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与饮食有关的北京胡同名称

我也许可以称半个“老北京”了吧。当年,在“内二区”一座四合院民宅中“呱呱落地”到如今,一晃近六十年。除“文革”中下放农村几年,基本都是在城里“混”。     

“舞马”祝寿与盛唐转衰

我喜欢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更喜欢观赏物古迹。去年春季的一天,我来到西安,在陕西省博物馆里参观了整整一天,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口渴,更忘记了时间。我深深地陶醉了,特别是那一件“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在目光触及到它的一瞬间,我居然情不自禁地惊叫了起来：“哎呀,舞马!”     

我记忆中的“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运动,我正步入青年时代,生活在古城泉州西门外潘山,就读泉州市第二中学,亲历或耳闻目睹了那个年代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     

难忘老西安的创伤——回忆日本空军对西安的狂轰滥炸

2004年11月7日,《西安晚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和照片,说在西门南马道巷修城墙时,发现了十余个墙洞。附近的“老西安”告诉记,这些洞是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而挖的防空洞。啊,防空洞!它勾起我这个75岁老人许多难忘的回忆,不由得想说说日本空军轰炸西安的悲惨情景。每当回望那场面,国仇家恨就会一起涌上心头。不久前,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3周年时,全国上百个城市同时响起警报声,这是提醒人们：警钟要长鸣,居安应思危。激发爱国热情,挑起强国重担,是国人对历史的最好纪念。     

我的北疆摄影自助行

2004年9月初,“佳能一族”网站有人发出帖子,拟去北疆摄影采风,欢迎同行。不几日,这事就搞定了,广州,兰州,上海,北京,共14人,9月18日乌鲁木齐会合。而且跟乌鲁木齐方面也预租了车辆,19座面包车,每天500元。但是。到乌鲁木齐一看,这车子只有18座(含司机)。搞摄影的带的器材都比较多,长枪短炮,紧紧张张地挤放,还是差一个座位。不是再没车可租,好车有的是,20座以上,每天800元,贵。我们是去搞摄影的,是自助“行”,而不是自助“游”,苦点没关系。算了,不折腾了,我40岁,最年轻,主动要求坐在车门口台阶上。本来想,一路上我就把这车门台阶“承包”到底了,可大家还是要换着坐。共同的目标把大家拉近了。     

大阳泉“魁盛号”兴衰记

大阳泉的“魁盛号”,是早时平定州西门外头号富家财主。其庄园坐落在今阳泉市大阳泉村的北岭坡。整座庄园坐北朝南,依山而建。鸟瞰全貌,形如天然铸就而又精心装饰、流光溢彩的大元宝。恢宏的规模,精美的建筑,蕴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综览全景,足见当年商贾之“魁”,聚财之“盛”     

真心朋友

“喂,到了没有啊？”我在电话这头问道。 “还没有啊,再等一会儿吧!”对方回答。电话那端的“他”就是被我视为真心朋友的小徐。     

名记者杨刚之死

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天高云淡,我到八宝山参加一位同志的追悼会后,独自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向八宝山东北方向的一座公墓走去。听人说,这个公墓是附近村里人集资办的,好像没有什么名字。到了公墓,只见一片荒地上密密麻麻散落着一些不大的水泥墓群,我母亲的骨灰由别处迁移埋在这里。没费多大工夫,便在墓群中找到一个小小的水泥墓,墓前埋有一块扁扁的石头,上面写着母亲的姓名和生卒年代。我不由地“啊”了一声,这就是母亲的墓无疑了。我掏出兜里的手帕,轻轻擦拭水泥墓和扁石上的尘土,默默祷念：“娘,我顺便给您扫墓来了。”     

话说古城沙县

乘鹰厦铁路的列车南下．沿着沙溪河畔,穿越一片苍翠茂密的山林．来到了一座美丽的古城——沙县。这座古城之所以引起世人关注,主要还是由于遍布各大小城市里的“沙县小吃”．以及由沙县小吃所产生的一种“沙县精神”。在当前国外“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业几乎要霸占中国饮食市场的环境之下,[第一段]     

