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宁政区浅议

明代的实土卫所,被视为与府、直隶州、土司同等并列的行政区划单位,府州境内的卫所,则被视为非实土卫所、准实土卫所。四川永宁地区卫所、土司、州县的疆界分野状况,展示出另外的状态:位于永宁宣抚司境内、与宣抚司同城的永宁卫,拥有独立的行政辖区,虽不管领境内土民,仍可视为实土卫;以往被视为纯粹实土卫所的赤水卫、普市所,政区形态与永宁卫相同,皆可视为永宁宣抚司辖境内的卫所。由此,明代军事政区系统并非与行政系统泾渭分明,实土卫所可以存在于府州土司境内,与传统政区既并立又重合,是为"准实土"卫所的典型。《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贵州境内的赤水卫、普市所,以标在四川永宁宣抚司境内为宜,准实土卫所的概念或可据此进一步完善。     

晚明卫所与州县关系探研——以泗州卫月粮为线索

晚明卫所月粮的普遍短缺不仅损害了军士的利益,也影响了卫所与州县的关系。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晚明泗州卫月粮久缺,并与泗州地方政府产生了诸多冲突。有别于传统的晚明卫所、军户地位低下的认识,在与泗州各类冲突中,泗州卫占有明显优势,呈现出军强民弱的状态,打破了卫所与州县间旧有的平衡。针对出现的问题,朝廷与泗州曾试图整改,但均未能奏效。这种与传统认识不同的军、民关系状态并非泗州卫独有,凤阳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明清时期太仓州城的“里铺”

太仓州城"里铺"始见于崇祯《太仓州志》,按其记载可将其渊源追溯到元末明初太仓筑城设立卫所之时。从明初卫所管辖的城中巡警铺,逐渐演变为明清州县所属的基层行政组织和徭役承担单位。"里铺"主要负责维护城市治安,并具有部分社区诉讼功能。直至清末,16个"里铺"的空间格局与社会职能变化不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生命力,成为太仓城内最重要的基层管理组织。     

明代岷州地区的民政治理与行政制度变迁

明初以降,明廷对岷州的民政治理经历了岷卫兼管、岷州建州、巩昌分辖的数次争论与转变,最终于嘉靖年间形成以抚民同知专管民政的治理格局,即岷州厅之雏形。洪武初年,明廷在整合藏边番族部落的基础上建立了岷州卫,藏区的番族部落也深深地嵌入岷州卫的军事与里甲系统,并引致地域社会番汉共处、军民杂居态势的形成。随着明中后期岷州卫军政控制的弱化,当地番汉、军民混杂的局面渐趋紊乱。嘉靖年间,各方官员就"岷州建州"与"巩昌分辖"产生争论,最终明廷基于行政成本、品级对等与番民社会的考量,增置岷州抚民同知管辖民政并促使当地形成卫所与州县系统分辖军民的州卫共治格局。面对蒙古部落移牧甘青,明廷放缓了岷州的"州县化"进程,同时立足于边地社会局势"以番固藩"",华夏边缘"借此得以维持。     

安福、永定二县的设置与清代州县行政管理体制在湘西北的确立

明初设立的九溪、永定二卫,到了清初已经演变为征收屯赋、管理屯民的地方行政性管辖机构。雍正年间裁卫设县,结束了九溪、永定二卫的历史存在,并在调整土地与户口归属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湘西北地区卫所军事管理体制向州县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     

清前期贵州裁撤卫所后的屯田处置

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始,清政府陆续对贵州地区的卫所进行"州县化"裁撤归并。贵州卫所的裁撤,一方面促使军事卫所向地方府、州、县行政合流,从而影响了清代贵州行政区划的改制与重建;另一方面又涉及地方社会的诸多变动。在此过程中,屯田迁改、屯赋划一等问题的处置最为关键,体现出明清卫所民化问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本文重点探讨清代贵州卫所裁撤后的屯田处置问题,并对卫所屯田的赋额变动、屯田买卖以及国家应对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随着清代卫所屯田归并于州县,原本高额的屯赋却未能随着军田民地化的过程与地方州县赋税实现均等划一,屯赋数倍于民田科则的局面一直有所残存,屯田与民田、屯地与民地之间的差异引发的屯赋征收不合理成为困扰官民的一大难题。伴随着屯田买卖的出现与发展,虽然国家严厉禁止私下典售,但军屯土地私有逐步得到法律认可,屯田的真正"民化"之势已不可遏制。     

