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聚落分布与变迁

本文从聚落分布、规模、内涵、年代、等级等方面对关中地区西周时期的聚落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关中西部地区聚落数量明显多于关中东部区域,这主要与考古发现情况和关中地区的地貌有关。西周早期是关中地区聚落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广泛的时期,西周中晚期之后聚落数量逐渐减少并集中到关中中部的岐山、扶风、武功、西安一带,说明周人此时在畿内地区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其实际控制的领土。     

论周原遗址京当类遗存对周人迁岐的指示意义

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时期,周原遗址处于一种发展壮大的过程。从七星河流域的中心聚落逐渐成长为泾渭流域西部、关中地区直至西周王朝的中心。京当类遗存时期,周原遗址是关中西部社会的中心聚落,为商王朝的统治据点所在。而之后的周人再次选择了这个遗址并将其沿用至西周晚期,反映了周原遗址在京当类时期应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中心,并辐射和影响着周边。认识这个时期周原遗址在关中西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对于理解周人迁岐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三国两晋南北朝遗存

陕西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遗存已发现400余处,远少于其前后的秦汉和隋唐时期.遗存分布也很不平衡,陕南地区最多,约占总数的48%,关中和陕北分别占43%和9%.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时期分裂和战乱造成的生产力停滞、人口锐减,反映人类活动的各类遗存相应数量减少、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可能与其时的文化处于秦汉与隋唐的过渡阶段,正式发掘的典型遗址和墓葬相对较少,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及序列尚不完全明晰而较难确认有关.     

秦汉遗存

作为秦汉两代政治、经济的中心区域,陕西共发现遗存4500余处,远远超过了其他时代;其中关中地区最多,约占总数的55%;陕北和陕南分别占32%和13%.这些遗存主要包括城邑、宫殿、长城、水利、交通、仓储、作坊等遗址、各类墓葬以及石刻、文物出土点等,不仅类别丰富,一些遗存规模大、规格高,分布范围也空前扩大至全省97%的县(区).     

河南郾城县庙岗遗址调查简报

河南郾城县庙岗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西周和东周等多种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一遗址的调查发现,对于研究漯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先秦时期的发展状况、聚落分布等有重要意义。     

河南荥阳市官庄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

2010~2011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官庄遗址南水北调干渠占压部分进行了发掘,发现两周、汉唐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以西周晚期遗存最为丰富,主要有大型环壕、灰坑、墓葬、房址、灰沟等,分布较密集且出土遗物丰富。官庄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郑州西部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遗存

春秋、战国时期的陕西,是秦人登上历史舞台并最终统一中国的主要活动区域.自春秋至秦朝建立的450余年间,秦人相继建都于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而关中东部、陕北的一部以及陕南,则曾是三晋、楚.巴、蜀等国的辖地.目前,全省共发现遗存860余处.其中关中地区最多,约占50%,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又几占一半.陕北次之,约占42%;陕南最少,仅占8%.这些遗存主要包括城邑、宫殿、长城、水利、交通等遗址(约占69%)、各类墓葬(约占24%)以及窖藏和文物出土点.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及调查主要集中在关中,重要者有宝鸡斗鸡台等地的一大批东周墓葬、雍城遗址及陵区、栎阳遗址、咸阳城遗址及芷阳陵区、郑国渠渠首遗址等.在都城建制、水利、长城、宗庙和陵寝制度的研究以及建立墓葬序列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安徽萧县金寨遗址(2017)植物遗存分析

金寨遗址位于淮河中游的皖北地区,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性聚落。该遗址2017年的浮选和植硅体样品分析结果显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粟是金寨聚落主要的农作物,其次是水稻,这与淮河中游其他遗址的情况一致。淮河流域从东南向西北稻的比重逐渐降低,可能是受到气候条件限制或稻作农业传播速率的影响。植物遗存的空间分布显示金寨聚落的水稻在东区加工、北区消费,粟黍的加工和消费都集中在东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区域的居民具有不同的食物偏好或等级差别。此次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植物遗存较少,可能和该时期聚落居住区的迁移有关。     

湖北随州庙台子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

庙台子遗址是随枣走廊一处以商周遗存为主的重要遗址,2011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发现后,为探寻与墓地相关的聚落遗存,2015～2017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共1095平方米。考古发掘显示,该聚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使用至东周时期,两周时期是其主要使用阶段。西周早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主要有环壕、烧土堆积、大型柱洞和墙基、房屋活动面等建筑遗迹;大量生活陶器,铜块、陶范、陶鼓风管等制铜遗物,骨器和骨料等,表明了该遗址等级较高,可能为西周早期曾国政治中心遗址。     

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杨官寨遗址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遗迹和遗物。其中保存较好的环壕聚落,为探索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河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制陶作坊的发现,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江浦蒋城子遗址

