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总商会创始人——宋德铭

在台湾安徽同乡会中有不少人提起我的太祖父、安徽省总商会创始人宋德铭,总是津津乐道,作为清末省垣工商界领袖人物的太祖父曾经显赫一时。我幼年听曾祖母和祖母以及大姑奶多次讲述有关太祖父的故事。     

马思纯：做一个大家不讨厌的人

如果不工作,我一般早上几十点钟起床,收拾收拾吃早饭。打开听书的软件听听书,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基本上我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的．晚上我会泡泡脚啊．做做护肤啊,看看书就睡觉了。     

纺车档案

19世纪中叶 ,一辆木制的手摇纺车 ,叮叮咣咣降生在中原农家。造就它的 ,是个走乡串户的能工巧匠。这工匠也许没喝过多少墨水儿 ,更没什么商标意识 ,好像没想过要把自己的名字或什么标记镌刻在纺车上。这辆纺车虽无名号 ,质地却很精良。用着轻巧顺手 ,出线又细又匀 ,绞劲儿恰到好处。嗡嗡嘤嘤转起来 ,眼见线穗子一圈儿一圈儿朝外胀。正因为如此 ,曾祖母出嫁时 ,指明要她心爱的纺车当做嫁妆。我没见过曾祖母。我父亲也对他奶奶印象不深。但是在我们那一带 ,很多人都知道当年有个麻奶奶。曾祖母小时出天花 ,落下一脸白麻子。眼看着眼角长出皱纹…     

回忆祖父万福华先生

祖父万福华先生,字绍武,安徽合肥人.生于清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八日（1865年7月20日）.曾祖父年青时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四处奔波,很少顾家,太平军失败后,回乡教私塾避居.祖父10岁时,曾祖父去世,全靠曾祖母为人缝纫洗衣服维持生活.曾祖母白天劳累,夜晚督促祖父读书.他少年时就很富有民族革命意识,喜欢听老人给他讲洪（秀全）杨（秀清）遗事.年纪稍大,家里生活更加困难,被送往中药店习医药.学徒期间,白天要干很多杂活,没有时间学习,便偷空深夜自己阅书,不懂处记下,翌日请教他人.如是3年,进步很快,稍通医道之外,已能诗.     

我与书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爱上书的,也许我与书的缘分始于娘胎吧。听妈妈说,她怀着我的时候,就常把放着儿歌和唐诗宋词的录音机放在肚皮上让我听,妈妈说这叫胎教。从那时起,书就成了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吃奶的时候,妈妈抱着我,给我看全是图画的小人书,还把书上的故事讲给我听。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看到那鲜艳的图片,     

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大约是2000年,我上大学期间,某一天．文艺理论课老师讲的是“新历史主义”,用此理论分析了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课后,我找了书来读,很受触动。接着,我在我们中文系的系报上写了一篇《在“吃”的世界里》,尝试着用“新历史主义”写一写中国人吃饭的历史。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1961年死于饥饿的曾祖母。     

王少堂说书“添油加醋”

在古城扬州,过去民间有句名言：“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因为王少堂是“王派《水浒》的代表人物”。他说的《水浒》脍炙人口,扣人心弦。因此,王少堂深受广大听众的青睐,闻名大江南北。上世纪50年代中期,笔者当兵的部队驻扎在扬州,故有机会经常去书场听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水浒》。每场座无虚席,听众如痴如醉。     

吴越先生给本刊主编的信

尊敬的主编先生: 您好！ 我是《蒋介石的绝密王牌》一书的作者。贵刊上发的两篇文章,承友人复印寄我。关于汪精卫之死,实与池步洲无关,而是中文组所破译的密电,池先生及侍从室的同仁也知道此事。写在书中,因为与李直峰有关,本来是《花开不止一朵》中的一节,后来扩充成一章,文中原有“中文组破译”字样,出书前被编者抹去,并将“他们把大汉奸汪精卫送上天堂”改成了“是他把大汉奸……”于是本来与池先生无关的事情,竟也成了池先生的业绩了。此事池先生也很有意见,但是大陆出版界的情况,您也清楚,有些场合,作者要听编辑的,编辑又要听发行的。     

我想睡觉

“翔,还有多少作业啊?”这是妈妈每晚必说的一句话。小时候,我睡在襁褓中,贪婪地吮吸着乳汁,听着《摇篮曲》,酣甜地睡着。长大了,我坐在写字台前,做着没完没了的作业,眼睛迷迷糊糊、朦朦胧胧的,但为了学业,再困也要撑下去。明天我就要月考了,这可是在中考前很重要的一次“练兵”,无论如何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刚挣脱了“题海”,我又钻进了“书窖”,忙得“不亦乐乎”! “翔,还有多少作业啊?早点睡,明天考试,养足精神。”妈妈和蔼地说。“知道了。你先睡吧,我再看会儿书。”我回答道。妈妈走后,我继续在“书窖”中穿行。不知不觉中,速度慢了下来——我的上     

金顶梵呗

我的曾祖母年纪很轻就孀居,带着我的爷爷和姑奶奶独自生活,全凭对佛的虔信支撑下来,终生诵经持斋。据说她一字不识,却能背诵多部佛典,捧经诵读时且能及时翻页。后来爷爷离开四川老家,远赴贵州安顺谋生,立下门户后,就把曾祖母接到身边,专为她建了一座佛堂,从此僧尼往来不竭,直至逝世。     

