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遗产话语下中国当代工业遗产话语建构的思考——以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为例

当今在世界遗产研究与实践领域，根植于西方现代史观及价值观的权威遗产话语掌控着遗产的价值与意义阐释权，中国工业遗产的话语声量显得很微弱，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因此面临一些困境。构建符合本土语境的工业遗产话语有助于其摆脱“削足适履”和“丢车保帅”的命运，展现其遗产所凝练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时三线建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其工业遗产亦是解释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崛起的理想切入点。     

工业遗产话语变迁的模式、成因及演化分析——以英国世界遗产铁桥峡谷为例

世界遗产的政治化引发学界更多地从批判性视角解构和重构文化遗产,并逐渐发展为聚焦遗产话语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与研究视角.英国世界遗产铁桥峡谷是工业遗产话语变迁的典型案例,其显示出工业遗产话语经历话语离散、话语聚焦和话语绑定三个阶段.其变迁原因有三:迎合UNESCO的权威遗产话语体系,契合英国城市复兴和社区文化需求,获得社会资...     

反思与重构:遗产、博物馆再审视——劳拉简·史密斯教授专访

随着批评遗产研究的兴起,国际学界对遗产、博物馆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劳拉简·史密斯教授认为,考古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遗产实践中的角色及其学术话语带来的政治影响,倾听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博物馆工作也应寻求与相关利益群体更深层的互动,认识到参观者往往有着复杂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诉求,避免将之视为简单的被教育对象,要为他们提供激发情感共鸣和自我反思的资源;描述和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遗产话语是迫切需要的研究课题,亚洲的遗产活动和思维对于遗产的多样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批评遗产研究的"批评"概念需要多元文化思考,遗产理论发展和遗产学专业教育也需要对遗产的多元化理解。     

中国工业遗产话语变迁的背景历程、话语特质及文化条件分析

作为驱动世界秩序转型的物质佐证和逻辑形制,中国工业遗产亦经历近似于西方遗产语境中发生的工业遗产话语变迁历程,并表现出速率更高、密度更大、范围更广的本土化特点。在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数接近其城市总数的11%、部分城市及地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初期及其工业遗产面临全球大遗产语境中的话语显示度困境等背景下,以2006年为标志性时间节点,中国工业遗产从三个方面开启了话语变迁历程：政策话语的多层次聚集、专业化的话语内容及多层次的话语场,并表现出四个方面的话语特质：镌刻显性的红色基因与民族情怀、呈现中国工业化布局的历史变迁、强调遗产项的适应性再利用及彰显工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中国特色。而该变迁的发生主要基于三大文化条件：强有力的物质与非物质支撑、多维的社会基础及可持续性的情感连接。     

西方遗产诠释思想述要

遗产诠释是一种旨在揭示文化和自然遗产内涵及价值的行为,其功能包括遗产保护、旅游管理、休闲娱乐、教育、宣传等。对遗产诠释的研究源于美国,自提尔顿以"通过诠释,以致了解;通过了解,以致欣赏;通过欣赏,以致保护"为中心的诠释思想奠定了西方遗产诠释理论研究的基础后,遗产诠释研究随即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发展起来。现在,西方已经形成一系列的诠释理念和经验。介绍和梳理西方有影响的诠释思想,可为中国的遗产诠释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超越“遗产观”的中国民俗学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基层社会,其本质属于国家政治的范畴。当下出现了一个体制内部精英共谋、各类资本转化与互惠、遗产主体边缘化的中国"非遗"生态。由于国家视野与学术研究对于"遗产"的观点存在异质的价值悖论,令介入遗产事务的学人们多有困惑与妥协,而中国"非遗"保护浓郁的行政特色,决定了无法以此去实现学科内部的快速增长。学者们涉足其中的兼职心态,以及"非遗"主题下质与量不均衡的成果现状,也无法使之形成一个学科本位式的常态科研重心。学者们需具备超越"遗产观"的学术发展远景;坚持基础性的资料积累和田野作业,保持学术独立书写;向建设公众(应用)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方向努力;关注"非遗"保护场域下"传统再发明"的课题。     