本文以充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反映了西周、春秋到战国早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它包括这一漫长历史时期间人们的居住特点、埋葬风格、使用的陶质炊器和各式容器及骨器、石质的生产工具及在当时来说相当珍贵的金属制品铜器与铁器.从这些遗存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地区早期开发者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状况,并可以把它作为一有代表性的材料.用以和其他地区的同时代遗存作比较和综合,从而揭示出区域文化的发展规律.聚落遗址所在地在历史上曾先后隶属于淮夷族、吴、越和楚民族的辖地.其文化成就是长江下游地区和江淮间全体人民的创造,当然其中也闪烁着黄河流域人民智慧的光芒.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A、B两区聚落对比分析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为该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是兴隆洼文化地方类型的典型代表。通过对二期乙类遗存A、B两区聚落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两处聚落是属于同一时期、同一文化性质的聚落群体,两者之间可能是一种"土著"和"移民"的族群关系。两处聚落拥有各自不同的形成过程,在内部的控制或管理机制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至于在聚落布局、生产方式和埋葬习俗上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

沟湾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显示,植物资源在聚落生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较低。农作物以黍、粟、稻为主,从仰韶一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黍都占绝对优势,而稻的数量或出土概率在仰韶四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虽然曾经显著增多,但都始终没有超过黍。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麦。先民农业活动以外可能还采集野生植物。沟湾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为了解该地区农业发展及野生植物利用情况提供了新资料。     

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调查勘探报告

通过调查勘探确定了万福垴遗址是一处以春秋时期遗存为主要内涵的大型聚落遗址。在其周边还发现了杨家咀、桂溪湖、中沙湾等三个遗址。桂溪湖遗址的年代范围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以春秋时期遗存为主要内涵;中沙湾遗址以战国时期遗存为主要内涵;杨家咀遗址的年代为东周时期。     

西周早期甬钟比较研究

甬钟是商周时的重要礼器,它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浙江地区和北方的关中地区.近年一些学者通过对新的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肯定了北方地区西周早期已出现甬钟.本文就西周南钟的有关问题探讨如下,敬请指正.一、北方西周早期甬钟的特点陕西关中是北方西周南钟出土的集中区.笔者统计有150余件,中晚期钟数量多,可以确定从共王直到宣王的王世之钟(见图一).     

隋唐遗存

陕西作为中国鼎盛时期的隋唐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留存于地上地下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迄今,已发现各类遗存1600余处.包括城邑、宫殿、寺观、作坊、窑炉、水利、桥梁等遗址和墓葬、窖藏、石窟寺、造像碑、摩崖、佛塔及碑碣等.其中,以京畿地区的关中数量最多,约占88%;陕北、陕南各约占8%和4%.     

灵石旌介商墓与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

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中地区的灵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与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彻底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贵族;殉人所代表的群体可能出自汾阳"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迪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梁山一线已经从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入侵,最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占领了关中、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式的统治实践,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     

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

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获取了一批重要的遗存,在鄂东南地区的先秦文化谱系探讨和科技考古实践两个方面都有重要收获。其新石器时代遗存整体属石家河文化系统,但区域特色突出,一期遗存可能代表了新的区域类型,二期遗存新见有少量"后石家河文化"因素。其商周遗存属鄂东南地区西周土著文化,与矿冶有关。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通过分析查海遗址的木炭和炭化种子、果实遗存,获得了对该遗址聚落周围植被及人类利用方式以及生业经济模式的初步认识:聚落周围广泛分布阔叶落叶林,以麻栎属为主,此外包括桦木属、杨属、榆树属、朴树属等,这种植被组合可能与全新世初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关;聚落居民在房屋建筑材料和薪柴获取活动中利用了聚落周围的森林资源;山杏、核桃楸、榛子和一些禾本科、豆科植物遗存的发现,可能说明采集是获取植物性食物的主要方式,目前没有发现植物栽培的证据。     

四川什邡市箭台村遗址Ⅳ、Ⅴ、Ⅵ区发掘简报

箭台村遗址Ⅳ、Ⅴ、Ⅵ区均存在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二三期)遗存。Ⅱ、Ⅶ区发掘的三星堆文化地层堆积较厚,出土遗物类型丰富。箭台村遗址是三星堆遗址外三星堆文化分布面积最广,出土遗物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聚落等级最高的遗址。Ⅳ、Ⅴ、Ⅵ区除Ⅳ区局部有三星堆遗址四期地层外,多为明清、宋代地层和开口晚期地层下灰坑。灰坑分两种情况:一是宋代灰坑,遗物包含宋代、汉代、商周三个时期遗存;二是早期灰坑和早期灰坑残留。不同区域的早期遗存分布存在一定的时代差异,跨桂圆桥遗址第一期、三星堆遗址一二三四期至西周—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