亲历音配像工程（一）：李主席说“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然而,由于“左”的错误影响特别是“文革”的浩劫,京剧艺术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为了让京剧艺术重放异彩,“音配像”工程应需而生。20年前,可能有人没有听说过“音配像”,现在则是很少有人没有看过“音配像”。这一工程在重现京剧辉煌历史的同时,也已将自己写入历史,成为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享受“音配像”的累累硕果时,谁都会情不自禁对工程的总策划师李瑞环主席和参与到音配像工程的老艺术家们由衷赞叹：“功莫大焉!”为此,本刊专门策划了“我所亲历的音配像工程”,由参加音配像工程的艺术家们口述,纵横杂志社采访、整理,共同记录下这段珍贵的历史。     

揭秘秦城监狱

“非典”时期,北京昌平区小汤山医院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然而,除“非典”医院之外,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小汤山还隐身着一座监狱,这座监狱在旅游地图和民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即使一些秘密的军用地图上也没有这座监狱。据小汤山的一些老人回忆,小汤山的第一条公路建于60年代左右,名为汤秦路。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善治感冒 健康长寿

我七十九岁半,每月从北京到杭州独来独往。白天门诊,晚夜著文,从来不知疲倦。有人问我：怎么你这样健康,练什么功,有什么妙招？我常常回答说：我有两个宝,一是“天人和一”观念,二是善治感冒。“天人和一”理念今后讲,善治感冒今天说。     

李一氓与山西

八年前,我突然接到中联部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李一氓同志逝世的讣告,既未讲追悼会的日期,也没有让我去北京送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张通告。但我继续往后看。在另一张纸上印着他感人肺腑的遗言：“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     

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我在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看到如下的记载： 1975年10月1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从红旗到奥迪——长春的城市记忆

因为我的父亲是长春一汽的老职工,而我在长春生活了近60年,毕业于老牌的吉林大学,现供职于长春的一家杂志社。北京来的朋友让我写写我的家--这座拥有"汽车城"和"大学城"美誉的城市,我没有拒绝。     

蒋家第一代王朝已画上句号——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前后五十年,蒋一直是个被奉为“神”的人物。我从1920年出生,到1948年出国,在蒋介石统治下生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我和蒋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盲目崇拜阶段,那时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座“神像”,这种心理是愚民教育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我做了记者以后。     

失落的安妮

坐在桌边,打开自己脑海里的书库,开始在自己的脑海里“看”书,嗯,读哪本书好呢？安妮？好,就它啦! 还没有开始看呢,不知是谁扯着嗓子来了一句：“死了都要爱！”这么一吓,我一下子把安妮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触电似的跳了起来。那破锣似的声音还在继续：“到绝路都要爱!”我忍不住了,     

玄奘发愿"十俱胝像"考--关于"善业泥"造像的研究

迄今为止 ,在西安出土了各种各样的唐代泥佛像。这些泥佛像是研究唐代长安造像非常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一种依背面的题记而被称为“善业泥”的泥佛像 1。这种“善业泥”多半在西安南郊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周围出土 ,被认为是创建大雁塔的永徽年间 ( 65 0— 65 5 )的作品 2 ,与三藏法师玄奘有密切的关系3。日本古代寺院遗址出土的泥佛像中 ,也有与此很相似的作品。“善业泥”由于被认为是这种作品的原型而受到重视 4。然而 ,以前对这种泥佛像本身几乎没有进行研究 ,所以很有必要对它展开研究5。笔者在本文中围绕这种“善业泥”,通过对作品的整理…     

对《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经历和见闻》的订正

王志屏先生口述、王玉珊先生执笔的《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和见闻》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记述了口述者在西安事变中亲历、亲见、亲闻的一些事件,内容很丰富。对于其中与史实不符或叙述欠详之处,有些我已在《西安事变片段》（载本辑第26页）中述及,另一些则作如下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