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面具、铜丝网络与祖州石室

本文汇总了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金属面具、金属网络的实物材料,分析目前学术界有关契丹人金属面具及金属网络的几种学术观点,认为金属面具与金属网络的根源是契丹人固有的“死不墓”丧葬习俗与汉文化中“停尸、守灵、重孝”习俗相结合的产物。其功能是保留死者的尸体,美化粉饰死者,其性质是契丹人“祖灵崇拜”的反映。并由此论及现位于巴林左旗辽祖州城址之内的神秘石室,根据目前在辽墓中发现其它石室的原形,结合契丹皇族“权殡”、“厝葬”的习俗,认定祖州石室是“权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场所,即《辽史·礼志》中所记的“　涂殿”。其功能应与金属面具与金属网络相类似,为临时保存尸体之用。     

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与网络试析

金属面具和网络是辽代契丹族葬俗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研究契丹人习俗、宗教的宝贵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本文拟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金属面具与网络的来源和功能出发,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一面具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契丹面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源于其游猎民族习俗而产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产物。狩猎生产和巫术是面具起源最重要的因素,面具是原始伪装狩猎的工具。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中,有一头戴兽冠,张弓搭剑的猎人,其冠做兽头形、竖耳、长嘴张开,为典型兽冠面具①。另…     

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

一金属面具和网络是辽代契丹族最具特色的葬服,它以特定的形式,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葬制,是研究契丹人风尚习俗、宗教信仰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辽代金属面具和网络的出土,大致可以上溯至本世纪初期。据传民国初年,位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的辽耶律琮墓被盗掘时,曾出土有铜面具等珍贵文物。1914年,埋葬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的庆陵遭大规     

羊与辽代契丹人的葬俗

契丹罪人“稿索自缚 ,牵羊望拜”是与死葬有关的礼俗。辽代公主下嫁时皇帝赐与的“送终车”上所载之羊与辽朝皇帝死后灵柩发往墓地的路上所刑之“羊” ,是同一用途之羊 ,是送死者魂灵去辽代契丹人灵魂所归之所———黑山的灵物。辽代契丹人的这种葬俗 ,当是继承或吸收了乌桓人类似的礼俗     

东胡族系的覆面葬俗及相关问题

覆面葬俗是指古人死后在面部遮盖麻布或铜面具的一种丧葬习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种习俗带着浓厚的民族特色被沿袭下来。因此,在东北民族史的研究中,丧葬习俗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一) 东胡族覆面葬俗于先秦文献无征。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中,以东胡后裔——辽代契丹人的铜面具为多。近年于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现用缀铜泡、绿松石的麻布和     

辽陈国公主夫妇殡葬服饰小记

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墓主身份和下葬年代都很明确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墓中随葬物品丰富,保存完好,多为罕见的珍品。葬式也比较清楚,并随葬两套完整的规格很高的殡葬服饰,这些对于了解、研究契丹贵族的葬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将清理所见公主和驸马的殡葬服饰记述如下(参见图版壹),并略加考释。     

从真容偶像看佛教对辽代丧葬习俗的影响

真容偶像是辽代墓葬中颇为常见的一种葬俗,特别盛行于辽代晚期的汉人墓葬中。从真容偶像的分布情况和图像特征入手,并将其置于辽代的末法思潮之下,进而与辽宋时期的舍利瘗埋制度相关联,并结合契丹民族独特的丧葬观念,试图进一步揭示佛教对辽代丧葬习俗的影响。     

契丹火葬墓探析

火葬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人的葬俗之一,从辽建国前到辽代晚期均有发现,集中于辽建国前及辽代早期,受契丹人生计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的影响而出现,是其丧葬观念和墓葬制度的表现之一。作为贯穿辽朝始终的丧葬形式,火葬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通过全面梳理考古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对契丹火葬墓的缘起、分组、式微及背后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豪欠营第六号辽墓若干问题的研究

