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 （十）清代喀尔喀蒙古风格造像（17-18世纪）

喀尔喀蒙古是指戈壁沙漠以北的今称外蒙古的部分（漠北蒙古）,是今蒙古国、中国新疆东部以及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等地中蒙古族聚居的地方,与漠南蒙古相对（地域大概为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漠北喀尔喀蒙古分为三大部：车臣汗部（东部）、土谢图汗部（中部）、札萨克图汗部（西部）。     

库伦伯勒齐尔会盟蒙古文档案译介

康熙二十五年(1686)八月,在清朝倡导下,喀尔喀蒙古贵族在库伦伯勒齐尔地方举行盛大会盟,协调裁决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部与右翼札萨克图汗部的属民、财产之争.该事件在"内阁蒙古堂档"满蒙文文书中多有记载,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转写并汉译其中3份蒙古文档案,以供研究者参考.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喀尔喀蒙古再探——以返藏史实为中心

十三世达赖喇嘛受俄国布里亚特僧人阿旺多尔济耶夫煽动,在英军入侵西藏之际,出走喀尔喀蒙古。清廷前后派遣延祉、博迪苏赴喀尔喀蒙古规劝他早日返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反复推延返藏归期,除涉及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也极力干涉,染指中国内政。为此各方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与驻锡问题上展开博弈。最终,十三世达赖喇嘛选择以西宁塔尔寺为落脚点,离开了喀尔喀蒙古。     

喀尔喀蒙古附清考述

漠北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688年，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兵进喀尔喀，使喀尔喀问题更加复杂化，给清朝的统一增加了难度。康熙帝通过多次与噶尔丹谈判，稳定了北疆局势。给武力平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最后经过三次亲征，打败噶尔丹，确立对喀尔喀蒙古的有效管辖，有力地推进了北部疆域的形成。     

图瓦-蒙古国合作出版《图瓦历史档案汇编·第一辑》述评

一、图瓦历史及研究概况图瓦为蒙古别部之一,清朝称乌梁海部。乌梁海又分为三部,即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和阿勒坦诺尔乌梁海。三部原分别隶属于蒙古喀尔喀部与准噶尔部,在清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先后为清朝所控制。清政府以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唐努乌梁海,以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阿尔泰乌梁海与阿勒坦诺尔乌梁海。19世纪60年代,沙俄势力开始进入乌梁海地区,通过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的《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特     

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

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本文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五世达赖喇嘛与17世纪喀尔喀蒙古政局变动——以“名号”问题为中心

本文主要利用新近公布的蒙古文档案,结合相关的藏汉文史料,以喀尔喀蒙古的“汗”和“济农”号问题为中心,探讨五世达赖喇嘛在17世纪喀尔喀蒙古政局变动中的影响以及清廷治理蒙藏政策的演变,认为其结局是清朝势力进一步控制喀尔喀,直到1691年多伦会盟喀尔喀正式归附清朝.     

拥有藏文文集的蒙古族著名学者

蒙古人大量接受藏族文化是在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传入蒙古以后。从故乡纷纷步入藏区寺庙叩拜佛法三宝者中不少人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洗礼,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地。那些精通佛法、精通藏语藏文的蒙吉族出家人中又涌现了不少闻名遐迩的大学者。他们直接用藏文撰写了大量阐释佛教理论、教义和仪轨的著作．集中起来便是他们的文集。本文概要地介绍了其中的优秀者共２０名。笔者认为蒙古人的藏文文集所涉内容极广,除了宗教,还包括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医学、天文历算等。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这一文化遗产逐渐被人们所关注。至于它的研究价值并非仅限于唯一蒙古学领域,但是,得心应手地利用它尚不是一件易事。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祭火祈福

正蒙古人崇拜火,视火为生命与兴旺的象征。他们敬火为神,在草原上,火神是诸神中最受尊敬的神。在每年农历十二月廿三日或廿四日,蒙古人家庭都会举行祭灶仪式,称为祭火节。蒙古人称灶神为"火佛",称祭灶仪式为"祭火",称祭灶节为"祭火节"或"祭火二十三"。祭火节的意义很像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灶王节或祭灶节,只是关于日期缘由的解释、节日名称、节日形式和内容,有着明显的独特之处。蒙古人至今流传着"黎民     

黑龙江冰雪文化礼赞(五十三)——马背上的英雄民族蒙古族

<正>(十五)蒙古族的居住蒙古族传统的住房是蒙古包,它是一种天穹式建筑,古时汉文文献称其为"穹庐"、"毡帐"或"毡房"等。"蒙古包"是满族对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称呼,始于清代"。包",满语是"家"、"屋"的意思。蒙古包是蒙     

"碧霞元君"神号源起时代新考

泰山女神"碧霞元君"名号之由来,传统的说法是宋真宗所敕封。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引"稗史",称宋真宗东封泰山,"还次御帐,涤手池     

