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研报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不仅有利于推动保障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程序公正,实现保障人权的理念,从而促进实体公正,使真正的司法公正得到实现。同时,有利于促使侦查机关相关办案人员提高素质,提高侦查技术水平,改进传统的侦查方式,规范侦查取证行为,避免非法取证的发生。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推进,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所暴露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条文规定仍有不足之处,急需立法者予以重视并寻求解决措施。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条例》

我国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 由董云虎、刘武平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收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于人权的各种法规、条例,其中设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区的人权约法》一节,共收入《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冀鲁豫边区人民权利暂行条例》、《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     

新刑诉法中亲属免证权合理性分析

西方国家很早就确立有证人免证权,它是在多种利益进行平衡之后的最终抉择。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将亲属免证权写入其中,突出了我国对人权的重视,对人最基本人性和伦理道德的遵从。本文中笔者将从亲属免证权的法理层次对其剖析,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方面的促进。     

肖扬宪 政改革的幕后推手

2005年佘祥林冤案的批露举世皆惊。论者指出,发生在11年前的这起冤案最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司法缺陷: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主观臆断,有罪推定;监督乏力,制约不够;执法主体素质低下。对中国司法的弊端,在公检法司都有过工作经历的肖扬了然于心。     

浅谈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体现了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不懈努力,不但在总则第二条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里明确了保障人权,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法律条文的修改中体现了这一主题,使得保障人权不再是一句口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第二,拘捕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第三,在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修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均提供法律援助,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衡平理念下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被虚化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等问题,致使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应取消“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建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立法上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关于对赵汀阳“预付人权”理论的探讨

赵汀阳以一种歧视的眼光去对待不能够充分履行"做人义务"承担"做人责任"的群体,并将这部分人排除在享有人权的主体之外;他认为人人平等地享有人权是违反正义的,因为他们没有履行契约,却享受到权利。人权的存在,是要防止任何一个人在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的情况下不能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的后果的出现。没有了人权,人将不称其为人;人首先要成为一个人,才谈得上要不要去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因此,尤其在司法过程中,司法理念应当注重人权理念的基本要求,并践行预付人权理论中价值准则和基本理念。     

新刑诉法实施后对简易程序适用的几点思考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关乎公权力的配置与私权利的保障。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现代刑事诉讼越来越注重人权保障和程序正当,其程序设置和制度构建也越来越精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近年来刑事犯罪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因此新刑诉法便应运而生。本次新刑诉法的修改幅度较大,其中关于"简易程序"的修改是一大亮点,以下是笔者对简易程序适用的几点思考:     

刍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

作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边区通过进行法治建设、制定土地政策、保护妇女权利、致力民主建设等切实保障人权,在边区局部执政的条件下,领导边区和根据地政权取得了成功,积累了经验,对于当今我国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权保障体制,无疑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具体运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讼诉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等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获得证据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国外这方面的制度和理论都比较完善,成熟,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从立法到实践运行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本文通过论述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尝试建立某种原则与机制,去切实使规范落到实处。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     

论二三十年代人权派的宪政观

实行民主宪政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先进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新月》月刊为阵地,向国民党一党独裁发起挑战,要求以民治代替党治,实施法治以保障人权,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的“人权运动”。人权派因此得名。     

新刑诉背景下庭审中证人出庭作证机制之完善

为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维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出了重要的修改和完善,规定了强制出庭、证人保护、证人补偿等一系列旨在提高证人出庭率的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立法上的一大进步。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仍处于极低的水平。由于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的缺乏,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仍然存在不少导致证人出庭难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论“人权派”的政治主张

“人权派”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代表人物是当时在上海任大学教授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他们大都留学欧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民主政治制度较为熟悉,对中国的国情则不甚明瞭。因而,他们便以其所接触到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为蓝本,以“保障人权”为旗帜,发起了一场较具规模的“人权运动”,“人权派”因此得名。“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了“保障人权”和“思想言论自由”、施行“法治“和“专家政治”等政治主张,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试对“人权派”的政治主张及其所起的作用予以实事求是的论述和评价。     

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博弈困境 ——以行政诉讼立案为视角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正式实施以来,在加快推动法制建设、保障广大公民权利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实践中,"民告官"的传统文化基因和行政权对司法工作的不当介入常常给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带来困难,其中又以立案环节尤甚,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诉讼定分止争、保障人权的效用,维护司法权威,我们有必要从行政诉讼管辖、法院经费...     

以人为本 提升志书质量

自古方志半人物,人是志书记述的主体。新方志编修者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编纂理念,以人之活动为主线,全面、系统、正确地反映一地人类活动总貌,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在各个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主义新方志纠正了“方志半人物”的偏重和经济内容记述薄弱和弊端,增加充实经济内容的同时,不同程度地产生了重经济、轻人文的倾向,编纂者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编纂理念上有所薄弱,其表现为：     

美国社会组织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起源

二战爆发后,美国社会组织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依靠国际组织保障人权的规范构想。美国政府则并未重视人权议题,人权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只处于边缘地位。社会组织在此后掀起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要求提高人权议题的地位,这使得美国政府考虑融合社会组织的人权规范构想与主权规范原则。旧金山会议上,美国说服其他大国接受其人权立场,极力否决拉美国家的人权提案,体现出美国借人权话语行使霸权的实质意图。最终出台的《联合国宪章》多处涉及人权,奠定了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基础。但是,社会组织与美国政府围绕人权的争论凸显了宪章人权条款的复杂特征,这使得美国在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发展中面临更多的挑战。     

受教育权法律保护新论

受教育权作为基本人权在我国教育立法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教育平等原则在我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我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免费,并缺乏健全的受教育权保护的民主监督制度与司法救济手段。完善我国教育立法,加强教育司法,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切实实现,是我国承担国际人权公约的一项义务。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抉择——对“佘祥林案”和“辛普森案”的对比分析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诉讼程序的两个重要价值诉求。辛普森被无罪开释的原因在于美国注重程序公正,佘祥林被冤枉的原因在于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理念。强调程序优先会使放纵犯罪分子的可能性提高,但至少实现了程序上的正义;强调实体优先不必然实现实体公正,甚至易导致冤假错案,结果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可能得不到实现。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两难抉择中,程序公正第一、实体公正第二的司法理念理应被我国采纳。     

少数民族人权国际保护方式的历史演进

近代国际法时期,少数民族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通过国家行使外交保护 和人道主义的方式来实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保障人权 （包括少数民族人权）的执行机制,该公约的执行机制包括：定期报告制度、国家间指 控制度、个人申诉制度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     

司法民主的意涵与困局

司法民主是中国司法制度秉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民主的意涵可以从认识论上的民主、司法的民主权利、司法民主制度来加以梳理。通过理论的梳理,发现司法民主的理论问题,总结司法民主实践中的问题,寻求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发展,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扬人民司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