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体育活动与政治

我国自政治伦理形成后,社会生活中便有意无意地贯穿着一条突出政治的原则。本文对唐代的体育活动同政治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揭示当时体育活动的政治倾向,以及人们对待体育活动所持的政治标准和引出的政治意义。一对于一些体育项目,唐人肯定了它们的政治意义。唐代的球类活动有足球和马球两种,足球称为蹴鞠,马球称为打球或击球。玄宗时,蔡孚作《打球篇》一诗,序言说:“打球者,往之蹴鞠古戏也,黄帝所作兵势,以练武士,知有材也。”这是西汉学者刘向《别录》中的说法,为唐人所接受。因此,球类活动在唐代是军事体育,宫廷和军队都经常举行,     

从唐韩休墓壁画《乐舞图》看唐代乐舞配置

<正>唐代墓葬壁画是唐人生活与社会风尚习俗的真实反映,作为唐墓壁画重要装饰题材之一的乐舞图,更是遍及初、盛、中、晚唐各个时期,生动再现了唐代繁盛灿烂的乐舞文化。其中,以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韩休墓《乐舞图》保存完整,器乐丰富,而且首次出现分设男女乐队及男女对舞模式,在唐代乐舞图壁画中尤具代表性。这里即以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韩休墓《乐舞图》所绘乐器、舞蹈种类之考辨,所属乐部之论证,借以对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的乐舞配置特点作进一步探讨。     

洛阳唐代乐舞艺术初探

洛阳唐代乐舞艺术初探黄新波唐代是我国古代乐舞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欣赏乐舞、表演乐舞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一大批专业和业余的乐舞人才,活跃在皇城禁地、官府衙门、军营内外乃至民间场所,创作出了大量不朽的乐舞作品。当时的东都洛阳,...     

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

幽州镇是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它自第一任节度使李怀仙之后 ,历任节度使均兼卢龙节度使 ,存在着幽州和卢龙两套使府僚佐系统 ,可以称之为“一元二府”体制。幽州节度使驻于幽州 ,在平州有时设置卢龙留后。使府官员任职上具有流动性、一身两任性和地域上的兼跨性等特点     

由唐代乐舞诗看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乐舞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使者。唐代西域乐舞大量涌入中原,唐人以博大的胸怀吸收并消化着外来的文化。唐代乐舞诗捕捉西域音乐的新奇旋律,记录民族乐舞的美妙韵律,咏赞异域民族艺术家的才艺与贡献,充分展现出唐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盛况。     

唐代玉銙话“乐舞“

笔者曾在《文博》1993年增刊第2号玉器研究专刊发表过《西安发现唐代乐舞玉带銙》之后,一直对唐代乐舞题材有兴趣。在小小的玉銙纹饰上,记述了历史,再现当年霓裳的羽衣,歌舞升平的兴盛景象。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帝国,政治上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上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国际贸     

舌尖上的福与祸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将"吃"看作是天地间的头等大事. 儒家五礼之一的"嘉礼"是调和人际关系的礼仪,其中几乎处处离不开宴饮.传承至今,生日宴(唐代叫"汤饼会")、结婚宴、升学宴(古代科举每进一级都有名目各异的宴饮)、谢师宴(唐代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之别)、升职宴(唐代叫"烧尾宴")、乔迁宴等等,不一而足....     

古代“科举四宴”

鹿鸣宴、琼林宴、鹰扬宴、会武宴是科举制度形成后,渐成成规的“科举四宴”。鹿鸣宴是为新科举子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因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所以取名鹿鸣宴。从唐至明、清一直沿用。     

为官要读《钱本草》

正在我国古代,以《本草》作书名的古医药书诸多,例如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又如堪称古代医药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笔者最近读《钱本草》,别有一番感受,原因在于此"本草"非彼"本草",这篇由唐代宰相、著名文学家张说(667-     

简论唐代私家乐舞

纵观唐代乐舞艺术的发展,可谓异彩纷呈,百花争艳,随着唐王朝国势的日益的强盛,作为封建礼乐制度一部分的宫廷官方乐舞,其规模和气势与鼎盛的政治局面相互辉映。同时,以皇亲国戚、官僚士大夫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亦自拥乐师舞伎,礼待宾客。西安等地唐代各个时期官僚贵族墓葬中的乐舞壁画、乐舞俑等实物资料的发现,反映出     

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

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褒锡》记载:开元年间,贺知章自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宰相源乾曜问同僚张说:"贺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 礼部侍郎和集贤殿学士都是唐代士人看重的美职.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将丽正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任命张说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张说推荐贺...     

