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点校本<越绝书>校勘拾遗》补

我在阅读施谢捷《点校本<越绝书>校勘拾遗》,核对点校本《越绝书》时,发现我于1986年6月应山东大学历史系之邀参加硕土生研究《越绝书》论文答辩会上翻读该书记下点校谬误的一些符号,有4点超出施文,特补于后: 1.纣贼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姬妇,残朝涉。(《越绝吴内传第四》27页7行) “朝涉”标上专名线,即误认为朝涉与比干、箕子,微子等同为人名。“刳姬妇”,“残朝涉”相对为文,“残朝涉”是杀害早晨淌水过河的人,朝涉,并非人名。     

程朱理学中的人性之“直”

“直”在程朱理学中是个很重要的哲学范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哲学意义,尤其在人性论的向度上。“直”在程朱理学的人性论中,代表了天理人性的根本特征,在用的意义上,“直”是“仁”的外在体现。要达到“直”不仅要循“礼”而行,要“敬”其心的存养,更重要的还要“行仁义”。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将群众路线植于心践于行,让党心民心“双向奔赴”,推动美好生活向往照进现实。把牢群众观点“定盘星”。     

狭路相逢——苗族婚俗集锦之二

苗族结婚后,一般要在三天之内择吉日“回门”办婚礼(即陪送新娘回娘家举行仪式),如果在这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里,也有另一个新娘回门,双方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条道路上朝相反方向对着走的话,那么,势必要在途中的某处相遇。这是结婚的一大忌讳:“狭路相逢”。这种时候,无论两个新娘子是路人或者相识,谁都不会让对方从自己身边先走过去的。习俗认为,谁先走谁便占上风,谁就事事如意,百年幸福;谁后走谁就占下风,日后百事乖舛,     

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是该约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款。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起因于撤兵问题,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日方则坚决反对中方的独有派兵权,李鸿章为此反复调整方案。作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本有”之权与“均等”宗旨是中日各自主张的依据,反映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清政府做出“非常之让步”,双方最后迅速达成协议,形成双方权利“均等”的“派兵条款”。该条款是中朝宗藩关系在法理上走向溃决的重要标志,为日本启动武力手段侵朝做了法理上的准备。     

重温鸦片战争史想到的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戈尔尼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要借为乾隆皇帝祝寿之机与中国谈判,开展平等交往并签定贸易协议。但英国人找错了对象,此时的“天朝”哪有什么平等交往的近代国际关系概念,只知道“夷夏”之别和“万邦来朝”。于是“天朝”官员提出了一件今天看来很荒唐但当时绝对是很“神圣”的要求：“夷使”在晋见皇上时必须下跪叩首。马戈尔尼当然无法接受,他认为两国平等,他只能按照本国礼节行单膝下跪礼。     

黄宗羲《行朝录》考辨

现存《行朝录》各个抄本或刊本,都由若干单篇汇辑而成。其内容记载了南明小朝庭隆武帝、永历帝、监国鲁王的兴亡史,而以鲁事记载最详。它是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书。《行朝录》是否都是黄宗羲所撰?它应包括几卷几篇?各篇写作年代是否一致?这些问题,前人著录不一,各本收录情况颇有出入,今人分歧也很大。有的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行朝录》里只有《四明山寨记》,我肯相信是黄宗羲下笔的”,其他都值得怀疑(此说引自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司徒琳副教授今年二月致笔者函)。因此,很有必要对《行朝录》作出全面而详细的考辨。     

浅谈班主任如何教育管理学生

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一向是学校工作的重点。而作为具体工作的实施者——班主任,要做好教育管理工作,首先应该全面了解学生,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其次要营造一种家庭武的和谐班级氛围,让班级充满气息和活力;接着要建立一支优良的班干部队伍使班级“分权”、“分层”合作;还要制定一套人性化班级管理制度,让班级管理充满“人情味”;最后要抓学风,促进班级良好学风的形成。这样才能够教育管理好学生。     

