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美合作所“引发的一二事

何蜀先生的《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刊2002年第7期《书屋》)一文澄清了一个历史上的是非,即所谓“中美合作所”——它不是“白公馆”或“渣滓洞”的同义词,它不过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一个合作的军事情报机构     

被误读的中美合作所

新中国建立伊始,“中美合作所”便被宣传为“美蒋反动罪行”的代表,数十年来,《红岩》、《烈火中永生》等文艺作品更是将其塑造成了臭名昭著的魔窟,至今很多人提起来仍然会咬牙切齿。然而,在台湾和美国,“中美合作所”却是作为著名的抗日典范一直被纪念和颂扬的。那么,“中美合作所”到底是抗日机构,还是反共魔窟呢？     

不比不知道

曾在《随笔》上读到过绿原同志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他曾被蒋政府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工作。得知此事后,在胡风等人的帮助下,他逃跑到一个地方教书,根本没有去中美合作所报到。十年之后,胡风“反革命”案发,绿原当年因此事向胡风求助的信,被加以删节后,成了他当过“美蒋特务”的“罪证”。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位当过国民党大特务的人,居然出面证明绿原“确是中美合作所的人”。其实,当时绿原并不叫绿原而是另一个名字。我这番转述可能不够准确;但是,这段文字给我的印象极深。绿原虽经公安部门查实他根本没有进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     

史实与评说：中美合作所功罪之争

以其英缩写SACO闻名于世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简称“中美合作所”)成立于二次大战期间,由美国军方(主要是美国海军)与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即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联合操作。中美合作所功罪之争至今仍未见分晓,这清楚地表明,要想客观评说中美各方及双方在二战中的表现以及战时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何等之难。中美合作所在战时颇有争议的所作所为以及战后对它的众口不一的评价,使其历史一直深受国共两党之间政治斗争的影响。双方各自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中美合作所档案,再创其历史。     

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相

文学作品中大量关于中美合作所控制集中营的描述,使得人们至今仍然产生错觉,以为中美合作所就是操纵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黑手,并进行着屠杀进步人士的勾当。历史的真貌却是,中美合作所只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合作创办的一个军事情报合作机构,它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了贡献。     

福柯《词与物》中不可知的历史

对福柯《词与物》所包含的历史观,国内学界一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以为,《词与物》在历史哲学上包含两个重要论点：(1)福柯的认识型在本质上是一种统计规律,它使得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剖面成为认识型支配下的概率事件。这样,历史事件在成其所是之前,我们无法知其所是,因为它们都是统计的结果。(2)“真实的历史”应包括“词的历史”(历史文本)和“物的历史”(客观历史)两个共轭的范畴,二者具有互补性。而且,历史学家不可能同时取得对两者的准确把握,“物的历史”愈趋于精确,“词的历史”就愈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反之亦然。所以,《词与物》所包含的历史哲学思想,极富挑战性,具有鲜明的福柯风格,不可不察。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     

张家山汉简之“徒涅”为《汉书·地理志》“徒经”补证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地名“徒(?)”,整理小组隶定成“徒涅”,并“疑为‘徒经’之误,汉初属西河郡或上郡”(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周振鹤先生已经指出汉初并无西河郡(《<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整理小组所定为“涅”的字于四五二、四五五简凡两见,后者较为清晰,其右旁实际上是从日从壬,壬为声符。何琳仪先生在分析方足小布上的“涅”和锐足布上的“涅”时指出“呈”所从“口”中或有一笔,乃是饰笔,战国文字中常见(《锐角布币考》,《中国钱币》     

中美合作所:中美携手抗击日寇的情报机构

正中美合作所的全称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中美所。中美合作所于1942年夏开张,1943年4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签署合同,到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死于南京牛首山,合同终止,中美合作所结束,共实际存在了3年9个月的时间。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机构?本文尽力综合美国政府、军方公布的档案资料及台湾与大陆两地的材料,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中美合作所。     

一部展现支离破碎“青天白日“的画卷——简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中国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和斗争,贯串着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是中华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长期来一直未被史学界所重视,更未有人把它纂辑成史。最近,郭绪印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才填补了这块空白。前人曾给国民党写了一条上联觅对:“一个政党,二个政府,三个中央,四分五裂”。《国民党派系斗争史》再现了这个历史的轨迹。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精     

