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集举正》校勘符号简论

《韩集举正》是南宋方崧卿校理韩愈诗集时做的校勘记,为宋代一部“独立完整的校勘学作”,体现了当时的校勘水平。它最大的特点是使用校勘符号,这些校勘符号的使用是宋代校勘学发展的表现。     

从校勘记考南北朝七史的版本系统

据南北朝五史修订本校勘记分析,可知：现存的五史的所有刻本均出自南宋浙刻本。该本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三次比较重要的修订,第一次就是明嘉靖年间对浙刻本的补版,第二次是万历年间据三朝本刊刻南监本,第三次是据南监本刊刻北监本。基于单系统流传这一特征,现存最早的刻本即为理想的底本。一般来说,百衲本的底本为南北朝七史的现存最早刻本,应该据以作为校勘底本。但《魏书》《宋书》《梁书》《陈书》使用百衲本而非其底本为校勘底本是百密一疏,比较理想的底本是宋刻宋元递修本、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配补的原本作为底本。其次,鉴于南北朝七史的单系统流传的特点可以简化校勘记的写法。     

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

<正>清代嘉庆年间阮元南昌刻《尚书注疏》校勘记中提到"岳本"多条,其中38条为"毛本"之误。本文为之辨正,以供参考。阮元南昌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为清代嘉庆以来最受重视的《十三经注疏》版本。这个本子受重视的原因,一是底本为十行本(号称宋椠,实为元刊明修),二是在刊刻时作了部分校改和用字的规范工作,三是附有校勘记。其中"校勘记"至今仍是学者经常参考的部分。就《尚书注疏》而言,阮氏"校勘     

《舆地纪胜》琼州部分纠谬

近读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11月据清道光二十九年瞿盈斋本影印出版,下简称《纪胜》)卷一百二十四琼州部分内容,发现许多“张冠李戴”的错误(在清刘文淇等撰的《校勘记》内皆无提及)。《纪胜》长期以来备受学术界推崇,其内容多被明清时期诸方志所征引。现各省正在修志,其古代部分恐又多数参考旧志。为了避免再讹传,故特作此文,希望能引起方志学界的注意。现将该卷错误明显之处列举八则如下：     

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

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准秦桧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十三年,从秦棣议以拓本颁赐各地州学。十四年,从汪勃议命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高宗刊刻御书《孝经》的政治动因在于表彰圣孝,平息绍兴和议带来的谤议。学界此前认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仅存残石,笔者近于阳新县博物馆发现了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完整实物,且石刻后附有久佚的秦桧跋。通过校勘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我们,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校勘释例

《元史氏族表》是清儒钱大昕补《元史》的力作,但现有的标点本存在底本择取不当、未出校勘记等诸多问题。以史源文献为基础进行他校,及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关方法进行理校,是校勘《氏族表》行之有效的方法;经校勘共得校勘记70余条,有形近而误、声近而误、涉上下文而误、人名断句之误、表格串行、整行脱漏与竖线缺失等讹误类型。     

稿本《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考辨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书目多著录为王舟瑶手稿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解题亦沿用此说。该稿本是由手民过录的清稿本而非手稿本,其第一作者是管世骏,王舟瑶只是对该稿本做了批注,其批注得到管氏采纳,可以算作该稿本的第二作者。管氏校勘所据底本并非完整的“宋蜀大字本”,而是以嘉业堂、宝礼堂旧藏两部南宋绍兴间淮南西路转运司刻宋元明递修本《史记集解》拼合而成,真正的蜀大字本只有十八卷,是嘉业堂藏本的补配本,两者均属九行本《史记》版本系统。其校勘体例独具特色,充分揭示了九行本《史记》在文字上的价值,对《史记》文字亦多有考证,取得了较高的校勘成就,对于进一步整理、研究《史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心雕龙·史传》篇校记

南宋高似孙《史略》六卷,中土久佚而流入东瀛之书,清末黎庶昌、杨守敬出使日本,始访得宋刊原本,影校刻入《古逸丛书》。《史略》广引他书,校勘价值极高。卷四《刘勰论史》,节录《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文字颇有异同;杨守敬取与今本《文心雕龙》互校,得十七条（见《史略校勘割记》,王重民辑,载《图书馆学季刊》1928年2卷4期）,日本友人石田肇先生复取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宋本、《古逸丛书》本与广田浩晓新译汉文大系本《文心雕龙》比勘,复得十五条（见《高似孙〈史略〉研究》,载日本《群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编,1985年第35卷）。     

读《诸病源候论校注》札记

读《诸病源候论校注》札记王云路《诸病源候论校注》由丁光迪主编（分上、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从提要、原文、校注、按语等方面整理研究,注释翔实准确,校勘贴切合理,显示了校注者深厚的医学和语言学功底。尤其是书末的《校注后记》五＂校注后回顾＂,...     

