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改变户口自由迁移制度的历史原因

新中国初期,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此,中央政府不断地发布命令,阻止农民入城务工,以确保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充足的商品粮食。与此同时,为了稳定城市工业化建设队伍,中国逐渐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就业、粮食和社会福利等与城市户口挂钩,并于1958年中国取消了户口自由迁移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嬗变

过去的30多年,有着鲜明计划经济烙印的社会福利制度随着经济转轨经历了从初始的起步探索,到后来逐渐转型和步入正轨的艰辛的改革历程。职工福利分解、社会福利社会化推进、社区服务普及、农村社会福利重构、适度普惠型福利探索等凝结为改革成果,初步形成了新型社会福利体系,但这些改革在社会福利的目标模式上是初级的、不全面的和不平衡的。面对变化的国情,处理好发展与公平的关系,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是中国社会福利的目标选择。     

新中国60年税收管理体制的变迁

在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制约着税收管理体制变迁的轨迹和任务。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现实选择,"收入分成"制度构成这一时期最稳定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制度。新时期以来的分税制财政管现体制改革具有创新意义,建立规范的分税分级管理体制是中国当前税收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转型期社会分层与社会福利制度互动关系探析

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固化了现有的社会分层结构;而现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又形塑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在我国的未来发展过程中,应实现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分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具体表现为:建立与完善以合理社会分层为客观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同时以社会福利制度作为主要动力促进科学社会分层结构体系的形成。     

二轮修志应该以更宽的角度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反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效是二轮修志的记述要点,主体内容包括：1．传统（改革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原貌状况。2．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情况。主要体现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单位）”的运行模式到国家、企业、个人三个层次构成的基本模式的主要区别情况,要通过具体数字比如改革前后企业负担数字予以反映。3．社会养老保险的辐射范围的具体化内容,以展示其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民生要求。4．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的企业承担责任的“减负”内容,     

正确认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 坚定新中国的历史自信

2023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实施70周年，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运行70周年。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实行的40年里，不仅使我国工农业和各项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还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成了一大批支撑我国工业基础的骨干企业，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技术基础，积累了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今天回顾和评价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必须站在新时代的思想高度，同时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观察和分析，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什么要选择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初为什么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前面为什么要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我们研究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是为了不割断历史，铭记那个年代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与伟大成就，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中国历史的诋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行稳致远、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提供精神激励和智力支持。     

换个视角看计划－－一个需要旧题新做的讨论

面对即将要制定、实施“十五”计划,有必要重新认识计划,并把计划与计划经济区别开来,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及与其相配套的计划经济体制同市场经济中宏观控制下的指导性计划及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计划经济区别开来,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中计划及计划经济的作用,发挥其应有功能。     

鄂伦春族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转型

清初,鄂伦春族在传统的氏族型社会福利之外出现了新生的政府型社会福利。历经民国、伪满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氏族型社会福利制度在国家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渐终结,政府型社会福利逐渐壮大并最终取而代之。同时,政府型社会福利也从清初的"统治利用型",经过民国的"平等扶助型"萌芽与伪满时期的被废除,于新中国建国初期转换为"平等扶助型"的社会福利制度。     

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述评(1949～1984年)——以太阳村(公社)为重点考察对象

山西省稷山县太阳村(公社)是集体化时代闻名全国的卫生红旗单位,其公共卫生工作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具有明显的典型意义和时代特征。不过,这种农村公共卫生事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较低医疗保障水平基础上的,并与历次政治运动关系密切。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稷山县公共卫生事业因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而最终走向了衰落,但其经验和教训可为今后创新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

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即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是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制度调整与变革中最有成效的一次变革。邓小平是这一创新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他领导中国实行经济制度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十分丰富而深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方面,谈几点初步的想法。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是以一场成功的思想变革和理论创新作为先导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先敏锐而又深刻地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进而认识到解放思想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的领…     