中美合作所“华安班”始末

1943年5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合作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进行罪恶的反共反人民勾当．是臭名昭著的镇压人民革命的特务工具。中美合作所成产后。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为军统培训了大批的特务。其中,1944年创办的“华安班”．是军统在福建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特务培训活动。     

“治水专制主义”的模式对古埃及历史的扭曲

对于所谓极权力量进行比较研究的《东方专制主义》,显然是一部具有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政治意图的代表性的著作。正象魏特夫本人所表明的那样:“《东方专制主义》的宗旨在于阐述世界历史上的这一特点和其他一些特点,……论证这些特点将为奴役和自由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答”。(58页)为此,作者以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要从“它们的整体和历史深度来着手”,(58页)旁征博引,用     

在“1357”

1357,20年前一所普通的“五七”干校的代号和通信地址。那里有一段千奇百怪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在“1357”》真实地记叙了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当时干校学员的酸甜苦辣跃然纸上,令人掩卷长叹。     

对“工”字银元若干问题的探索

有关井冈山“工”字银元的史料,笔者最早见于1979年《辞海》“工字银元”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上井造币厂的银铸币。为了与赝造银元相区别,造币厂在银元上戳一个‘工’字”。1980年9月,刘鸿儒著《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在“我国革命根据地银行的建立和成长”一节中,曾有较详细的论述:“在铸好的银元上戳一个‘工’字,意思是‘工农苏维埃’,以表示同各地军阀遗留下来的银元相区别”。以上两文均无附图。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科学研究所联合编写的《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以下简称《根据地货币》)对“工”字银元也有与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20周年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决议》)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篇重要文献公布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建国后32年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决议》予以彻底否定。并深刻总结和分析了产生“文革”错误的根源,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历史问题决议》公布近20年之际。重读《历史问题决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感触良多……     

秦简日书“建除”与彝文日书“建除”比较研究

湖北云梦睡虎地与甘肃天水放马滩两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日书》,其中共有五篇体例、结构相似的《建除》。所谓《建除》,乃是《日书》中的一个门类。它是古人为了举行某种活动而选择吉日的专书;当时人们即根据《建除》中吉凶禁忌的记载,决定自己的行止。这种择日而行的习俗,在我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商代。商王在举行某种活动之前,必须贞卜择日,趋吉避凶。如卜辞载:“甲寅卜,王曰贞,翌乙卯其畋,亡灾其谷。”(殷契佚存113)“乙未     

翠云廊历史探讨

一、有关翠云廊历史的两种说法 剑阁驿道上的古柏,历代民间传说为三国时张飞所倡植,因而有“张飞柏”之美称。而清同治《剑州志》又记载为“自剑阁南至阆州,西至梓潼,三百余里官道,古柏数十万株为璧所植。”同时转载了清雍正《剑州志》中清初乔钵《翠云廊》诗:“两行古柏植何人……传是昔年李白夫(李壁)”,这是“翠云廊”历史的另一说法。“翠云廊”历史如何?我     

“山花体”源于“转韵诗一章”辨

白族民歌形式、格律,本有多种;其中以“三七一五”句式较为流行,它不仅为对歌小调所采用,即在白族讲唱的“大本曲”中,亦普遍用之。由于现存的白文《山花碑》采用这种句式,故多称之为“山花体”。“山花体”的渊源问题,早在四十年代,徐嘉瑞氏就曾进行考索,并在他研究“大本曲”时考订“山花体”形成于公元十世纪,谓大长和国主郑仁(日文)所制的“转韵诗一章”,已开其先河。其说云:“大本曲历史,最早的记载见于五代会要所记的南诏(时南诏已亡,乃郑(日文)时代)上大唐皇帝舅书(大唐皇帝即后唐庄宗,时唐已亡),附有转韵诗一章,诗三韵,共十联,有类击筑调。这是大本曲     

“太古时代”辨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编第十一章中指出。 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     

重读《通典》史论

杜佑所著的《通典》一书,是一部历史名著。它所记“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它的体裁和体例,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的一次重大的创新;而杜佑本人在《通典》一书中所撰写的史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