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桓公早期居地变迁考

《史记》载郑桓公“初封于郑”,后世以古今地名对照法言之,多谓在京兆郑县,实有可疑。由于司马迁有以诸侯国所徙之都误作始封之地的实例,惯于将诸侯定都时间长且影响力大的都邑作为初封之邑的书写倾向,故《史记》之载反不如《世本》所记桓公初封棫林,继迁拾地之说具体而合理。关于“棫林”的称名,后世多误为“咸林”,可能是受到郑玄《诗谱》及孔疏的影响。其实棫林之地于《左传》中两见,许地棫林与桓公始封地关联不大,似可排除。而秦地棫林位于泾水之西,或可与之系联,据此推考棫林地望并不在郑县(今陕西华县东),而应在陕西扶风一带,或即桓公初封之地。至于首迁之拾地,则与郑县密不可分,可视为郑国东迁前的旧郑。     

西周井(邢)氏居邑与商周郑地

文章主要对西周井(邢)氏所居之地和商周时期的郑地地望进行了考证,同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辨析。西周井(邢)氏中井(邢)伯一支居于陕西凤翔一带的观点证据不足,具体所在待考。井(邢)叔分为两支,一支居于西周丰京张家坡墓地附近,另一支居于西周"郑"地。甲金文中的奠(郑)地和传统文献中的郑地涵义各有不同,商周时期奠置异族人的被称为"奠"的地区很可能有多处,只有具体、固定的讲某一地点、族名时才是后世的"郑"族和"郑"地。卜辞中的郑地在陕西华县一带,铜器铭文中出现的王在郑、郑虢、郑井的"郑"是指一个较大的地理区域,即陕西凤翔一带。这里还有姜姓郑族生活,郑父之丘也在这一带。传统文献中的郑国始封于陕西华县,春秋初由桓公之子郑武公迁都河南新郑。     

郑国、郑伯“中”字型大墓

一、郑国东迁郑国是周宣王(公元前806年)时期分封的一个诸侯国(今陕西华阴县一带)。郑国三代都是周朝的卿士,在朝廷执掌大权,为周王朝立过大功。第一代国君郑桓公为保护周幽王,死在乱箭下;第二代国君郑武王亲自从申国迎回周幽王之子,宜臼即位,为周平王;第三代国君郑庄公东拒曹宋,北侵周室,向世人昭示一代国君的雄才大略和威严。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封今河南新郑市一带为郑国都邑。郑国东迁中原腹地,由此,开创出近400年的宏伟业绩。二、郑伯“中”字型大墓惊世发现1996年7月10日为配合基建,新郑市文物局钻探队在郑韩故城东城区西南部、金城路西…     

杜甫与秦州名胜

杜甫与秦州名胜魏文斌郑兰生唐肃宗乾元二年（７５９）秋天,著名诗人杜甫辞去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之职,西行来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在此寓居３月之后,又南下前往成都。杜甫为生计而到秦州,暂住于秦州的从侄和友人之处。但在寓居秦州期间,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

咸阳,是商鞅变法后的秦的国都。秦在周代本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小诸侯国,周平王东迁后势力逐步扩展到整个关中。它的都邑在有周一代也曾屡经迁移,见于记载的先后共九处:在西周时,为西垂、犬邱、秦,范围在陇西一带(今甘肃天水附近);春秋时,为汧渭之交、平阳、雍,即周室东迁后为秦所得的岐西一带(今陕西宝鸡、凤翔附近);到战国,为泾阳、栎阳、咸阳,更东移到泾渭下游(今陕西西安以北)。秦国都邑的逐步东移,大体上反映了它的国势的逐步向东     

今本《竹书纪年》所载西周郑国史地问题考辨

明天一阁刊今本《竹书纪年》言郑桓公居"洛",伐"鄫",居"郑父之丘",经由对此三事的详考,可推桓公初居之洛在今陕西洛南一带;幽王初桓公伐鄫,即《国语·郑语》史伯所说的"缯",亦即曾,地近今河南南阳一带;因伐鄫之功,桓公立为诸侯,都郑父之丘,故国名郑,其地可能近于今陕西渭南华州区一带。故今本《竹书纪年》所载桓公立国事与《国语》《史记》《汉书》之说实微异而大同,未必纯出杜撰,可为探讨早期郑国史地问题提供一重要参考,对解读清华简等新出土文献也不无帮助。     

《史记·秦本纪》标点纠误两则

《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载 :“出子二年 ,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按《正义》:“西者 ,秦州西县 ,秦之旧地。时献公在西县 ,故迎立之”。言秦献公被立之地为秦州西县。如是 ,则“河西”之“河”字又该作何解释 ?检《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书·地理志》得知 ,秦代所置郡县中实无河西郡或河西县 ,故宜排除此“河西”即指河西郡或河西县的可能。而若将“河西”释为“河西之地”,则其范围涉及夷吾献给秦缪公的山陕交界的黄河以西之地 (今陕西大荔、华县一带 )。依据常识 ,庶长改迎献公仅可能在具体之地 ,故如将“河…     

谈敖山与隞都地望

读近年来一些报刊文章,在谈到敖山与都时,都认为：今之邙山即古之敖山。有的认为今郑州小双桥遗址即古之都。有的认为今郑州商城遗址即古都遗址。有的直接说：“今之郊山即古之敖山,都的地望,文献上有河南敖仓说、河北说和陈留浚仪说三说。笔者认为,都之名,当从敖山之敖而来,仲丁迁,是迁于敖地,在敖山周围地区即为敖地,仲丁迁都于敖地,故有都之称。小双桥遗址具有都邑遗址的条件和性质,其位置又处于敖山即古之敖山地区,这就与部地望相合,由此说明该遗址当属都故址。”①此说得到一些人赞同,认为：“小双桥商代都邑遗址的位置…     

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

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沈长云近年来,有关夏文化的讨论很热烈,其中论及夏文化分布地域,几乎众口一辞,都指为在今河南西部,或者晋南一带。及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却发现王氏的认识与时下论者大相庭径,其论及三代都邑的分布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时说：“夏自太康...     

