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方志考略

本文对清代、民国时期黑龙江的省志(通志),府、州、县志,城(区域)志、道志、舆地图志,特别是对清代流人编撰的方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与评介,其中重点对《黑龙江通志》的编纂过程进行了系统考证与评述,对民国时期县志的编纂过程以及清代、民国时期佚失方志和虽有修志之举而未成书的方志也进行了考证。另外本文还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黑龙江方志的价值。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浅析清3部《畿辅通志》“星野”的因袭与创新

清代3部分别成书于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使“畿辅”地区的通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见证清代方志学的兴盛,其本身也各具特色,是方志学理论研究和现代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文献。3部《畿辅通志》中,常见于中国旧方志的“星野”在编排位序、内容撰述与观点表达等方面,后者于前者有因袭,也有创新。由此引发的思考能帮助我们深化对志书的认识与评价,也可略窥传统中国史地认知、哲学观念的演变。     

晚清湖北修志新、旧派争论——以两版光绪《麻城县志》的编纂差异为例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及其纂修《湖北通志》的实践对清中期以来湖北方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新思想传入,晚清时期方志编纂发生诸多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视为近代方志转型的前奏。在该背景下,清末围绕着《湖北通志》的纂修问题出现了主新派和主旧派的争论。通志纂修以县志编纂为基础,通志纂修的争论往往在县志编纂中有集中的表现。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八年两版《麻城县志》在编纂理念、编排方式和部分内容上的差异可以视为是这一时期相关变化、争论和分歧的缩影。通过对两版县志编纂差异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方志编纂者如何对新、旧派理论进行调和,亦可以为我们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方志学转型问题提供案例和线索。     

“志痴”刘伯伦的新贡献——读《〈千字典对〉注释赏析》

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队伍的千军万马里,原山西省阳城县志办公室主任刘伯伦,可称得上是“富于学而肯勤其力”(阮元：《广东通志序》)的人才,人称“志痴”。在方志界,他也是一个颇有贡献和成就的方志编纂工作者。自1981年从事方志编纂工作以来,他主编了《阳城县志》,     

《清代直隶方志研究》评介

<正>中国方志纂修肇始于汉代,至唐宋编纂制度和体例逐渐完备,明清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荒远山区、边疆地区的开发,方志纂修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在方志数量大大增加,内地府州县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都纂修了本地区的方志,另一方面表现在围绕着方志的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等问题,方志学理论研究逐渐深化。在现存的全国8200多部方志当中,清代方志就有5600种左右,占到70%。显然,不管从理论原理探讨,还是从方志编纂和方志学史来说,     

方志学家——章学诚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清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和方志学家,他在乾隆四十三年成进士,官国子监典籍。章学诚少年好学,师从王浩、刘文蔚、童钰学,熟悉明季掌故。后游京师,寄居朱筠家,学文章,读其藏书。40岁后,先后主讲定州、定武书院、大名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书院。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武昌为湖广总督毕沅修《史籍考》,并参加编辑《续资治通鉴》。章学诚一生除钻研史学外,主要精力都从事讲学和编纂方志。他参与编纂了《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洲志》、《湖北通志…     

清代东北方志纂修述论

从康熙十六年(1677)《铁岭县志》问世，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清代东北地方志修成119种，其中亡佚11种，现存108种。在康熙年间编修《大清一统志》推动下，盛京地区修志事业兴起；乾隆年间成书的两部《钦定盛京通志》,由乾隆皇帝下旨敕修，于军机处方略馆中纂办，体现统治者对发祥重地编修通志的重视，是官方修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东北地区人口剧增，新设一批府厅州县，相应带来规模空前的修志热潮，既对旧有州县志进行了重修，新设州县也开始编修方志，其中乡土志数量尤多。清代东北方志的纂修历程，反映出清代东北边疆内地化的进程。     

在《上海通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上海通志》及2005年版《上海年鉴》首发式,这是对上海20多年来编纂成果的一次全面、集中的检阅.这部1100万字的《上海通志》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本市各部委办局、区县及有关研究单位历经10年不懈努力而成就的,是上海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今天还同时发行了从1996年创刊以来的第10部《上海年鉴》.这其中也凝结着上海几代方志工作者薪火相传、集体攻关的心血,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大事.在此,我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对《上海通志》及2005年版《上海年鉴》的面世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编纂《上海通志》及《上海年鉴》付出辛劳的方志工作者和年鉴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通过你们向全市方志工作者和年鉴工作者特别是为地方志编纂作出很大贡献的老同志、老专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论清代福建方志理论要点