反思与重构:遗产、博物馆再审视——劳拉简·史密斯教授专访

随着批评遗产研究的兴起,国际学界对遗产、博物馆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劳拉简·史密斯教授认为,考古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遗产实践中的角色及其学术话语带来的政治影响,倾听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博物馆工作也应寻求与相关利益群体更深层的互动,认识到参观者往往有着复杂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诉求,避免将之视为简单的被教育对象,要为他们提供激发情感共鸣和自我反思的资源;描述和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遗产话语是迫切需要的研究课题,亚洲的遗产活动和思维对于遗产的多样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批评遗产研究的"批评"概念需要多元文化思考,遗产理论发展和遗产学专业教育也需要对遗产的多元化理解.     

国际文件视野下的遗产阐释与展示溯源及发展

《雅典宪章》作为第一份有关历史古迹保护的国际性文件,除对保护技术问题的探讨外,为后续在遗产领域“阐释”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美国学者弗里曼·蒂尔登首次提出阐释定义和原则开始,到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遗产阐释与展示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得到发展,其内涵外延也随着遗产概念与保护理念的延伸而不断拓展。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自诞生以来就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将教育功能置于其工作的核心位置,阐释与展示覆盖的范围、发展方向也随遗产概念和新兴关注方向的演化而调整。作为链接遗产地与公众之间的重要纽带,阐释与展示既离不开对遗产价值的提炼、挖掘与再认识;也离不开对遗产周边环境的理解、对目标群体的探析、对适当方式的选择等。可以说,阐释与展示在遗产保护管理中贯彻始终,不仅链接了遗产的过去,又帮助遗产搭建了通往未来的桥梁,在遗产保护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被认定为遗产是现代性社会作用于文化的一种机制,遗产生产则是这种机制的具体表现。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生产的客体,将现有的文化形态从传统社会融入至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遗产生产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原有的生产与休闲功能也因现代性社会的影响而改变着地方性社会的关系与结构。非物质文化可以成为遗产休闲的对象,在此过程中它也可以成为地方性社会与外部社会沟通与交往的媒介。遗产人类学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只有使其再次回归至生产与休闲的本质,再次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彰显对其的保护与传承。     

遗产制造与价值挪用——基于《中国的遗产政治:过去的力量》的价值认知

在批判遗产研究的思潮下,遗产逐渐被认为是一个由多主体共同介入、不断与当代需求协商的过程。这不仅事关遗产利用的主体与方式,而且还关乎行动的可能性与正当性。中国的遗产资源及其利用方式丰富而多样,但关于其内部逻辑与本质的深度剖解却相较欠缺。朱煜杰与克里斯蒂娜·玛格斯合著的《中国的遗产政治:过去的力量》(Heritage Politics in China:The Power of the Past)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缺,并为探寻当代遗产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与路径指引。本文将“遗产制造”和“价值挪用”作为开启这本书的钥匙,由此来考察当代中国遗产的复杂性,即遗产是如何依靠价值的挪用而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中被不断制造与再造的。     

多重身份语境下鼓浪屿遗产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索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潮的演进,世界遗产开始超越遗产本体保护而关注遗产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总结遗产社区的发展模式或探讨其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问题,且将诸多因素视为单一独立的存在,割裂了彼此间的联系与互动。本文从“遗产+社区+景区”的多重身份语境下分析了鼓浪屿遗产社区遗产保护、社区建设和旅游经济的多重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提出了社区衰落、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旅游繁荣、可持续发展外部压力过大,遗产保护受困、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不顺等问题。其次,梳理了鼓浪屿遗产地社区在“社区”层面改善教育、保障民生、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在“景区”层面有效限游、文旅融合、科学发展旅游业,在“遗产”层面立法保障、优化管理、理顺保护体制等多个层面上的实践与探索。     

遗产旅游研究:从遗产地的旅游到遗产旅游

随着近年来遗产话题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遗产旅游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遗产旅游研究相关文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遗产旅游相关研究的主题与内容发现,目前的遗产旅游相关研究更多是遗产地的旅游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了遗产与遗产旅游的本质特征及其核心问题,结合当前国际学术界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本体论与认识论转向的背景,本文提出,遗产旅游的研究应围绕“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怎样阐释”3个核心问题展开,并对相关的研究问题进行了讨论.     

