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文化遗产价值研究

随着近30年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人们对长城遗产价值的认识,包括保护对象的认定也在当代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动态关系中不断扩展、深化,因此有必要在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并基于长城的遗产辨认取决于价值认定的观点,对以往的价值研究进行梳理归纳,从文化遗产的语境,探讨长城遗产价值,用以指导长城总体保护的各个方面的基础性依据,服务于长城保护的规划目标——真实、完整的保护与传承长城的遗产价值。立足人类文明发展与文化交流史的层面,将长城的文化遗产价值概括为三个方面:超大型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的建筑遗产;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人地互动的文化景观;中华民族坚韧自强、众志成城、包容开放的精神象征。     

掀起你的盖头来——解读甘肃省新品类文化遗产

<正>近年来,随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更新,新品类文化遗产的认定与保护日益得到国内学术界、文物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自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每届都将一种新品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论坛主题。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文化线路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等以往鲜为人知的字眼开始频繁地跃入公众的视野。甘肃地理位置和战略地     

突出普遍价值评估与遗产构成分析方法研究——以大运河为例

中国是文化遗产大国,为了能够更好地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准确认识和阐释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和遗产构成.通过对国外和国内的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对比我国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及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价值评估与阐释,结合大运河申遗研究,探索和完善了一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评估与分析方法.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评估和遗产构成的确定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和核心的工作,本文介绍的分析评估方法可为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评估和遗产构成分析提供一种参考.     

村落体系的割裂导致“弧岛化”

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奉行“规划先行”的方针。然而,传统乡村属于文化遗产的文化景观类型,这类遗产本身是包含有人、人们行为过程、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以及人们行为的产物在内的不断变化的特殊遗产。乡村文化景观类遗产也不同于城镇文化景观类遗产,乡村在社会结构上、经济形态上和文化生态上都与城镇不同。     

国际文件视野下的遗产阐释与展示溯源及发展

《雅典宪章》作为第一份有关历史古迹保护的国际性文件,除对保护技术问题的探讨外,为后续在遗产领域“阐释”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美国学者弗里曼·蒂尔登首次提出阐释定义和原则开始,到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遗产阐释与展示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得到发展,其内涵外延也随着遗产概念与保护理念的延伸而不断拓展。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自诞生以来就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将教育功能置于其工作的核心位置,阐释与展示覆盖的范围、发展方向也随遗产概念和新兴关注方向的演化而调整。作为链接遗产地与公众之间的重要纽带,阐释与展示既离不开对遗产价值的提炼、挖掘与再认识;也离不开对遗产周边环境的理解、对目标群体的探析、对适当方式的选择等。可以说,阐释与展示在遗产保护管理中贯彻始终,不仅链接了遗产的过去,又帮助遗产搭建了通往未来的桥梁,在遗产保护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云半结庐——丹霞山文化遗产研究

广东省仁化县丹霞山是“丹霞地貌”命名地,具有独特的地貌特征与优越的环境资源条件,境内分布着丰富的文化遗产。丹霞山文化遗产的年代从史前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时期,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建造独特,具有极高人文历史价值。文章从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梳理丹霞山的人文历史发展脉络,并分析其自然地貌与文化景观的关系,总结丹霞山文化遗产的类型、空间分布及营建特点。丹霞山文化遗产是岭南地理环境、独特地貌景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文化景观,体现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双重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框架下侗族村寨申遗遴选策略——以三江侗族村寨为例

侗族村寨是中国西南山地村落文化景观遗产的典型代表,需要人们以动态的过程和眼光看待这一人类与自然长期交融发展的过程产物。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策略采取联合式、捆绑式、扩展式的做法,在统一编制申遗文本时需要对遗产区内的文化遗产点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理念与标准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进行价值认定和数量遴选,重点梳理遗产区内能够代表该遗产所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并能够体现该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潜力的文化遗产点。侗族村寨的申报与保护工作应对遗产地的价值属性有清醒认知并制定有效的保护机制,推动文化遗产可持续计划公众的参与程度,最终实现世界文化遗产充分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博物馆在大连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中的功能发挥

特色文化是城市人创造城市文明的特有方式,也是城市价值的体现。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文化的载体,大连城市文化遗产具有记录和见证价值,展现了地处东北亚中心、拥有环山面海的优良地势和丰富天然资源,经历战争洗礼的城市中每一代人通过继承、传承和创造而形成的"富于生命力和流动性、追求创新和自由精神"的城市文化,以及人们以这种文化方式所创造的城市文明。基于大连城市文化遗产的区域性分布特点,建立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群,是对城市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有效模式,也将更好地发挥博物馆遗产保护、遗产教育、遗产欣赏的功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策略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立科学系统的教育机制,是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非物质丈化遗产的中、小学教育增强了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高校教育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理论研究,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培养出具有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政府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导向的宏观指导和财政支持;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注重对孩子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口传身受”、“言传身教”;还要开发网络教育,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新领域。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探索