新三只小猪

晚上,我早早地和女儿坐在床上,听她讲《三只小猪》。"要不要拿书讲?"我问她。女儿自信地说:"我今天讲的和书上不一样,不用     

冬夜听宝卷

那还是很小的时候。一个冬日的傍晚,外祖父家忙忙碌碌,备这备那,听大人们说,似是要请什么先生来念卷。我不知道什么叫念卷,只感到外祖父一家人都很高兴,像要办喜事似的,便也在默默中期盼这念卷先生的到来。就在这期盼中,家里又来了许多人,都是外祖父家的街坊邻居和一些亲友。大家喝着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等待,屋里顿显热闹。念卷的先生也终于来了,我记得有两位,提着个包袱,黑而瘦,也是寻常打扮,却很精神。大约天黑下来的时候,念卷开始了,是在外祖父家的炕上念的。炕中央摆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摆着几本发了黄的卷书、茶水、果品等。念卷的先生坐在炕桌后边,其他人,有的也坐在炕上,坐不下的便坐在炕沿上或地下的椅子上。这时天已黑下来了,寒风在外面呼呼地刮,吹得窗子上的纸哗哗地响,而屋子里的炉火却旺旺的,炕也烫烫的,显得热气腾腾。念卷开始了,准确地说,那不叫念,而应该叫唱,中间夹一些道白。那是一种有着固定韵律与节奏的调子。先生念得很熟,似乎并不看卷书,他们声音宏亮,滔滔不绝,有一种口若悬河的气势。先生念着,听的人也不能闲,一边听,还要接声。所谓接声,就是听的人要随着先生的调子,在每一唱段的结尾,齐声念唱“阿弥陀佛”。听着听着,家里人忽地随着...     

与书无缘的日子

凤凰读书俱乐部要编一本众人同谈一个主题的书：《我的书缘》,主编董宁文先生来信要我也写一篇。但不知为何,在我脑子里跳出来的题目,却是《与书无缘的日子》。这并非故意要唱反调,实乃条件反射之故也。 我从四岁起跟着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在学校里混日子,不知不觉间成了小学生;接着是读中学、进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退休后仍住在学校的宿舍     

叶楚伧评《三国演义》

叶楚伧字小凤,笔名“叶叶”,有时写作“东江一叶”。辛亥北伐,叶在姚雨平幕下任秘书,驻上海龙华寺时,我和叶住在一处。那时天气寒冷,又没有火盆设备,因此大家都早寻黑甜好梦。叶独自燃洋烛,在烛下观书不辍。我从远望他看的什么书,原为《三国演义》,不期失声笑起来。叶已觉得,问我为什么发笑?并说:“您大概不懂得这书的好处。这书是典籍中的珍珠,是令大人先生、樵夫牧竖一齐俯首下拜的好书啊。您看,叙赤壁之战时,看‘周郎今夜成大功也’八个字,皆天声人语。接着‘再不能临阵讨贼矣’一句,我以为胜读前后《出师表》万倍。”我听了,也点头表示…     

当第一的感觉真好

正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最担心的科学考试还是来了。平时上课我是听都不听,就靠临考前的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这件事让我焦急万分。放学一回家,我就为明天的科学考试做准备。什么"花岗岩""片麻岩"呀,在别人的脑子里,已经是倒背如流了。但在我的脑子里,却是新词呢!早知道上课就认真听了,"唉……"第二天,我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我又迟到了,这已经是我第198次迟到了。我慌慌张张地走进了教室,发现已经开考了,便立马跑到位子上,紧张地坐了下来,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不要紧张,要镇静,要镇静!"我一看试卷,也不     

错当地主二十年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 ,未曾遗忘却也淡化了 ,我以平静的心情来追述这段历史。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上午 ,我坐在阶梯式大教室里认真听教授讲课。班长顾康祖突然跑到我的座位面前 ,神情严肃地说 :“叶宗轼 ,学生科赵科长要你去一趟。”我诧异地问 :“等下课吧？”他说 :“不 ,马上就去。”我就读的学校当时叫浙江师范学院。学生科科长赵益生我是认识的 ,因为我是调干生 ,教了七年书再上大学 ;更因为我是带着“青年作家”头衔来的 ,入学不到两年就在各大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 ,还出版了三本儿童读物 ,很有点儿小名气 ,赵科长曾经光临我们寝室热…     

安化擂茶

安化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梅山古邑,我常听母亲提起安化擂茶,也常听她念叨喝擂茶的繁琐,记得最清楚的是喝好擂茶,要去安化,才知道那些讲究和韵味。安化是我的家乡,在家乡呆了19年,我却没有好好喝过地道的安化擂茶,更没有做过深的品味。     

豫南书场

豫南淮滨素有“曲艺之乡”的美称。大集体时，逢年过节，乡乡跑旱船，舞龙灯，村村搭戏台，演大戏，竞相比热闹。民间评书艺人常年活跃在街道乡村，评书市场经久不衰。 豫南人没有四川人那么富贵，听评书，都跑到茶馆里去，一边听书，一边品茗，不担心阴天晴天，刮风下雨。他们听评书无固定地点，一般都在街头巷尾，或农民的打谷场。小时候，常到街上听评书，最爱听猴子一跳捉妖精之类的神话故事，因此，对书场情况也略知一二。 豫南书场分街上、乡下两种。街上的书场大都设在牛羊行旁边。说书人大鼓一敲，牛羊行的人和赶闲集的就呼啦跑过来…     

回忆胡乔木

早就读过胡乔木的文章和诗词,直到1981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4月16日接到办公室通知,要副研究员以上人员到中南海西楼昕胡乔木的报告。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     

他在我心里开了一枪

1993年夏天,我拥有了人生第一部随身听,一个能放磁带的黑色匣子。我常常把一摞摞课本堆满课桌,躲在那堆书后面,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谋上戴上耳机,听一些港台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