《髹饰录》版本校勘记

本文以蒹葭堂本《髹饰录》为依据,对各版本《髹饰录》黄文、扬注详加校勘:凡属蒹葭堂本舛误、不得不更正处,予以更正并在校勘记中言明;古写字、通假字不予更换,也在校勘记中言明;各版本有违蒹葭堂本处, 一一校勘而出;以使读者准确认识漆器工艺经典著作《髹饰录》。     

徐干《中论》校记十则

徐干,字伟长,汉末北海人,建安七子之一.所著《中论》二卷,虽经前人校勘,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今以明嘉靖四十四年杜思刻本(即《四部丛刊》本)为底本,重新校勘.略举校记十则.     

周祖谟《广韵校勘记》补

本文对周祖谟先生的《广韵校勘记》中几个字词的校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原校勘作了补充说明。     

《周礼注疏校勘记》“惠校本”及其他

《周礼注疏校勘记》重要校本"惠校本"的异文来源包括宋刻八行本及余仁仲本异文,也包括少量其他版本来源或他校、理校之异文;而在《校勘记》中,"惠校本"与"余本"分立,夹杂"惠校宋本"、"宋本"之称,主要体现的是宋刻八行本的异文。由于《校勘记》仅据校本而未能亲见宋刻八行本,其对八行本的利用有一定局限。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选校注

说明一校注以《释文选》中所注括号内编号为序。二校注主要依据的今本《论语》有《论语注疏》及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黄焯《经典释文彙校》(中华书局1980年)。     

王安石集外文《许旌阳祠记》考析

<正>现存通行的王安石文集包括《临川先生文集》和《王文公文集》两大版本系统。前者又分为源自南宋绍兴十年(1140)的詹大和临川刻本,以及源自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的杭州刻本,两种刻本基本相同;后者则是源自南宋的龙舒刻本。两大版本系统所收诗文篇目及编排体例出入较大,但遗缺漏收的情况都比较严重。以下拟就一篇王安石集外文的真伪进行考证,并阐述其学术价值。《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二十八《艺文·祠记庙记》载有一篇《许旌阳祠记》,题"临川王安石"撰。此文不见于《临川先生文集》和《王文公文集》两种文集版本中,全文如下:     

李曾伯与静江城的修筑

《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宋(桂州城图)简述》一文,介绍了南宋咸淳年间摩刻的《修桂州城图记》。《修桂州城图记》中记的部分,《粤西金石略》卷十三、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二七、光绪     

《旧唐书·地理志》校勘平议一则

正《旧唐书·地理志·京兆府》载:武德三年"分始平置醴泉县"。校勘记云:"据本卷上下文及《寰宇记》卷二五、《新志》,此处‘醴泉’当作‘扶风’"。(中华书局,1975年,第1395、1459页,简称《旧志》)覈诸史料,京兆扶风县确于武德三年由始平县分置,且醴泉县在武德元年、二年时尚分置出温秀、好畤二县。故校勘记所言足备一说。核实而论,武德三年始平所分之扶风,贞观元年即省。逮至贞观八年,唐廷更岐州围川县曰扶风     

张舜徽先生的西北文献与敦煌学研究

1946年至1948年,张舜徽先生任教于国立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任教的两年多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生命中的重要时段。教学、读书之余,他凭借地理之便,积极搜求西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最终利用敦煌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撰成了《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校勘记》是张先生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对研究《说苑·反质》有所补益,对后世研究敦煌学文献、开展文献学理论探讨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两类校勘记

本文通过对两类校勘记的考察,对整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撰写体例有所说明,并由此对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作了点再思考。     

南京江南贡院的“三门”

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夫子庙大成殿东侧,一说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不过根据明天顺元年(1457)《应天府新建贡院记》、清同治十年(1871)《重修江南贡院碑记》碑文的相关记载可知,作为江南乡试所用的贡院“自设科以来,其地凡四易”,直到明景泰五年(1454),在前武臣没入废宅之上,建立了现在的江南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