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福州教育

明代的福建,教育发达,科举成就显赫,人才众多,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前人对此作了不少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从全国范围或大区域入手。本文试图以福州府为切入点,论述福州府县儒学、书院、社学等概况,从社会经济方面探讨教育进步的物质基础与办学特色,从明政权与各级官吏对教育的重视,分析教育对区域社会统治的作用,从中探索明代福州府教育的经验教训。     

《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评介

<正>郭培贵新著《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2014年6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0万字,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相结合,将明代学校教育—科举—任官制度三个环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综观全书,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明代学校的研究特别是洪武时期的研究深入而又具体。科举必由学校,洪武时期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学术界对明代府、州、县学设置的统计却不甚精确。作者通过翻阅大量的地方志,并多方佐证,在逐一考证其设置和     

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2月,545页中国是科举大国,前后实行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影响中国社会至深且巨,因而一直备受人们关注,成果源源推出。然而,与科举几乎具有相同功能,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科举所没有的功能,并影响到科举作用的发挥,在明清中国的社会流动中极为重要的捐纳制度,却殊少有人研究。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的区域优势,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勃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乡村社会流动。江南也为废科举之于乡村社会影响的一般表述提供了另类叙事空间。     

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

本文从科举入仕、廪贡出学、纳马纳粟入监以及荐举与保举四个方面,对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作者认为,明代生员层仕进之途(正路)相当狭窄,于是绝大部分生员只好流向社会,走一条“叉路”。     

明代的科举走报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很多依附科举考试而存在的行业,科举走报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科举走报起源于唐,发展于宋,至明代臻于鼎盛,逐渐形成了以乡试、会试和殿试为中心的三类走报,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明代酬赏报录人的费用,随时间、地域以及士子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以福建为例,各府州县大致经历了从明初数两到嘉靖、隆庆之际数十两,万历、崇祯时期数百两的变化过程。科举走报刚兴起时,走报者索讨赏金的数量在可以承受的较为合理的范围之内,然至晚明,走报者的索赏费用大幅增加,远远超出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科举走报也因此演变为明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弊害。     

王华、王阳明父子与徐爱的科举之路

<正>科举制度是隋唐时期开创的人才选拔制度,宋、元、明、清各代沿用,于1905年废除,沿袭1300余年之久。明代是科举考试的鼎盛时期,无数读书人利用所学知识,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经邦治国,报效国家,留下历史美名。浙江余姚是明代科举重镇,人才辈出。余姚人王华和其子王阳明及其女婿徐爱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走向辉煌人生。他们的科举之路有着不同的故事。     

明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特点及利弊

为适应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政权的需要,明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人才选择途径的一元化,科举的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严格资格选官任官,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是明代人才选择制度最显的特点,明代人才选择制度及其特点在促进明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因其存在有种种弊端,对当时乃至后代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

自明中期起,赣南社会掀起一股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地方官的倡导、地方绅士的响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明代赣南社会出现这股热潮,表明了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追求“士绅化”的心态。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虽然是中国人祈福求祥心态的自然反映,但并非单纯是风水术上的一个发展问题,更不是赣派风水发源地赣南独特的社会现象,而是宋以来南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和结果。风水这类看似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俗观念,其实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明代生员新论

明代的儒学生员具有双重身分。一方面,生员是正式在政府注册,并由政府官员提调、学官课业的官学生;另一方面,生员又是一种“科名”。从生员到进士,犹如科名阶梯,而生员仅仅是科举考试各级阶梯中最初的一级有关明代生员。生员是地方乡绅的一部分,而乡绅的产生、延续,主要依靠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总结是必要的,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须给以深入的讨论,一是士与仕,即士的理想化人格,以及科举的客观现实导致士行、士习的堕落;二是青衿与缙绅,即生员与在乡士大夫的关系;三是生员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其作用。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评介

正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是近年明代科举与经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关注明代科举"一经取士"体制之下,同一地域士子肄习同一经典以应考的"地域专经"现象,选取江西安福的《春秋》经、湖广麻城的《春秋》经及黄冈的《礼记》经、浙江余姚的《易》经与《礼记》     

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作为一种科贡吉礼,宾兴礼仪的对象皆涉选拔,仪式等差有别,明中期尤其是嘉靖时期以后,基本完成了宾兴礼仪的程式化过程,被明确列入地方礼典,且尤以京师周围府县最为凸显。兼具国礼与民俗的宾兴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送科举与报捷仪行之于公众,体现了对科举中式者的礼遇和庆贺,传达了朝廷待贤以礼之道,具有明显的展示和引导作用;在隆重而有节奏的鹿鸣宴上,宾主和谐举杯相庆,重在传达慰问、感谢与祝贺之意,表前励后;庙学释菜礼通过告慰和激劝士子,倡导儒学,化民成俗。     

清代宾兴礼考述

宾兴礼是盛行于清代全国各地的一种科举典礼,主要是指府州县级别的地方官举行宴会送别科举生员。目前尚未发现明代曾举行宾兴礼的记载。宾兴礼的最早源头是周代乡饮酒礼。唐宋以来州军地方官举行的乡饮酒礼逐渐与科举典礼混行。明代初年乡饮酒礼被割断了与科举制的关联,导致在清代宾兴礼演化成一种成熟的地方性科举典礼。     

第13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共同主办,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承办的第13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5月28—29日在北京召开。一、有关科举制度的探讨。本次会议对制度层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不仅涉及面广,而且特别关注制度推行的社会效果及影响。徐泓《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针对近些年有学者对何炳棣"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结论提出的质疑,     

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

自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考试程序的完善,科举成为两宋以及明清士人入仕的基本路径。在明代,地区取得高级科名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相应地区政治影响的指标。由于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科举所取之士中南人多、北人少的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为此,仁宣时期推出了科举配额制度,意欲通过配额录取的方式实现区域间科名分布的相对均衡。由于明廷重进士的用人倾向和士大夫浓重地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在配额制度变动尤其是关乎进士科名的会试卷区比例变动的过程中,掺入了权力者出于乡梓利益考虑的人为因素。配额及其制度变动中的地域之争是明代政治领域经常存在的地域性因素潜在作用的投影和反映。     

明天顺《高唐州重修庙学记》碑考

本文对明代天顺四年《高唐州重修庙学记》碑进行了考证,碑文记载了时任知州赵玉主持修缮州文庙之事,"惟玆学校乃教之寓政之本、为治之首务也",反映了天顺改元革新之际政策的微妙变化。明初立国,最为重视农业和政教。太祖规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官学成为了明代科举的必由之路。故而,明代官员对办官学特别重视。通过对碑文的研究,可探知明天顺时期政教政策的继承与转折,对研究明代官办庙学亦有所裨益。     

“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7年11月11—12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闽台科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40余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一、福建在科举史上的重要地位。福建在宋代进士之多居全国之首,在明代仍是科举大省,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人均庶吉士数以及人均进士家族数,皆为全国第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李世愉指出:"福建在清代科举中有着举足     

论题归纳、史料解读与史学的论证表述——评《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

《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以下简称吴著)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均田制崩溃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乃吴铮强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宋代科举与乡村社会》的基础上,经由史料的扩展以及论题的提炼修改增益而成。就该书之宏观议题设定     

清代西北科举与社会环境——以甘肃庆阳进士的时空分布及变迁成因为例

清代庆阳科举兴衰与西北社会嬗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从与明代比较的视角,对清代庆阳科举人才总量的下降、时空分布的变迁及社会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清初陕甘分省造成的省治中心转移、书院教育发展滞后、明末陕北起义、清初王辅臣变乱和同治陕甘回民事变等,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终导致清代庆阳科举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