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知县出身与康雍乾时期的用人政策

县级是清代国家机关的基层,其主官知县则是“亲民之官”,他既是国家赋税的主要聚敛者,又是司法的初级审判者,他们在本地区劝农赈贫,兴养立教,维持治安和稳定,按清代规定,知县是正印官,在正印宫负责制的当时,知县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很大,实关系到吏治民生。故对其选用比较严格。然而,知县的选用又是流品最杂,无论是“正途”还是“异途”出身,均有可能破任用为知县。乾隆七年(1742年)廷试进士有条制策云:“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非无清官也,夫人而为清官也”。谓人而为清官,是绝不可能的,但反映出君主对吏治的重视,并且结合严刑峻法以整肃之。在流品分明,等级有序的当     

乾隆时期福建宝福局为台湾铸钱小考

福建宝福铸钱局是清代重要的钱币铸造机构。宝福局开办于清代顺治年间,初名“福建铸钱局”。据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三《钱法志》记载,顺治四年（1647年）“开福建铸局”。雍正年间改称“福建宝福局”。宝福局开局后,先后铸造有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等钱。     

清代新疆红钱私铸探析

在古代献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有关清代新疆红钱私铸的记载。据《皇朝献通考》记载：早在顺治年间（1644-1661年）,“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私钱公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因“钱重销毁弊多仍改重一钱,嗣因私铸钱竟起,仍复一钱四分之制”。雍正年间（1723—1735年）,“湖广河南等省私铸之尤甚”。     

台北的大观园

北京仿照古典小说《红楼梦》建成“大观园”,已成为中外游人向往的游览之地。其实,在我国的台湾也有一座现实世界的大观园——林家花园。 林家花园坐落在台北板桥镇,占地二万多平方米,它是康熙雍正年间由闽南漳州人林成祖及其后裔建成     

两位清官与白菜碑

明嘉靖年间,句容有一位“清官大老爷”,名叫徐九思,江西贵溪人。无独有偶,嘉靖之后的万历年间,江西铅山也有一位“清官大老爷”,名叫笪继良,江苏句容人。这两位“清官”都与“白菜碑”结下了不解之缘。     

论话本小说对清官的反思

自从《老残游记》自评提出“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的观点后,学人们纷纷探讨到底是哪本小说始“揭清官之恶”。实际上,“揭清官之恶”、对清官的反思从来不是哪本小说突然产生的,它是一个前有萌芽后有繁衍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话本小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为民作主的官员不一定是清官;二是清官不一定为民作主。前者从侧面反思了清官思维的狭隘性,后者从正面反思了清官思维的荒谬性,共同使反思走向深化。当其它文学热情地塑造清官神话时,话本小说对清官的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宫画院高手画康熙巡幸淮河图

这是一幅与王翚《康熙南巡图》可以相提并论的一幅清官细绢画卷,此宫中细绢, 是典型康熙、雍正时期内廷宫绢,与清代画院的巨作《康熙南巡图》的内廷宫绢一样。此图为清官旧藏,在《国宝流失录》中记载,此图被末代皇帝携带出紫禁城后存放在恭亲王的北府里,1924年又经郑孝胥之手卖给日本人(日本正金银行),被日本人装裱在二个通屏的屏风上,已经成为日     

书“福”颁赐

清代自康熙以后,每年入冬,皇帝都要亲自书写“福”、“寿”字,颁赐给后妃、近侍、近支王公和内外大臣,同时还给翰林颁赐笔、墨、笺纸等物。这是封建王朝对臣下的一种特殊恩宠。作为宫中的成例,它一直延续到溥仪被逐出宫。据嘉庆年间成书的《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六“宫中事例”记载:康熙年间,偶蒙     

贵州第一个状元曹维城是福泉人

贵州第一个状元曹维城何处人氏 ?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等书记载是贵阳人。如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说 :“曹维城 ,字价人 ,贵阳人 ,康熙四十二年武进士第一 ,官副将”。但随着地方史志研究的深入 ,王永祥、周泽林两同志从历史文献中发现清康熙、雍正年间 ,曹维城是平越 (今福泉 )人。在新编《福泉县志》的《平越进士名录》表所列的 2 3个文武进士中 ,有姓曹的 2人 ,即曹元肃、曹石 ,2人皆为武进士。曹元肃和曹石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和曹维城又是什么关系呢 ?据光绪《平越直隶州志》记载 :“曹元肃及其孙曹石为平越人”。很明确的告诉…     

“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

张伯行（1650-1725）,字孝先,号恕斋,晚年更号敬庵,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康熙年间进士。历任中书舍人、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仓场侍郎、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他勤于为政．造福干百姓;他疾恶如仇,耻于与贪官污吏为伍他居官清正廉明,“止饮江南一杯水”．深受百姓爱戴。康熙皇帝称赞他为“天下清官第一”,老百姓称誉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破解天地会起源之谜

