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与商界的税收纷争——1931年营业税法颁布前后的分析

以营业税抵补地方裁厘损失是南京国民政府构建中央与地方税收权力关系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地方政府所订税则却遭到各地商界的强烈反对,以致税收纷争此起彼伏.国民政府颁布营业税法,试图缓和地方政府与商界之间的矛盾.随着财政危机的加剧,地方政府不得不与商界达成某种妥协,而中央税法则沦为一纸具文.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以集权为主的分税制...     

民国时期地方税收权力的流失——以1939—1949年重庆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重庆由四川省辖市升级为院辖市,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地方财政税收制度。作为地方税收的大宗,营业税本是重庆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重庆市营业税权力却遭到四川省政府、中央政府、重庆市商人团体和参议会的分割、侵蚀而流失。以营业税为主的地方税收权力大量流失,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困乏,也是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江都市地方税务局

该局是主管江都市地方税收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包括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等十多个税种及市政府委托代征基金、社保费的征收管理。该局内设8个科室,下设1个稽查局、13个征管分局,全系统共有干部职工200人。2006年,共组织入库各项收入10.3亿元。     

一场新的“分税”革命

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项新的税收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在交通运输与服务行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形成了三重利益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重新分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     

论我国生态税制的构建

生态税收是政府通过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征收相应数量的税收,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或对保护环境的行为的税收支出,以保持生态平衡的一种税收体系。中国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生态税制的缺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以及提高公民环保意识迫切要求构建我国的生态税收体系。因此,制定完备的《生态税法》;改革旧税种,创立新税种完善税收体系;奖惩并重、税收征收与支出并举,就成为构建我国生态税制的基本思路。     

工商团体与南京政府时期之营业税包征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因应裁厘需要,开始正式征收营业税。依营业税法规定,该税本应由税务机关直接征收,但当时,地方政府及工商团体却不顾中央禁令,私下签订包征协议,普遍由工商团体代征甚至包缴营业税,以稳定裁厘后的地方财政,使包税制呈现出"团体包税"的新形态。此种情形虽然不单独存在于营业税的征收过程中,但以营业税包征最为普遍。这一现象的内在成因十分复杂,涉及中央、地方、工商团体间的利益纠葛及平衡问题,亦说明国民政府建立现代税收国家的努力遭受顿挫。     

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

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现代税收制度,随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为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率的转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营业税税率设计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模式。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及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营业税纳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是税率因素与非税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营业税在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同时,也给工商业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     

战时政府与商界的税收关系——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为适应战时财政的需求,四川省政府实施以提高税率为中心的营业税政策,致使商民税负骤然加重。以成都市商会为核心的四川商界,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抵制,最终迫使政府在税率问题上作出部分让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表明:在政府最需要增加税收以支持抗战财政的情况下,商界仍能够制约政府的税收行为,并实现征纳双方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优化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措施

当前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存在缺陷,本文从税制、税种和税收征管三个方面分别就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房地产政策过于和风细雨

上调营业税只能收到短期之效。只要货币提供源源不断的流动性,只要政府不动用物业税对房地产投资红利进行再分配,边边角角的改革无关大局     

加州宪法第13条修正案与美国财产税改革

美国各州的财产税体制,经历了不断修正与完善的过程,其中,1978年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的加州宪法第13条修正案,起到了一定的先导和示范作用。此后,在全国范围内,财产税税率和评估值增长幅度等宏观调控的决策权由地方政府转向州政府;同时,各州地方政府在继续以财产税作为最重要的税收来源的同时,增加了服务类收费,并接受联邦政府及州政府的资助,以扩展财源,巩固税基。结合这次改革与以往历次调适,可以看出,财产税作为地方性税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从这一点出发,有助于准确认识美国财产税的大致走向并丰富我们对美国地方政府的认识。     

从个体商业缴税的演变看转型期的政策机制

在个体户诞生之初,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征税,针对个体商业创造了代扣代缴营业税的政策,并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推行。但在实行了十年之后,却不得不停止这种政策。通过对个体商业代扣代缴营业税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表明,在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政策机制:地方政府与私人的互动。     

我国旅游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影响机理及影响状况研究

营业税改增值税是我国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重要改革方向。上海已经开始试点,试点范围将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厦门和深圳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并将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未来,营业税改增值税很可能向旅游服务业推广。在上述背景下,需要研究下列前沿性理论问题：我国旅游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影响机理是什么？我国旅游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影响状况是什么？本文运用不同税收特点及影响分析理论,探讨了我国旅游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影响机理,并通过对上海典型旅游企业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我国旅游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影响特点与影响状况。针对我国旅游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影响特点与状况,提出了我国旅游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税率与存量固定资产进项税抵扣等的建议。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国税系统下辖1个副省级市局(南京市国税局)、13个地级市局(含苏州工业园区国税局)、67个县(市)局和474个基层分局。全系统有在职干部职工19605人。国税部门主要负责中央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征收管理。征收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金融保险营业税中央收入部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中央企业、外商投资食业和外国企业所得     

中国旅游度假区治理结构及变迁

本文系统分析了中国度假区治理结构及其类型,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揭示了度假区治理结构的适应性调整过程.研究表明,中国度假区发展是地方性行政经济的产物,地方政府是我国度假区发展中最重要的行政权利主体,度假区治理结构的类型和构成则是地方政府内部不同行政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结果.十多年来,我国度假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路径主要表现在管委会实际受权变化和管委会制度逐步向传统行政管理制度复归,这是我国度假区对发展环境不适应,进而在制度层面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     

房地产市场分水岭已经到来

4月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房地产市场分水岭已经到来。所谓分水岭,有两个含义,一是政策分水岭,二是价格分水岭。 房地产政策处于结构调整期,政府试图破解以往的恶性循环：政策短期调整、房地产市场下挫、担心实体经济放松信贷与税收、房地产价格报复式上涨。     

浅谈清代四川厘金银锭

清代四川银锭以十两锭为主流,其中官税锭是川锭最大的亮点,版式、税种繁复多样。完整地体现了清代后期政府财政税收的实际状况。厘金税银锭正是反映清末厘金税收制度的珍贵实物遗存。笔者仅结合四川厘金银锭实物．在此作一些浅显的探讨。     

金融危机对青海地方税收的影响及对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进而对地方税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结合青海实际,首先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青海地方税收呈现的主要特点;进而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了影响青海地方税收增减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金融危机背景下促进青海地方税收增长的路径选择等。     

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

印花税系晚清时期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一大税种,在财政困绌、赔款筹措和洋务新政等因素的促动下,朝野人士多有论介,间或付诸实施,也因民间反对甚力,不免虎头蛇尾,成效未具.1906年鸦片禁政推行后,鸦片税厘开始缩减,为了抵补洋土药税收,度支部匆忙之间筹划研究,短时间内制定了印花税实施的有关章程,希图依靠该税筹措经费,达到抵补鸦片税的目的.无奈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复杂,民间反对甚烈,印花税不得不日渐式微,成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