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财政分配在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中的地位

财政是我国为执行各种社会职能,凭借政权力量而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其实质是国家在占有和支配一定份额的社会产品过程中与各有关方面发生的分配关系,即体现着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财政是分配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扩大以及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特定的分配关系。 财政分配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配环节中发挥作用,然而在分配环节中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财政分配,还有价格分配、工资分配、信贷分配、企业财务分配等分配范畴,它们与财政分配一起,形成了整个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体系,在这其中财政分配发挥着总枢纽的作用,在分配环节中居于主导地位。 第一,从我国财政分配的数量看,国民收入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通过财政进行的分配。社会总产品创造出来后,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了其价值,它包括用于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C、     

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

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张神根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是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影响财政分配在整个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份额,政府职能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影响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在整个财政分配中的份额...     

新时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财政职能

国家财政的行为,是由国家财政的职能决定的。建立符合国家职能要求,反映社会主义财政本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职能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由于东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的差异,由于我国财政分配的公有制基础及财政学研究的新发展,都要求我们重新界定国家财政的职能。一、财政职能的概述及对不同观点的评述传统的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具有分配、调节经济和发挥经济监督作用的职能。对于分配职能,传统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是实现国家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其没有充分地体…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编制与运作

国家预算是北洋政府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洋政府时期出现过两部通过立法机关审议的正式国家预算,六部已由行政机关编成、但未完成立法审议的国家预算案,三部由政府委托机构编出的国家预算参考册。它们多不能反映财政实情,于约束政府开支方面作用亦有限。即使是在被认为预算执行较好的1914、1915年,预算数字也仅有部分约束力。而在其他时期,由于政治混乱、财政困难、地方不听命于中央,国家预算更难起到应有作用。不过,北洋政府时期的预算虽难实现对财政的刚性约束,但常被作为整理财政的起点、各方进行利益分配时的参照和弱势部门争取经费的手段,实际仍以柔性的方式嵌入财政的日常运作中。     

“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强调行政机构扩大、财政税收增加与军事力量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分析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框架,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夸大了近代早期国家的能力、忽视了对财政资源的使用状况。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进行补充与修正。“承包人国家”概念挑战了“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着眼于国家将部分战争工作承包给私人,强调了私人部门在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财政-军事体系”则采取了跨国的视角,关注国家、次级主权政治体和私人之间在军事活动中的互动,通过一系列“财政-军事中心”交易战争所需的人力、资金、物资、专家、服务和情报,从而勾勒出一个遍及欧洲的战争资源网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欧洲军事史和国家形成的视野与思路。     

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     

唐代“官仓”研究综述

仓廪制度作为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环节,历来为治史者所关注。国家财富的集中及其分配过程,涉及仓窖本身的建置和粮食纳入、支出程序等诸多层面,仓廪制度之运作过程亦对国家财政的稳定与否产生影响。     

晚清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微

有清一代 ,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隶户部和内务府管理。清前期 ,户部与内务府尚能各司其职 ,相互扶助 ,处于良性循环。晚清以降 ,由于外来势力的经济侵略、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与皇室开支的迅速扩张 ,户部不仅难以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 ,还须应对内务府的频繁需索 ,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受到极大束缚 ,最终彻底崩溃。     

清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述评

财政是国家或政府利用收支活动实现其管理职能的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亚当·斯密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宋代的苏辙曾说过：“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苏辙：《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因此,财政史的研究有利于洞悉一个社会形态的运行及其因革变迁。     

美日两国分税制的比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新型的税制体系已初步形成,这就为以分税制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分税制在我国如何搞?怎样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充分有效地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及财政分配渠道?还有待于探索。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时,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制的特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管理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本文主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强国家户口管理的原因、措施和对国家财政的效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户口的盛衰和管理的好坏与国家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租税有许多是以人口为依据的,特别是北朝均田制下这一点反映得更为突出。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财政的基础,而加强户口管理既发展了生产力,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从而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好转。户口和国家财政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如此。在今天也不例外,要振兴国家财政,也应重视对户口的管理工作。     

马寅初财政、金融改革建言的逻辑依据和理路

财政、金融关系论是马寅初在民国时期提出各种财政、金融改革建言的逻辑依据和理路,其基本内涵是依托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健全财政理论,告诫民国政府要严格划分财政、金融的职能界限,尽量杜绝滥发纸币以满足财政需要的错误政策和行为。马寅初的财政、金融关系论形成的历史原因是民国时期始终存在的政府肆意利用金融的纸币发行职能来解决自身财政困难的政策。由于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政府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赤字财政状态,尽管马寅初的财政、金融关系论虽然在学理上是正确的,但只对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过短暂的历史影响。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     

深化财政改革 实践“三个代表”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和财政运行模式。财政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深化财政改革,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深化其他各项经济改革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     

民国时期广西县财政改革及收支——以三江县为个案的探讨

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县级财政是中国财政层级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县级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其收支活动随着财政体制和县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变化。三江县的个案表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县地方财政收支趋向规范化的同时,又有重大的缺陷。广西县财政无法从根本上维持和支撑"善治"的县政目标。     

晚清专款与财政运行：以海关四成洋税为例

专款,作为京、协饷制度的补充,在晚清财政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成洋税为晚清财政专款之一,先后被作为偿赔专款、解部专款和海防专款。除作为偿赔专款因关系“国家大信”落实较好外,其他无论作为解部专款,还是海防经费,四成洋税都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解款计划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是或征不及数,或奏归别用,最终出现“专款不专”的结果。四成洋税专款名实不符,反映了晚清专款制度的实行受到财政大背景、专款性质、财政理念以及专款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诸多因素的制约,凸显国家职能调整和理财重心转移相互作用下财政制度运行的不稳定性。     

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以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为中心

不同于以往围绕所谓"新清史"展开的争论中各方均把注意力聚集在清朝的规章制度、治理方式以及满人精英的观念、习俗方面,这里另从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两个侧面,重新审视清朝国家的形成路径及其性质。清朝疆域的整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到入关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是为开国的第一阶段;其第二阶段从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边陲用兵过程,受到清廷独特的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的驱动与制约。而清朝地缘战略从被动回应到积极防御再到保守妥协的转变,又跟其财政构造中低度均衡机制的运作及其背后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紧密相关。同时,如果我们将清朝国家与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独有的脆弱性与坚韧性,并质疑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认知范式的适用性。     

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

近代早期英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税赋和公共信贷两大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财政体制的建成即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这种体制既维护了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阶层的根本利益,又强固了英国国家政权的财政基础,并在推动英国大肆进行争霸战争和对外扩张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     

媒体视点

中国式财政《南风窗》2010第2期 年底突击花钱已成为中国财政制度的一道亮丽风景,即使是财政部门将“财政压力太大”从年头到年尾挂在嘴边,也依然无法摆脱这一“惯例”。中国的财政预算模式仍有望竞争世界上最昂贵的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