17世纪上半叶喀尔喀与明朝的短暂贸易

1634年,察哈尔部林丹汗败亡后,清朝控制了漠南蒙古地区,但是,漠北喀尔喀不顾清朝阻挠,一度恢复了与明朝的贸易关系。明朝收购喀尔喀马匹,补充战马,并试图利用喀尔喀部扼止清军西进。清朝则通过军事威胁和利诱,迫使漠北喀尔喀停止与明朝贸易,转而与清朝通使贸易。清朝以土默特、喀喇沁两部的名义控制明蒙贸易市口,不仅解决了自身经济需求,而且在贸易方面控制了喀尔喀。明朝则默许了清朝的间接贸易,以避免清军侵扰其北部边境。     

1688-1690年康熙救助南下蒙古喀尔喀之新史料

康熙二十七年,蒙古喀尔喀部遭到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袭击,遂举部南下投奔清朝,并得到康熙的救助和安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蒙古堂档”中抄录有数十件反映康熙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康熙救助喀尔喀难民的满文、蒙古文档案,这些档案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南下喀尔喀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康熙卓有成效的救助,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皇帝”名号与汉魏时期“皇帝”含义的重构——观念史视野下的“皇帝”“太上皇”与“太上皇帝”

"皇帝"这一政治名号,是中国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持续使用了两千多年。而在名号不变的背后,"皇帝"名号的含义却非一成不变。中古时期人们对"皇帝"名号以及皇帝形象的理解,并非秦汉之际"皇帝"号成立的初始含义,而是来源于后来学者和政治人物在谶纬思想和"三皇五帝"史统下对"皇帝"名号含义进行的重构,此外,也与汉代由旁支入奉大统的皇帝"尊父为皇"的历史事实有关。     

《春秋左传注》勘误一则

<正>《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时,"驹伯"之称首见于史册。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认为这个"驹伯"是郤克之子郤锜的名号,"杜注以驹伯即郤克,     

“皇帝即佛”——溥仁寺告诉我们的历史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取得中央政权的支持,也把清朝皇帝尊称为佛的化身:即康熙皇帝是无量寿佛转世,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皇帝即佛,当蒙古、西藏各部贵族、宗教首领来寺内进香瞻礼时,既拜佛又朝拜了皇帝。     

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

元世祖朝政治制度的"内蒙外汉",可从官制、军制、宫室视朝与帝号等得到解读。无论中央、地方官制或总体构成、议事方式及长官成分,都显现蒙古俗占据内核,汉法因素多是外围。元宿卫军和镇戍军的蒙、汉混存、军队编组、最高指挥权等"内蒙外汉",也比较突出。两都宫室、岁时巡幸和"视朝"等,汉、蒙杂糅,有些隐含的蒙古俗又是根本性的。皇帝名号及国号,同样是"内蒙外汉"配置。"大元"是外在和汉人语境的国号,"大蒙古国"则属内在本质和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推行八思巴字蒙古语,鼓励汉人学蒙语,率多译儒学经典为蒙语,以斡耳朵祭祖和遵蒙古俗祭天为主,太庙祭祀掺蒙古因素及派官代祀等,又体现文化礼俗的"内蒙外汉"。忽必烈之后七位皇帝大抵奉行"内汉外蒙"的第二祖制,武宗、仁宗及英宗略向蒙古俗或汉法倾斜。"内蒙外汉"二元政策,虽易造成嗜利黩武与冗官贪赃,助长民族压迫和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其历史贡献又是主流,基本适应大漠南北游牧与农耕并存格局,有利于多元文明的繁荣发展,对保持蒙古族的延续性也意义重大。     

康北“霍尔”及霍尔十三座寺院

蒙古大臣康北建寺现甘孜州道孚、炉霍、甘孜部分地区过去称霍尔,有霍章谷、霍道孚、霍甘孜之称,这三县所辖的章谷、朱倭、孔萨、东谷、麻书,统称霍五家或霍五大地方官（汉史称上司）。霍是蒙古大汗的"汗"字藏语变音,即指蒙古。为何将康北这些地区称霍,据甘孜兰扎活佛珍藏的手稿、章谷寺格聪活佛藏文手稿、大吉寺堪布《降巴克珠传集》等藏文史料记载：公元１２５１年元世祖忽必烈（１２１５－１２９４）邀请萨迦法王八思巴洛追坚赞（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去蒙族地区讲经传法。洛追坚赞与随员青海称多地方人噶阿尼胆巴根噶扎巴（１２３５…     

土族为吐谷浑后裔

史料中吐谷浑人后来简称"吐浑""退浑",也将"吐"简化为"土",如唐代敦煌文献中称"土浑",宋代《契丹国志》等也简称"土浑",宋代文献还将"吐蕃"简化为"土蕃"。关于土族的族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吐谷浑说""沙陀突厥说""阴山鞑靼说""蒙古说""匈奴-阻卜说""阴山鞑靼-蒙古说"等,可谓众说纷纭。     

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

元代蒙古军都元帅府系沿用金总兵官旧称,蒙古军都万户府则是基于十进位编组的蒙元新制,两者在新、旧官称嬗变中经常混同使用。所谓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和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名异而实同,乃是同一个蒙古军都万户府在不同时段的称呼,"四川"和"陕西"只表示其治所先蜀后陕的迁徙变更。西部四行省蒙古军探马赤军诸军团之间的奥鲁老营、前线征行和二次签发征调等复杂联系,又是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居上一元化统辖指挥的基本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