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因素与明清梧州城的规划布局

山水因素与明清梧州城规划布局关系密切。明清时期梧州城环山绕江的走向，不规则城池形状，城市功能“南市北朝”分区原则，城市街道弯曲，以及形成全国罕见的水上街市的城市规划布局特点，是受自然地形山川走势影响的结果。     

南诏时期“善业泥”初探

南诏时期“善业泥”可分为泥佛像、泥塔和梵文咒语泥牌三类,其中泥佛像包括单尊造像和组合造像,从出土位置、造像风格及历史背景来看,其年代应在南诏晚期。根据造像特征、伴出物和文献记载情况,南诏时期的“善业泥”主要受唐代中原地区的影响。同时,南诏出土的部分“善业泥”可能受吐蕃的影响,这或许为探索两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而南诏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在实物和文献方面都有发现,南诏出土的梵文咒语泥牌可能源于这一区域。在咒语泥牌放置、出土位置、造像题材方面,南诏“善业泥”也形成了一些地方特色,这些地方特色的形成应与南诏晚期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南诏国力强盛后自身意识不断提高,进而追求与唐朝同等政治地位的历史背景的反映。     

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研究

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由于缺乏有关历史城市物理空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及受研究资料所限等原因,关于历史时期的城市居民生活空间方面的研究较少开展。本文选择南宋时期的临安作为城市空间研究对象,在全面梳理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尝试结合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功能分区法和时间地理学两种方法,对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空间进行剖析,揭示其城市节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特征。同时,文章还探讨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提出物理空间奠定了临安节日活动空间的基本格局、都城地位是临安节日活动空间形成的控制因素、城市经济主导了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分异过程等结论。     

大连市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与演进机制

大连城市空间最初在沿海平原形成,然后圈层扩展,面积逐渐扩大,最后跨越形成组团发展模式。大连经历了从商贸港口城市到工业城市,再到综合性现代化城市的演变。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则随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规划而不断调整。在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因素中,环境因素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形成约束,政治因素主导了大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因素作用还不明显。     

社区公园的设计探索——以合肥市庐阳区紫桐公园为例

社区公园指为一定居住用地范围内的居民服务,具有一定活动内容和设施的集中绿地 ( 不包括居住组团绿地 )。结合国家现行标准《城市居民居住区规划设计范围》GB50180-2018,社区公园包括“居住区公园”和“小区游园”两类。在城市发展中,除了少数大规模集中开发的社区外," 居住区 - 小区 -组团 " 三级社区公园体系,很难在实际的城市建设中得以实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小广场、小公园和街头绿地在城市更新中不断出现,这些绿地其实被赋予了社区公园的某些功能,成了社区公园的一部分。基于此,以合肥市庐阳区紫桐公园为例,对社区公园的设计进行了探索。     

徽州古民居(村落)的风水观

本文从风水角度,探讨明清时期徽州古民居在村落规划、建筑设计及营造技术方面,利用和借鉴风水理论,在功能、美学和技术上,形成独特的地方性建筑艺术特色。     

基于POI大数据的资源型城市功能区识别方法与实证——以辽宁省本溪市为例

精准识别城市功能区对于优化协调城市人地系统，完善城市规划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公众认知度和地物一般面积对行业POI数据核密度进行加权，构建城市功能区定量识别方法，以本溪为例，输出城市功能区分布图并开展分析。结果表明：①考虑公众认识度与一般面积的核密度加权方法具有更高的实际性和准确性；②本溪市中心城区受地块大小、交通等因素影响，形成“多中心”组团、“单一-混合”功能区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应进一步完善本溪新城区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旅游业产业链条，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进程。     

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成因

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不容忽视的大气污染,日益严峻的河流污染,这些对英国社会造成持久而深远的危害。城市环境问题的产生,除了受工业化时期的技术制约以外,还与当时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漠视态度以及“自由放任”的工业化模式有关。英国在城市环境问题方面经历的教训,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     

克诺索斯“迷宫”与克里特的“王权”

克诺索斯“迷宫”与克里特的“王权”王以欣在古爱琴文明研究中,有关克里特“宫殿时期”（２０００—１３７５ＢＣ）“迷宫”的功能及“王权”的性质是当前学术争论的热点。自本世纪初以来,亚琴·伊文思爵士的“宫殿说”及“祭司王”理论一直是该方面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亚洲城市承办奥运会时的跨城联系异同——基于北京和东京夏季奥运会的比较研究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引发了又一轮体育全球化的讨论热潮,而相关领域内仍缺乏对同区域内奥运会引发城市联系差异性的探讨。本研究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引发的城市间联系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两届奥运会的城市节点和城市联系均具有等级层次性;②区域性城市组团普遍存在,其中,东京奥运会时形成了以主办城市为核心的比 2008 年更大范围的洲际联系组团,体现了东京作为世界城市的巨大文化影响力。③疫情影响下,主办城市仍能通过探讨增设项目、获取区域转播权等手段提升奥运会及自身的影响力。该研究补充了现有的体育赛事型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为疫情影响下大型赛事的举办提出了建议,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

怎样评价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问题。解放以后,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曾经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出现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文革”前及“文革”中,由于“左”的影响,理论界和学术界长期存在着拔高的现象。这种倾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得到克服,然而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不适当地贬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理     

龟兹都城探析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探索分析龟兹都城的发展演变及规模布局,认为龟兹都城历经多次扩建,汉晋时期龟兹都城逐步扩为"城三重、方六里"规模,初唐时期达"城周十七八里".该城是龟兹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布局凸显政治、宗教、商贸和军事防御等功能,受中原城市影响明显.     