两德经济发展的成败摭议

东德是由于经济的失败才最终不得不自愿被西德接管,这个失败虽然系多种因素导致,但根本还在于经济体制。可是,计划体制本身还不是最终根源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脱离经济规律地计划和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西德市场经济体制中也有不少计划经济的成分,但由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没有过度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因而表现出坚强的生命力。     

The Italian welfare stat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talian welfare state as it develop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enerated social cleavages and inequities that affected the Italian economy and provided grist for future reforms. At the same time, the welfare state provided political actors with incentives and resources that constrained attempts at reform.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beginning in 2008, serious reform was no longer optional. But austerity politics have generated pressures for changes to the welfare state which are unlikely to moderate most of the underlying inequities generated by the post-war system. Going forward, Italian policymakers must chart a path that is informed by efforts to overcome the pathologies of the past without further undermin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ealth of the country.     

试论魏玛"福利国家"的早期实践(1918-1920)

一战结束后,德国社会遭遇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重危机,政府权力亟待合法性认同,社会期稳定。魏玛政府力图把福利国家作为控制与解决危机的一种手段。1918-1920年间,魏玛的福利国家建设曾规范劳动市场、协调劳资关系、改革保险和救济政策、解决住房问题以及调整经济运作模式等方面掀起高潮从短时段看,这些实践活动确立了基本的福利国家原则,维护了政府权威,初步解决了战后德国的社会危机然而从长时段看,这一时期的福利实践存在许多问题,埋下了日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民主危机的隐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创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围绕计划与市场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再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呈现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坚持科学发展观,把这个更高层次的综合做好,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全面保持和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综合得好,社会主义能够坚持,我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改革开放的道路光明灿烂,中国的未来将更加辉煌。     

Whither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Balancing Welfare and Neoliberalism

Abstract

Scholars of political economy have been debating the role of the Korean stat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developmental state, a neoliberal state and/or a welfare state have appear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various governments’ policies since the 1990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nature, degree and exten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as varied from administration to administration, the basic stance of a developmental state has been retained while neoliberal and welfare policies have been used concurrently to furthe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coexistence of contradictory approaches reflecting alternative market economic systems was the product of a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has for the past 20 years provided the Korean government with the ability to deploy flexible policy mixes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o maximise the outcomes of developmental policies.     

略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商业信用

建国初期,我国商品交易中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制度是信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国家为了对资金流通与商品交易实行计划管理, 从1954年起强制取消了国营经济的商业信用,试图以国家银行信用制度取代商业信用制度。取消商业信用制度后,我国的信用制度出现缺失,虽然大量“非法”商业信用形式依然暗中存在,但信用制度的功能受到抑制,严重阻滞了社会资金的正常运行。     

中国城市单位制研究的一个新框架

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在城市构建中通过管理和控制人力及物质资源以实现共产主义和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基本工具,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和转型的历史过程。单位制研究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成果丰硕,但相对制度性研究,空间性和社会性研究还比较薄弱,实践性研究更加匮乏。提出将单位制研究置于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时段背景中,从单位化、去单位化和新单位主义三个阶段和单位的制度性、空间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四个视角展开。三个阶段分别对应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的30年和今后和谐社会建设时期。制度性研究包括制度思想、构建逻辑和制度体系三个方面;空间性包括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社会性包括社会结构、社区发展和个体历程;实践性包括社会重建、旧单位改造和新单位规划。     

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六个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相继经历了萌芽、受挫、恢复探索、理论形成、体制建立、完善成熟等六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之后就开始了这一探索过程,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阶段,所取得的成果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源头和起点;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尝试“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到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日益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说明了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客观规律。     

两种主张的较量与战后德国经济发展

战后德国经济是在左和右,即主张国家干预和自由经济,这两股社会和政治势力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前者主由社民党体现,后者由基民彤社民盟主张。最初这两股势力形成了有效互补,使得德国社会和经济进入高发展期,后来由于这两股势力彼此抗衡过度,失落了有效互补,社会体制失去活力,经济和社会进入发展低迷期。如今,德国经济一直挣扎在这样的发展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