剥削而陷于貧困破产时,他們又乘机瘋狂地兼併土地。所以,到明朝中后期,就出現了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农民被迫离乡     

安德鲁·杰克逊政府迁移印第安人的动因分析

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安德鲁.杰克逊为代表的美国官员和南部诸州认为文明开化政策已经失败,美国印第安人政策迫切需要改弦更张。恰恰就在此时,迁移印第安人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政策构想也日趋成型,为杰克逊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当时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则最终推动美国政府决定以迁移作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途径。美国政府不惜以牺牲印第安人为代价,残酷剥夺土著土地。杰克逊高贵的言辞和父权式的论调,并不能掩盖迁移政策现实中的操纵性和强制性。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实际上只是白人美国的民主,是以牺牲印第安人的权益为代价的。     

日本在中国东北移民的农业经营(1905—1945)

日本自1905 年日俄战争以后即开始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他们大多在“满铁附属地”或关东州内经营水田,也有的经营旱田。一般将土地出租给当地中国或朝鲜农民耕种,也有的雇佣当地农民耕种。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还进行了建立集体移民村的试验,但并未取得他们预期的效果。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关东军的推动下,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成为日本的国策。到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移民总数约27万人。在日伪政府的支持下,侵占了中国农民的大量耕地,其农业经营也是建立在大量雇佣当地中国农民或向他们出租土地的基础之上的。日本移民并未给这一地区带来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或耕作方式,反而给当地中国农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由于其家庭开支较大,经济状况并未达到日伪当局的理想,并不能作为自耕农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     

英国废除《谷物法》刍议

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体现了英国现代转型的时代潮流,此时《谷物法》失去了社会多数群体的支持,能否废除的关键取决于持不同立场的议员在议会内的博弈。谷物法的产生与废除都是某种特定的历史范畴,无论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持赞成或反对立场的议员,他们代表的只是城镇或是农村的部分群体的利益,却同时伤害了农村的利益。《谷物法》不能简单地看成为一个阶级立法,赞同《谷物法》的不仅有土地贵族,也有农场主和耕地农。     

汉代地主的类别

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以土地买卖为主要标志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经产生,并且得到初步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封建地主的人士地私有和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实质是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

中世纪欧洲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变化受制于人口和经济因素、庄园制和农奴制等体制性因素。人口和经济因素影响着土地持有、粮价、工资和地租等的变动,庄园制和农奴制使中世纪大地产放弃了古代不持有土地和无偿劳动的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而授与农民份地并向其征收地租和税金。大致说,中世纪早中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上行导致领主收入增加和农民收入减少,而中世纪晚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下行则促使领主收入减少和农民收入增加。总的说,中世纪大地产上佃农的土地持有以及缴纳地租和税金是有法可依的,蛮族法典、土地登录簿和惯例书等组成的习惯法旨在将领主对农民剥削的种类和数量固定化和精确化,领主和农民均可以此为依据维护自己的利益。习惯法的出现不是领主恩赐的结果,而是植根于日尔曼人有关法律是人民制定的立法模式,以及中世纪农民对领主长达几个世纪坚持不懈的抗争。     

明代河南土地丈量综述

有明一代,河南省曾进行了三次土地丈量活动：第一次在明初洪武年间,丈量出的土地数字仅是当时开垦的土地数,不能反映全省实有的土地数量。第二次在明中期嘉靖年间,是在一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丈量之后又以“符合原额”为宗旨,大量进行了折亩活动,故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不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也不能反映当时实有的土地数字。第三次是在明中后期万历年间进行的,指导思想明确,法令严格,方法得当,丈量出的土地数字既能反映当时河南省的开垦耕种数,又代表了全省实有的耕地数字。     

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考

关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人地比例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人口对土地压力越来越大,乃至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只有少数学者模糊地提出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样严重。其实,探讨人口压力问题的关键是人地比例临界点的确定。以往对此多有估计,按照这些标准衡量,现有耕地的确严重不足。但遗憾的是,大多并未论及计算方法,不知根据何来。近代冀中定县的个案研究显示,人地比例关系处于愈益紧张之势,但人地比例关系紧张并不意味着现有耕地就已经到了不能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生活的地步。根据民间流行的消费观念和实地调查资料,可以对人地比例临界点做出比较精确的计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维持最低粮食消费角度看,现有耕地能够满足人口需求;从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消费角度看,虽有不足,但相差不远。进一步言之,近代农民生活的贫困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压力,而应当从其他方面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