清代既是福建修志鼎盛时期,也是福建方志理论研究走向纵深和成熟时期。彼时由于有大批学者涉足志事,既有力促进了修志事业的发展,也有力促进了方志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前代相较,清代福建方志理论界在方志编纂方法研究上有明显进步。代表人物有金鋐、林则徐。     

章学诚通志编纂思想综论

章学诚(1738—1801),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乾嘉时期名的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他一生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地方志的编修和方志学的理论探求,总纂和参与编纂了《湖北通志》、《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天门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顺天府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等11部地方志。     

一词多义说“通志”

“通志”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可以是郑樵的《通志》,可以是明清以来省志的专称,可以是志书编纂的一种体例。通志作为省志的专称,也是一直在使用。对以贯通古今体例编纂的方志,以通志称之,也已为志界认可。还有一些以通志为名的专史、专志,也大量存在。就方志而言,通志贵“通”,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方能因时创新,延续传统。     

一部广东通志——《广东考古辑要》之考证

清光绪年间成书的《广东考古辑要》,向来未被方志界所注意,未见列入方志书目。从《广东考古辑要》编修宗旨、篇目体例、分类体例、编纂体例、记述时限、资料来源及考证等方面考察,可以证明其是一部广东通志。考证《广东考古辑要》是一部广东通志,既是对该书体裁的一个研究,也能通过这一考证个例对清代志书体裁作进一步了解。     

清代方志的编修、类型和特点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级官府的高度重视,修志局馆的普遍建立,名家学者的广泛参预,使这一时期的修志规模和成书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往各代。清代方志基本因袭前人创设的体例规制,但其品类更加多样,内容更为充实,大部头的通志纷纷涌现。由于参加修志的学者的学术渊源不同,因而所纂志书呈现出极不相同的面貌,或偏重于地理沿革,或偏重于社会历史,在书写形式上,有以撰述为主,有以考据见长,形成了鲜明的方志流派。清代方志理论研究已较有系统,领域更为开阔,以章学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历代方志学成果进行了认真总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而提出新见解、新理论,他们     

编写地区志应把握的一些特点

编写地区志,古已有之,如府志、州志等。《中国方志大辞典》选录全国各类方志书目1113部,属地区方志类的府志有135部左右,约占总数的12.1％。地区志在方志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本届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也已形成省、地、县(市)三级修志的大格局。历史和现实都反映出,地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行政实体,有其重要作用。清代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新政办发[2003]41号 关于转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年鉴编纂管理办法》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各州、市、县 (市 )人民政府 ,各行政公署 ,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1983年 ,我区开始了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在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我区的新方志编纂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 2 0 0 2年底 ,我区共出版《新疆通志》专业志 5 1部 ,地、州、市、县 (市、区 )志6 9部 ,地、州部门、企事业单位自行编纂出版的志书 2 0 0余部 ,出版少数民族文版志书 2 0部。从总体上看 ,我区志书政治观点正确 ,史料翔实、准确 ,质量较好 ,有较高的使用价值。但也有部分志书在质量上存在着一些问题 ,需要…     

于成龙的方志学思想探析

于成龙是清代著名廉吏能臣,十分重视方志修纂,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主持修纂《畿辅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等,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他还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确定义例。于成龙以修志为责任,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科学编排志书体例,形成了关于修志方法、志书内容、文本特点、修志目的在内的方志学思想体系。     

馆藏浙江通志述略

浙江图书馆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 以古籍善本的品种与数量多为馆藏特色, 浙江历史上地方志的编纂又居于全国的前列。浙江图书馆馆藏历代《浙江通志》刻本、手稿众多, 这就更需要我们对浙江方志文献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科学整理和深入的研究, 使珍贵的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者重点介绍了馆藏《嘉靖浙江通志》《康熙浙江通志》《雍正浙江通志》《民国浙江续修通志稿》《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情况。     

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

自1980年开展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新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以旧方志学为思想理论资源,伴随新方志编纂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升华不够、学术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没有形成成熟概念与逻辑体系,学科地位不高等欠缺。要进一步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要加强方志理论研究,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三要强化方志学学科建设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