新见唐牛氏墓志与唐幽州城里坊、乡村研究

现存北京市朝阳区文物管理所的唐牛氏墓志为研究历史上北京城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据史料记载,唐代幽州城共有26个里坊,其郭下的蓟县共有22个乡。牛氏墓志志文中提及的牛氏去世前的私第"幽都宁台里"为确定唐代幽州城的26个坊里名称增添了最后一块拼图零片,而其葬地蓟县"忠信"乡则为研究唐幽州城郭下蓟县管辖的22个乡增添了一个新的乡属名称。     

科举四大宴

正为了笼络天下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为统治者效劳,古代科举制度还组织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参加由官方、朝廷主办的盛大庆祝宴会,以示恩典,这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举四宴。由于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分设文武两科,故四宴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鹿鸣宴:是为新科举子而设的宴会,起于唐代,因     

都山位置考

<正> 都山,又称马都山、乌都山等,始见于唐代。现在一般都认为唐代都山的位置是在今河北省迁安县的北、滦河的两条支流青龙河与瀑河之间,即今都山之所在(见稻叶岩吉主编《满州历史地理》第1卷,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唐·河北道南部》图)。《旧唐书》卷一○三《郭英杰传》记开元二十一年幽州副总管郭英杰“率精骑万人及降奚之众     

唐墓壁画中的丝路乐舞

唐朝由于以西域诸国为主的外族乐舞大量涌入并与汉族乐舞交流、互鉴、融合,使中国乐舞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在墓室中绘制乐舞图既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所模拟的内宅家居场景增添了享乐气氛。乐舞图中的乐舞伎或完全是胡人形象,或胡汉掺杂,或胡人形象着唐代服装;从乐器的组合来看,多以胡地乐器为主或胡汉相间;所演奏的音乐亦多具西域风格或改造过的"胡部新声"。说明胡乐胡舞与中原传统乐舞相互融合之后形成的乐舞是唐代社会流行乐舞的主流,而流行乐舞的规模又以小型为主。     

唐代墓葬中的胡人伎乐形象与唐代的乐籍制度

唐代墓葬中发现的体貌特征明显为胡人的伎乐形象反映了唐代乐籍制度下一个构成复杂、生活形态多样的边缘群体。这一群体凭借高超的乐舞才能在唐代从宫廷到民间的乐籍管理体系中呈现出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上的多层级关系,他们带来的西域各国乐舞技艺精华与唐代社会文化风尚相结合,生动诠释了唐代"礼乐治国"理念下胡乐胡舞的传播与融合过程。然而,这一群体在融入唐朝社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文化冲突使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了些许尴尬。     

《新唐书》勘误一则

《新唐书》卷125《张说传》中有一段关于张说建议唐玄宗改府兵为募兵的记载。其文曰:(开元)时卫兵贫弱,番休者亡命略尽。(张)说建请一切募勇疆士,优其科条,简色役。不旬日,得胜兵十三万,分补诸卫,以疆京师。后所谓“(弓广)骑”者也。又查《旧唐书》卷97《张说传》中在记载同一事实时,却甚有异同。其文曰:     

隋仁寿年间幽州藏舍利史事再检讨

本文对隋仁寿年间幽州藏舍利的史事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隋文帝仁寿年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舍利收藏活动,幽州有两次获颁舍利。仁寿二年幽州藏舍利于弘业寺,今有传世感应奏表和塔基。仁寿四年幽州藏舍利于智泉寺,该寺于会昌年间重建胜果寺后,寺史不明,舍利重藏于悯忠寺。今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碑石存世,会昌六年《悯忠寺重藏舍利记》见于著录,从中可以获知当时幽州藏舍利的函具及供养物。幽州藏舍利的两方塔下铭尚未发现,根据已发现的12方仁寿舍利塔下铭,有10方遵循了统一格式及内容,因此,可以推测,若没有特别格式及内容的话,幽州两方舍利塔下铭应与《青州舍利塔下铭》的格式及内容一致。     

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

唐朝末年,由于羁縻统治的结果,造成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从而使得"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主题,而分别表现出来。"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在长期割据的氛围中,同时赋予了幽州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即体现出更多的游牧文化特质,并成为游牧民族的政治中心。     

西安地区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见的唐代乐舞形象

陕西西安地区是唐代京城长安的所在地,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解放以来,在这里出土的大批石刻、壁画、陶俑、三彩、金银器皿上有不少唐代乐舞的形象。本文仅就其中部分乐舞形象加以粗略的分析,重点是看当时新疆地区乐舞即所谓胡乐对内地的影响,看历史上新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唐乐舞石座和白石观音伎乐座乐舞石座为陕西省博物馆旧藏,现陈列在该馆石刻艺术室内,座上石像已佚。座呈长方形,长92、宽49、通高28厘米。仅在石座中部的长一、宽二的三面刻有八个壼门,内刻乐舞伎,作深肉雕。除正中两个为舞伎外,其余六个均为乐伎。在两个壼门间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