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

在湘鄂西地区,从明初至清雍正年间,土司、卫所等特殊形式的政区与经制州县政区在地理空间上都是彼此毗邻乃至交错的。不同类型的政区意味着不同的赋役制度与管理方式,在土司、卫所与州县势力彼此消长的背景下,更导致了种种土地纠纷与赋役规避问题。清雍正间,通过改卫归流与改土归流,三者之间的土地与赋役纠纷随着卫所、土司的取消与州县政区主体地位的确立而逐渐消弭。     

论明代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

顾诚提出明代疆土管理分行政、军事两大系统,引发了对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的新认识。沿海卫所是否切割州县划境而治,是相关认识成立与否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沿海地区明代省府州县方志和明清卫所志,探讨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详情,结论是:明代沿海卫所的屯田多分散在各府州县,规模难匹州县田地,卫所管理权限较弱。卫所与州县划分日常防区,参差互嵌,既不一定自成一体,更远未涵盖海岸地区。某些卫所以城池为核心,形成了一小块相当于一乡一村、与州县并行不悖的行政地盘,但规模较小,边界未能正式独立于州县之外,难以视为正式政区。因此,明代沿海卫所仍宜视为非实土卫所,而不是实土卫所或准实土卫所,明代军事政区宜视为民事政区的辅助而非并列系统。     

明代府志对当地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

在明代,基本上各府州县都编有地方志,而与州县民政系统并列为明代两大管理系统的卫所则较罕见志书编纂,因此其信息多保留于州县志书中。方志如何记载卫所信息不仅是修志体例问题,还折射出明代军政、民政系统间的关系变化,是民政系统官员的一种政治表达。纵观现存明代府志对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地方志对于武官群体的记载、如何记载则因地而异,详略不一;嘉靖朝以降,逐渐有新的地方志补充卫所武官群体相关信息,更为完备。这一转变与明中后期的局势变化、地方志纂修者希望借此激励武官,以保障地方安全有关,是明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地方文武官员、卫所与州县间的关系和地位转换的体现。     

从“军七民三”到“军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广东的筑城运动

明代以前,广东与华南其他省份一样,大多无城,筑城率仅38.6%。经明初军民努力,筑城率提高到66%,明中期"凡县无城者悉令筑之"政策出台,筑城率达到95.7%,至明代后期,更高达100%。明初,广东筑城,主要由卫所军士负责,卫所指挥和千户主导。尤其许多府州县城与卫所同在一座城内,卫所更在城池营建方面占主导地位。不久,城池修筑,渐为军民合作,尤其卫所与府州县治同城的城池,更是军民合作、府卫或县所分修。最初,卫所官军负担的比重较高,军民分担比例为"军七民三";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开发,经济发展,地方社会对公共事务,尤其公共工程如城池修筑,在经费、工料和劳力方面,负担比例加大,遂有"军三民七"惯行事例,甚至出现"官三民七"比例分摊的官民合作模式。乡绅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     

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安邦彦围贵阳城明政府解围后的善后措施

明朝后期,随着专制统治的日渐腐败,明王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日益尖锐,天启二年终于酿成贵州地区的安邦彦反明事件。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挟其侄贵州宣慰使安位起兵反明,率土司军队包围贵阳城。由于明政府推行＂重辽轻黔＂的战略,对安氏反明事件重视不够,导致安氏包围贵阳城达十月之久。1622年12月明朝调集大军驰援解围,使贵阳城终得保全。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松江府海塘图》的年代判定及其价值

在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松江府海塘图》和乾隆《太镇海塘纪略》中所附地图的比对,可知两图所载各县海塘长度的差异主要是由各自丈量尺度的不同造成。加之镇洋北岸海塘长度以及两图所示地域范围的差别,可以判定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松江府海塘图》绘制于乾隆十七年,该图更名为《乾隆松太海塘图》较为合适。《乾隆松太海塘图》是清代江南海塘的通塘体系形成之前最完整的一幅海塘图,图中所画内容反映了官方绘制江南海塘图"兵农并重"的特殊要求,是同类海塘图中的珍品。     