天地会是清代重要的秘密会党,多次进行反清斗争。以往学者大多通过对天地会内流传的一个悲情故事的解读,把天地会说成康熙十三年突然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笔者通过对档案史料的挖掘、梳理和对秘密会党产生社会根源及其演化轨迹的探索,发现康熙年间仅存在异姓结拜弟兄组织,雍正年间才开始“立有会名”,成为“结会树党”的秘密会党。天地会是雍正至乾隆前半期秘密会党大量涌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一个秘密会党。     

清代在扬州刊刻的三部古籍巨著

扬州的刻书印刷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据可考的唐、宋以至元、明各朝代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清代．随着盐商的崛起,经济的繁荣,扬州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其间,与经济和社会相联系的书籍刻印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轰动朝野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于康熙、嘉庆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笔者以最近出版的《清官扬州御档选编》中有关奏折为线索,     

谈清·李寅《盘车图》轴

李寅,字白也,号东柯,江苏扬州人,以擅画山水、界画闻名,是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活跃在扬州地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他的山水画师法宋人风格,结构严谨,笔墨工整。清·韩昂《图绘宝鉴续纂》云:“李寅……画法唐宋,几无别焉。”清人     

张鹏翮: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称赞的清官

正张鹏翮(1649-1725年),字运青,清初四川睢宁人,自幼聪明过人,3岁即能背诵《大学》,9岁便能写文章。他志向非凡,决心学习历史上为官清廉的人。当他读完《陆宣公奏议》,便颇有感慨地说:"伊尹一介不取,孔明淡泊明志,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康熙九年(1670年),张鹏翮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累迁为礼部郎中。他是清代第一清官、治河专家、理学名臣。是清代268年间四川官位最显赫、名声最响亮的人物。其清正廉洁、     

资中文庙

资中文庙,完整玲珑是其特色,1956年首批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并收录于《中国名胜词典》。文庙座落在县城北门外文庙街。据《资中县续修资州志》记载,文庙原在大东街,始建于北宋雍熙年间。明正统、天顺、嘉靖时,三次重建、修复。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先后搬迁至大东街、十字街。道光九年(1829年)张海澜移建北关外洗墨池。后经同治十二年(1862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整修保存至今。文庙占地面积7034.8平方米,建筑面积(未含非房屋)2191.4平     

手工雕制的清钱

在存世的大量清代钱币中,有一种手工雕制的钱币比较有特色。这种钱币以“顺治”、“康熙”年号为多,观其形制和钱局所用母钱相距甚远,故非正式实用之母钱。目前许多资料上对此类“雕刻钱”都有记载,如孙仲汇先生的《钱币鉴赏》第119页介绍有“顺治”、“康熙”各一品,孙先生在书中采用了较谨慎的态度,未作评级。赵会元、谭忠善主编的《河南民间藏泉图录》第117页披露“顺治”二品。开封市钱币学会编辑的《开封、商丘钱币发现与研究》第264页也披露“顺治”二品、“康熙”一品,其中一品“顺治”除背左满文宝外,穿右多一金钱图案,“康熙”背为…     

窦尔敦其人其事

窦尔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历史上很少有公正的评价.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故窦志》中称:“康熙年间,邑有窦尔敦者,健盗窃案也,尝马动途,众莫能御.……数捕不获.”历史上一些文人墨客撰写的《彭公案》、《施公案》、《连环套》、《盗御马》等戏曲作品,对窦尔敦的描写也不外乎是“健盗”、“大盗”一类的劣人而已.实际上,窦尔敦是一个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怒杀赃官的农民领袖.被清廷发配到黑龙江后,又为搞击沙俄、捍卫国疆土立下汗马功劳,是一地地道道的反击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金瓶梅》的两条重要正误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该书抄本在社会上流传二十余年才刊刻行世,成书过程很复杂。因此该书讹误甚多,计达千处以上。现将两处重要刻误揭载于下,以供研究者参考。一、关于“宋盘”或“宋盘就”的问题。《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前后写了一场清官曾孝序弹劾赃官西门庆、夏     

试论开埠对近代汕头崛起的历史作用

汕头市区位于韩江、榕江、练江汇合出海处,原是一片汪洋大海,后为三江泥沙冲积而成小渔村。明嘉靖年间称为“沙汕”,万历时称为“沙汕坪”,清康熙时日“沙汕头”,雍正年间简称“汕头”。因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失败,与英法等侵略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汕头被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称汕头埠。至1921年设汕头市政厅,称汕头市。     

清官修《明史》一个极其重大的失误——该书《沙哈鲁传》所载其国子虚乌有

清官修《明史·西域传》中列有专传的“沙哈鲁国”,竟是子虚乌有。许多明清权威史籍不记其国，而且有确凿的资料证明《明史》及若干史籍认定的“沙哈鲁国”所在的两个地址本身即不能成立，那里的政权名称一清二楚。《明史》及若干史籍对“沙哈鲁国”的误记，其由来和形成的具体过程亦有迹可循。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清官修《明史》史实误记的一个最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