1981年10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在豪欠营村湾子山的第六号辽墓中清理出一具女尸。女尸身穿铜丝网络和多层葬服,脸戴鎏金铜面具。这在内蒙西部地区是首次发现。有关方面对这一发现进行了初步研究,综合报告于下。一契丹人的葬俗契丹人的丧葬礼俗,在《辽史》、《契丹国志》等文献中多有记载,但限于上层统治者,或语焉不详。宋人文惟简《虏廷事实》记载较详:"北人丧葬之礼,盖各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入目为‘帝把’,信有之也。"这里说明了契丹人     

辽宋的频繁交往与辽代的农业生产

辽、宋两朝的交往是多方面的、频繁的.这对双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对辽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更有促进作用。辽代农业生产的逐步发展和辽、宋双方相互交往有着密切关系。本来,辽代的畜牧业一直是契丹族一项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正如述律后所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所以,畜牧业是继承契丹族的悠久历史传统,成为辽代前期第一重要生产部门。辽代农业生产可以远溯到辽朝建立以前,作为遥辇初期的军事统帅涅里已“究心农工之     

北京地区的火葬墓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京地区发现的火葬墓属于辽、金、元、明、清等时期,这些火葬墓在构筑材料、形制、葬具等方面均不尽相同,墓主有汉人,也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火葬墓较为盛行,明朝时期有所减少,至清朝时又有所增加。火葬习俗的变化与不同民族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统治者对火葬的态度及政策有关。     

辽代庆东陵壁画研究

本文以相关的辽代皇室成员的墓葬作为背景资料,通过分析辽代庆东陵壁画的分布位置、象征意义、构图布局和风格样式,研究其题材内容所呈现的社会意识与习俗,象征意义与审美风格,及其绘画艺术的特色,力求勾勒出辽墓壁画的变革与传承,考察以圣宗和兴宗为代表的辽代最高阶层如何在汉地传统的墓葬形式中反映出民族间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与互动。     

略论辽代契丹髡发的样式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式有披发、辫发和髡发等。其中东胡族系多髡发,例如乌桓和契丹。契丹建国前的髡发样式,尚无从所知,因而目前相关讨论基本为辽代契丹的发式。迄今为止,研究成果颇多,涉及髡发习俗、渊源和发式等。目     

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

在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和保存状态显示出"架棺"的迹象。结合广州汉墓中"架棺"和"架举棺室"的实例,以及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墓底柱洞和凹槽的发现情况,推测"架棺"葬俗在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越人墓葬中使用较为普遍。"架棺"的方式较为复杂,此葬俗的文化含义也值得深入研究。     

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

金建国于何年？国号年号又为何？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金史研究中也有不同的见解。在《金史》与宋、辽、元人所著文献对比运用时,更应重视《金史》的史料价值。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金史》所记金开国史,即金于1115年建国,国号金、年号收国,仍是值得采信的。     

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

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00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000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     

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

江南地区具有多方融合、长于吸纳的开放的文化特征,在元代北方民族进入江苏后．在江南地区出现了综合性的习俗,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面。     

金代书院考

金中后期,在辽、北宋书院发展基础上,受南宋书院影响,金修复和新建了一些书院。本文经考证得出金有书院11所,其中新建书院6所、修复和延续前朝书院5所。这些书院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是汉人地区的办学行为。从办学途径看,均为民办书院,其建筑与当地的传统民居相结合,呈现出地域特点和民俗风格。同时概因私家积书之多而建书院,故金代书院藏书亦应不少。修复和新建书院,是金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对后世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书院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襄樊余岗战国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

1996年,在襄樊市团山镇余岗村北发掘了32座墓葬,墓葬分三区：墓子地、岭子上、卞营。墓子地和岭子上墓区的30座墓均为土坑竖穴墓,卞营墓区的2座墓为砖室墓,大部分随葬器物为陶器。这批墓葬可分为五期：战国晚期、秦统一至秦汉之际、西汉早期、西汉中期、东汉晚期。余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襄北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墓葬的分期、年代、秦楚关系以及埋葬习俗、文化特征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     

契丹族史官与金代史学的发展

在金代,契丹族史官是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大影响的史官群体。他们不仅在《辽史》编纂中充当了主力,而且在修起居注和编修实录中也奉献了才智。同时,他们还在弘扬和传承优秀史学文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增添了金代史学的民族特色,也为推动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