近现代工业遗产保护模式初探

工业遗产的形态多种多样,根据其不同的保护等级、城市发展及环境生态保护的需要,工业遗产的保护模式也有多种,不同模式都有其针对性强、效益明显的保护对象,但也各有利弊。以博物馆模式为例,其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都比较到位,也易于建设,但因经济盈利空间有限,往往会造成政府财政的压力。此类问题影响着工业遗产保护的质量与效益,应该引起我们对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模式的深入思考。     

中国语境下的“工业遗产”概念内涵刍议——兼议中日对Industrial Heritage的不同译介

工业遗产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的工业遗产大国,却分别将西方的学术概念Industrial Heritage对译为“工业遗产”和“产业遗产”,但“工业”和“产业”两词的内涵和外延其实是有所不同的。针对这一问题,以中日两国对Industrial Heritage的不同对译来透视两国的工业遗产保护实践,在理论上辨析“工业遗产”与“产业遗产”的实质性差异,相比之下“,产业遗产”的概念更符合国际对Industrial Heritage的理性认知和保护实践,也有助于我们拓展工业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新空间,进而深化国内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展示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遗产

列入读书计划;用心去感受;将“秘档”结集出版;办好中华遗产网站     

遗产学视角下的“遗产”讨论

遗产学或遗产旅游学的"遗产"名称来源于一般生活常规的"遗产"名称,实物形态为财产,两者之间既有相同及重迭的部分,又有不同的特征。遗产学或遗产旅游学并不仅仅着眼于其权属、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是着眼于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和审美等文化价值,关注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从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可对遗产作不同的分级和分类。遗产学专家的长期论证表明,"遗产"一词较为贴近遗产学或遗产旅游学学科的特点和研究的对象。     

遗产认同:概念、内涵与研究路径

本文从遗产产生、发展及其遗产本质属性特征的视角提出了遗产认同的概念,并从“遗产身份”和“遗产认同”两个角度解释了遗产认同的内涵,即前者强调遗产的客观属性,后者强调主体对遗产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根据遗产与认同的四种交叉关系,作者提出了遗产认同相应的研究路径,即从时间视角的遗产化过程分析每个阶段的遗产认同;以尺度的视角从表征层面的空间身份和文化身份特征理解遗产认同;从非表征层面的遗产实践分析相关者如何通过具体行动表征和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遗产认同概念的提出与研究不仅可能丰富新文化地理学的景观研究理论,也为遗产旅游地治理提供理论借鉴,未来还需对遗产认同与遗产保护利用关系做进一步探讨。     

遗产保护与遗产旅游的再思考

遗产旅游可以唤醒人们的文化意识,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民族自豪感,并且使遗产自然状态存在的乡村的人们通过遗产保护而提高社会参与意识。遗产旅游需要分别精华与糟粕,社会应该是不断进步的,惟有精华才值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为越古远越值钱、越稀少越值钱的遗产价值观是不足取的;以杂糅的形态或纯粹模仿的形态来作为重点保护遗产的倾向,是不符合遗产保护精神的。遗产旅游既要改造它所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生态环境,又要促使这些事象在保留自己的特质和精华的同时,也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     

国外遗产旅游与遗产管理研究--综述与启示

遗产旅游与遗产管理是国外旅游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本文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遗产与遗产旅游的起源、发展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就遗产旅游与遗产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外遗产旅游与遗产管理对我国遗产旅游与遗产管理研究的启示。     

解读“施教”类遗产

在中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一种发挥着独特作用的遗产,从其诞生之初起就承担着传播知识、完善人格、服务社会的功能,即“施教场所”,包括书院教育类、大学教育类、革命教育类三种;这些遗产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物质的,更在非物质层面具有深远意义,它们不仅呈现着中国教育脉络、体现着中国教育精神,而且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化建设、助推了当代文化旅游发展,因此需要倍加珍惜与审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