从加查去圣湖

抵达袖珍县城加查混迹在赶去朝湖的信徒们中间,我抵达了加查:一座由丁字街构成的袖珍县城。这种县城总会出现在旅途,让你到此小歇、中转。丁字所指的三个方向,指向旅行者前途里三个以上可能的去处。在地图上,加查这个雅鲁藏布江边的小圆点,是一个被旅行者读作指向东北偏北的小箭头,顺着箭头看过去60多公里,就是那悬     

春节风俗大观——2010：虎年虎虎生威

春节俗称“过年”,原名“元旦”,隋代杜台卿在《五烛宝典》中说：“正月为端月,其一日为元日,亦云正朝,亦云元朔。”“元”的本意为“头”,后引申为“开始”,因为这一天是一年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月的头一天,所以称为“三元”;因为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所以又称“三朝”;又因为它是第一个朔日,所以又称“元朔”。正月初一还有上日、正朝、三朔、三始等别称,意即正月初一是年、月、日三者的开始。     

试析崇宁通宝大钱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宋徽宗赵佶当朝时期,权臣蔡京打着继承王安石变法的旗号,倡“丰享豫大”之说,大肆聚敛财富,扩皇城,搜奇石,垒寿山,建道观,大兴土木,讨好徽宗皇帝,以巩固自己的权位。经济上实行掠夺性货币政策,竭力主张铸行如崇     

雍正皇帝与革新赋役、整顿吏治

在清王朝统治中国的近三百年历史中,所谓“康乾盛世”已为世人所认同。在康熙和乾隆两位功业卓著的帝王之间．雍正王朝的时间仅有13年,不及前、后两朝的九分之一,但是雍正一系列行之久远的政策,为乾隆朝兴旺发达和清朝的长远统治创造了条件。“时势造英雄”,考察雍正的历史功过,必然要取决于他个人的因素和他所生活的时代。     

士人流動與朝鮮鄉約頒行

朝鮮王朝在地方上通過監察制度和戶籍制度實行禮儀政策,由於在朝鮮半島上各地的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不同,加上地方官員管治不善和機制本身的模糊,導致未能產生成效。中宗十二年,朝鮮中央政府下令各地頒行《呂氏鄉約》,目的是使各地鄉人熟悉鄉約條文,繼而遵守鄉規,學懂儒家的禮義精神。當時的朝鮮士人在全國各地流動,對於鄉約的頒行和儒家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杜月笙与中国红十字会

杜月笙是旧中国知 名度最高的帮会 头目。在旧中国, 他的势力之大、触角之广、名声之 高,竟连蒋介石也要让他三分。诚 如章士钊先生所云:“其此人(指杜 月笙)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一出 一处,隐隐然天下重焉”。 杜月笙一生虽然作过不少坏     

《读本朝史有感十首》考释

《读本朝史有感十首》是现存宋诗中唯一一组“本朝《实录》”的“读后感”,可视为简要的北宋“党争诗史”.其作者应为刘克庄,而非通常认为的项安世;“本朝史”一辞在此专指宋代官修诸朝《实录》,而非泛指一切关于本朝史事之官私史籍、笔记;刘克庄因担任实录院检讨官、国史院编修官之机会,加以自身的写作习惯与政治际遇,遂有此作.     

地方志工作定位的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存史、资治、育人、兴利”只是地方志的功能。而不认为是地方志工作的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志工作的发展。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应定位在“存史、资治、育人、兴利”上。地方志工作首要的定位是“存史”．要处理好资料性和著述性、真实性和思想性、部门志和地方志、普适性和地方性的关系。其次,要定位在“资治”上。作为“资治”要明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要看到过去,而且要看到现在和未来;不仅在“治民”,而且在“治官”,并且要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同时．论文对地方志如何“育人”、“兴利”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找春天

今天,老师留下了一个奇怪的“作业”,让我们到田野里去找春天。吃过午饭,我约了几个小伙伴高高兴兴地朝田野走去。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的行動正在嚴重地威脅着中國的安全。全中國人民早已集中注視美國侵略者在朝鮮的行動以及在中國领土领空领海上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