桃渚城城墙病害初步调研与保护对策探讨

临海桃渚城建于明代,是浙江保存最完好的抗倭卫所城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对桃渚城的现存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可知,城墙目前存在局部垮塌、鼓闪、灰浆流失等病害,其本身的构造缺陷加上降雨和植物生长的共同作用是病害的主要成因。这类问题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古城墙中具有一定普遍性。针对这些病害以及桃渚城的构造特点,结合国内一些城墙保护的工程实例,提出桃渚城的保护策略:加强墙体的结构稳定性、加固墙芯填土、增设墙顶防水措施、及时疏改威胁本体安全的植物,可为后续以及同类城墙的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清代淮安府荡地开垦与政府治理的互动

伴随着海势东迁,明代淮安府沿海荡地已出现盐场与民户相互争夺的态势,一方面是盐场为维护既有的盐利而竭力遏制沿海的农业开发,另一方面则是新淤的荡地往往吸引一批批新来的开发者。清初已淤为内陆的安东县垦荡行为在得到康熙帝首肯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中期亭场商办这一市场行为也使得灶丁由制盐转向耕田,从而造成了狼在当地的绝迹。两淮盐场民众面对环境变迁积极调适生计,成为清代海州升为直隶州,庙湾、东台由盐场升格为县及清末民初“废灶兴垦”的内在动力。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嘉昆太”跨行政区域汽车产业集群研究

基于2008到2017年十年间的汽车产业相关统计数据，选取上海嘉定区、江苏昆山市、太仓市的29个乡镇街道为研究单元尺度，以汽车产业链中的1471家汽车生产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汽车产业跨越行政区域形成产业集群的空间格局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嘉昆太汽车产业集群整体呈现出“一核心带动两翼型”的发展模式，即以嘉定为核心带动昆山、太仓两翼发展的空间形态；发展方向上，集群重心出现自嘉定向昆山太仓偏移的态势，行政壁垒对跨区集群的制约效应逐渐降低，汽车产业的集群创新边界越来越模糊，更加有利于对接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②在嘉昆太汽车产业扩散和转移过程中，研发产业作为中上游环节，其核心仍主要集聚在嘉定区，这主要基于创新资源的邻近和丰富，汽车先进零部件制造业作为产业链中下游环节逐渐向昆山、太仓转移。③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其中区域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区域政策与交通条件是嘉昆太汽车产业集群的主要动力机制。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明清西北筑城碑记的形成、特征及历史地理学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西北筑城碑记大约存有269篇,其中原碑尚存于世者32方,是研究明清西北城池史宝贵的一手资料。甘、宁、青三省现存明代碑记最有特色,有大量卫所营堡的筑城碑保留。州县碑记大多有若干时段连续的拓城记,连缀起来就是城池形态扩展的整体叙事。明清西北筑城碑记所反映的城镇类型也多种多样,州县城镇最多,卫所营堡占有一定比例,其他如驿城、巡检司城、厅城、寨城、关城都有一部分存留,非常难得。这些碑记作为第一手资料,详述了筑城过程、工程耗时、销银数量、捐资人户,对于考证原委、制度复原、社会阶层以及城镇职能与形态扩张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

金乡卫设立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辖蒲门、壮士、沙园三所。清初废卫为镇,改称金乡镇(金镇)。由明至清,卫所军户由单列"卫籍"的特殊群体渐次演变为普通的编户齐民,并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这一过程,可谓为"军户的地方化"。军户的地方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明中后期,军户家庭逐步形成,军户地方化初现端倪;(2)清前期,裁并卫所,军户转为民户,屯田改为民地,军户地方化进程加速进行;(3)清中后期,军户家族形成并趋于稳定,军户与非军户融合,军户地方化最终完成。军户的地方化是东南沿海沿海卫所军户群体演变的普遍趋势,也是沿海地方社会构建的组成部分。     

The Garrison Revisited: Gibralta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1940s, scholars across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started using phrases such as ‘garrison state’ and ‘garrison mentality’ to describe societies where military imperatives predominated. They frequently argued that a perpetual sense of threat and a profound feeling of isolation shaped the outlook of residents in these communities. Such terms continue to surface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and popular media, where ‘the garrison’ often remains a stock image. Evidence from eighteenth-century Gibraltar, however, suggests that traditional readings of the garrison as an insulated fortress should be reconsidered. The survival of this strategic outpost actually required that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rely on an array of foreigners to keep it supplied during times of both war and peace. At Gibraltar, the garrison was neither isolated from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nor perpetually threatened by its cosmopolitan residents—instead, inescapable dependence on a motley local population often rendered administrators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 alien in their midst and to acknowledge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military and civil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