蒙特利尔“民族岛”的空间结构

在我国关于城市地理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将文化地理与城市地理相结合的研究尚不深入,笔者在完成加拿大政府ＦＥＰ项目所资助的“加拿大文化地理”课题时,受北美地理学家影响,对加拿大许多城市中的“民族岛”进行了调查。“民族岛”的概念为国外学者创造,在近些年来出版的汉译人文地理著作中和国内学者编著的人文地理、文化地理著作中,已对“民族岛”作了粗略的介绍。“民族岛”是指在城市或乡村中某一民族的聚居区,这一聚居区必须在文化的内外特征上与其周围地区有鲜明的区别。本文拟以加拿大蒙特利尔“民族岛”的产生、分布和形成原因,引出城市地理和文化地理研究中应予重视的新角度     

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经济史研究新动向

20世纪 90年代后 ,日本史学界出现了挑战传统观点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总体战体制论”和“1 940年体制论”的基本理论 ,认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三大特征虽然在战前已现萌芽 ,但是其最终形成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开展“总体战”时期。战时形成的“总体战体制”的核心要素一直延续至战后 ,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原型 ,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城市地理学——南京大学地理学科发展90周年回顾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南京大学城市地理研究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将其划分为探索研究时期、复苏发展时期、旺盛发展时期和多元化发展时期几个阶段,系统总结了在城市化、城镇体系、城市与区域规划及管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城市化理论、城镇体系理论及城市与区域研究的机构,提出了"三结构一网络"的城镇体系结构、"城市-区域"观等经典理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南京大学城市地理高度融合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夯实了自己的学科发展优势。在未来发展中,应进一步加强对健康城市化、城市网络体系、城市空间重构及宜居城市与智慧城市等内容的研究。     

城市群时代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界定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进入21世纪,我国进入城市群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济南市为例,通过构建多指标体系,在测算城市中心性强度值的基础上,利用扩展断裂点模型在GIS软件支持下勾勒济南在区外、区内两个层次的影响腹地范围。研究表明:受不同城市作用力影响,济南在区外城市间的影响腹地范围基本吻合山东省西部行政边界,与当前济南都市圈的范围基本一致;而区内腹地范围明显大于济南行政区划,形成了中心城市的高地效应。结合研究成果,对济南城市发展提出诸如合理调整行政区划、改善基础设施和加强都市圈建设等发展建议。     

现代城市节庆活动旅游效应研究与思考——以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为例

现代城市节庆发展非常迅速,旅游业是受节庆活动影响最为明显的行业,如何放大现代城市节庆活动的积极影响,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是这一领域研究的焦点。本文对近年来关于城市节庆活动旅游效应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初步梳理和分析,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为例,利用相关数据和该节庆举办以来的城市变化情况及由此产生的旅游拉动效应进行综合评价,认为城市节庆有力地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能够与城市其他领域发展保持积极的协同性。同时,当前城市节庆在运营模式、节庆内涵和主线的把握以及节庆活动的目标性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政府意志、自发的市场行为等因素会加重城市节庆的“负担”,城市节庆需要加强管理。     

家庭生命周期与城市老年旅游消费——代际交互的调节作用

中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年旅游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广义线性模型Probit构建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生命周期与城市老年旅游消费的关系,并从代际交互视角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是城市老年旅游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具有一定预测力。城市老年旅游消费影响因素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变化而动态调整。对于空巢家庭,儿女给予的经济支持与照顾孙辈的时间均正向影响城市老年旅游消费;独居老人与儿女共同居住时间越长,得到儿女的经济支持越多,城市老年旅游消费越高;满巢家庭,“在婚”状态的父母与儿女共同居住的时间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有负面影响,而“单身”状态的父或母与儿女共同居住时间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影响较小。文章拓展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消费研究领域的应用,加深了对城市老年旅游消费行为的理解,为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提升老年福祉与推动老年旅游市场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建军前史研究——与陕甘边历史研究中一些观点的商榷

八七会议后,在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过程中,陕西地方党组织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始了建立革命军队的探索。他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创立了“三色”革命理论,并进行了不同的实践,最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是在刘志丹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建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基础上,先后汇集各路兵变、改造的农民武装,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红二十六军是多源合流而形成。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期,部队尚未形成如何正确处理内部分歧的机制,发生了“三甲塬缴枪”事件。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建立时期,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几乎全盘接受了“左”倾路线,导致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屡遭失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频频更替,是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左”倾路线的结果,并非所谓“刘阵营”“谢阵营”斗争的结果。     

当代中国科普观的历史演进

科普观是一个时期人们关于科普内涵、功能、对象、任务等方面形成的基本态度和主流意识,受特定时期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诸因素的影响,对科普实践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科普史料为基础,以科普四要素——科普语境、科普主体、科普内容和科普受众的特征分析为线索,对建国后我国科普观进行历史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