故宫作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信息丰富,文化内涵深刻,具有不可替代的突出普遍价值。经过几代故宫人近百年的接续努力,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已从抢救性保护为主进入到以预防性保护为主、辅之必要的抢救性保护的新阶段,保护理念与保护实践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如对遗产的价值认知需要不断深化、预防性保护措施存在一定短板、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渐凸显、保护利用管理体制机制须进一步完善等。在新发展阶段,故宫博物院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四个故宫”建设为支撑,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和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遗产永久保存和永续传承,推动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威尼斯宪章》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呈现出四个大趋势：一是越来越从全人类的角度来保护人类共有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并使这些基础资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以维持;二是遗产保护的综合性和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遗产保护不再只是专业机构的领域而日益成为一项吸引众多行业、众多人才的社会公益事业：三是越来越强调对得到保护的遗产的应用,以及与遗产相关的非物质基因的传承、发展,遗产保护的目的越来越接近直接为社区发展与繁荣、为民众的现实生活服务;四是由于“物质遗产”消亡的必然性．人们更多地借助数字化等多种手段去发掘、整理、记录、表现那些“非物质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更多地加入了传承与发展的内容。《威尼斯宪章》作为一个兼容、开放、发展的系统,既是这四大趋势的最初产物,也是这四大趋势遍布全球的基本推动力。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上述趋势也已经初步显现。     

鼓浪屿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展示实践——从方法论到落地实施

在鼓浪屿预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准备工作中,遗产阐释展示设计团队所承担的工作包括:制定宏观的遗产阐释展示实施规划,针对不同的受众的需求,将抽象、专业的文化遗产价值结合物质遗产策划一系列可视化、可传播的阐释展示项目。在微观的遗产展示标识牌设计及制作实施中,把对遗产地及价值的认知渗透到每一处工作细节。策划共享遗产专题展览,从全球视野和共享遗产概念重新审视和客观阐释鼓浪屿文化遗产价值。这些关联性较强的工作不断加深了团队对遗产价值认知是一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础的理解。     

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提出及其内涵解读

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卓越价值得到承认和保护的产物。本文主要分析研究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背景和提出的相关分析,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分析解读了它的内涵,并对我国的未来文化景观之路提出了要求,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纽带,不仅是一种最近新出现的遗产类型,更为人们观察和理解遗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在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文化景观     

浅谈村落文化景观遗产及其保护利用问题

村落文化景观是文化遗产的一个新类型,也是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在美国圣菲（Santare）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大会上,与会专家提出,将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纳入《世掳擀名录》。     

文化遗产“学”的困惑

由于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镇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这也促使考古学、博物馆学、环境学、建筑学、规划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将研究方向调整到文化遗产方向,共同应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等院校的教育也正在发生着悄然变化,“遗产中心”或“文化遗产中心”等机构纷纷成立,遗产专业方向或关于遗产的课程不断开设,投身于文化遗产方面的教员和研究人员不断     

大遗址阐释系统构建初步研究

<正>一、前言大遗址,即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1]。有效的对大遗址实行保护,发挥其价值,使大遗址的保护能够惠及民生,是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头戏。展示作为联接公众与遗址的之间的桥梁,是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然而,现阶段展示工作存在着"方式单一、内容单一、信息源单一"等问题,使得公众无法真正了解遗产的价值、无法了解     

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问题的讨论——首届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笔谈

遗产价值是遗产话语和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专家主导的权威遗产话语体系深刻地影响了遗产的价值认知与实践。旅游作为遗产利用的方式之一,与遗产保护呈现出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从各自学科的价值观念出发,阐释了对原真性——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的理解。遗产领域更强调对遗产客体(物质遗产本身)的保护,旅游领域则更关注主体(在地居民和游客)的实地体验。遗产的建构或遗产化,往往与建构的文化真实性、地理原真性或历史连续性的社会想象联系在一起。伴随着"遗产热",不同利益的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对遗产价值进行多重的阐释。对遗产的表征性和建构性及其背后的"遗产政治"(即遗产与权力、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关系)的关注,推动了批判遗产研究的兴起。站在文化遗产本体的角度,对于特定的文化遗产类型来说,特定程度的再利用本身意味着或至少有助于其功能意义上的一种延续,本身可以视为"保护"其价值内涵的方式之一。不同行动者的功能角色与行动作用的对立性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过程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包容的遗产价值观,是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协调发展的首要路径。     

苏格兰格子从民族遗产到全球畅品

在英国保存良好的各类遗产当中,苏格兰格子被认为是当代最具活态传承意义的遗产之一。从苏格兰格子面料的发展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国家、民族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从苏格兰传播到世界各地,又如何从民族文化遗产发展成为兼具高端与平价、老少咸宜的畅销商品。这一成功案例对于传统纺织品类,特别是那些仍停留在“尊为遗产”保护层面上的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灵感。     

文化景观 在争议中影响人类实践的遗产认知

“文化景观”作为特殊类型的文化财产,从1992年至今,保护实践仅有20年,其保护理念和实践的特殊性仍在认知和阐释的过程中。2008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运河和文化线路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specifictypesofproperties）,建议采用特殊导则以帮助上述遗产类型的评估。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解读——杰出的岩画艺术与独特的文化景观

2016年7月,在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既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第一个岩画遗产,也是我国第一个"有机演进的残遗(或化石)景观"这一文化景观子类型的遗产地。目前在左江流域共发现80余处岩画点,它们沿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密集分布。其中位于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及扶绥县境内,密集分布的38处岩画,被选择纳入3个遗产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的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独特的图像表达系统、艺术创作所达到的美学成就、杰出的作画技术等方面。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岩溶地貌中、以岩画为核心、利用特定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正是在岩画艺术与文化景观这两个范畴都体现出的优秀品质的交融,造就了该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突出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