唐代中后期黔中地区诞生的罗殿国

古代贵州省有两个罗殿国：一是诸葛亮征南中．牍蛮帅济火为蜀军积粮通道、助擒益获有功．受封为“罗殿王”,统治水西一带地方;另一个是在唐朝中后期,彝族的另一支“于失部”首领阿佩‘被唐武宗封为“罗殿王”．统治南、北盘江两岸一带地区。公元548年（南朝梁太清三年）,东魏降梁将领侯景叛乱,宁州（今云南曲靖一带）梁朝刺史徐文盛以“勤工”之名调至湖北江陵,彝族结踱乘机占据宁州,出兵进取夜郎郡地,即夜郎山以南地区,管辖夜郎县（今贞丰、册亭一带）、谈指县（今晴隆一带）、漏江县（今普安一带）等地,归顺西魏反梁。迫使梁朝…     

两晋寻阳郡领县与辖区考

江州寻阳郡置于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初领寻阳、柴桑二县,郡境兼跨长江南北今黄梅、武穴、九江一带地,郡治在柴桑;永嘉元年(307年),增领彭泽、上甲、九江三县,统辖地域向东、南扩展至今湖口、彭泽县;永嘉二年至五年间(308-311年),原在江北之寻阳县治南移至江南之湓口城,寻阳郡遂失去江北地,同时,九江县废入柴桑;安帝义熙八、九年间(412-413年),省寻阳、上甲,原在寻阳县境内的松滋、弘农二侨郡降为县,隶寻阳郡。这一系列变化,是政局变动、区域政治格局、地方政治势力、经济兴衰以及军事行动、策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

南宁州都督府是唐朝西南边疆战略要地,下属十四羁縻州的具体地望至今多不清楚。本文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分析交通格局入手,基本复原了这些羁縻州的具体地望。     

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

商文化进入山东是从二里岗文化后期开始的,商族起源于山东、契都蕃在滕县、汤都亳在曹县诸说都不可取。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的族属是商族,不是东夷族,周代薛国是由商代史族所分化的。夷方位于滕县东邻费县境内。鲁分“殷民六族”是原居住在曲阜鲁国周围的商遗民。     

两周金文中的繁地与西周早期的东土经略

两周金文中的繁与繁阳,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地名:繁为东土地名,似在今山东汶、泗之间,繁阳则为南土汝水流域地名,在今河南新蔡一带。甗铭文所记周王命令出使于繁,班簋铭文记录穆王令毛公掌管繁、蜀、巢诸地,均与西周早期王朝东土经略有关。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是今人梳理商周东土拓殖史的要点之所在。     

周秦都邑迁徙的比较研究

周秦不仅多次迁徙其都邑 ,而且迁徙的相近之处颇多。二者都是从关中以外迁都于周原以后才强盛起来的 ,而作为其逐鹿中原夺取天下的重要步骤 ,周秦又都向东迁都。周人迁于丰 ,定于镐 ,秦人先居泾阳、栎阳 ,定于咸阳 ,最后选择的区域非常接近。当然 ,周秦都邑的迁徙与选址仍存在不少具体的差异 ,如迁往周原选择都城时 ,周人是一踯而就 ,建立了岐周 ,而秦人却是经过多次临时选择 ,多年后才定鼎雍城 ;向东迁都的具体路线也不一致 ,周人偏于渭水南岸 ,而秦人则在渭北经营很久     

Foreclosure Risk and Community Health: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This study draws up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framework to model and test the extent to which a community’s social capital is health protective in the face of a substantial economic shock, namely the recent foreclosure crisis. U.S. county–level data are used to analyze potential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health given a community’s foreclosure risk. We rely upon established social capital measures for U.S counties and merge them with county level foreclosure risk scores construct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While theorists suggest that social capital’s effect on health and other outcomes may be durable over time there have been few empirical tests of this. We interact established social capital indicators measured at two points in time with foreclosure risk to predict overall self-reported health. Our results provide strong support suggesting that high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are health protective. Communities with high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that are facing high foreclosure risks report significantly better aggregate health outcomes than comparable communities facing the same level of foreclosure risk, but lower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东晋南朝的方位州考释

在东晋南朝史书中有大量关于东州、西州、南州和北州的记载。这些以方位词来称呼的"州",含义和得名的原因都较为复杂。西州主要指代扬州官府和荆州,偶尔指益州。东州主要指代扬州,其次是东扬州。南州主要指代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偶尔指江州和广州。北州主要指代青州,其次是泛指北方诸州。荆州是最大的军事重镇,扬州是京畿地区,二者的户口超过全国的半数,被世人比拟为先秦的西陕和东陕,因而被称之为西州和东州。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城是防御长江中上游和北方军事势力攻击的重要屏障,因位于京师之南,故被称之为南州。益州和青州位居西部和北部边疆、经济富庶、战略位置重要,故被称为西州和北州。东扬州称东州,江州和广州称南州,都是因为物产富饶。这些方位州的得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     

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到周朝的人文精神

从人类四大文明的角度来检视,不难发现中华文化最早由鬼神信仰发展出人文精神,这个枢纽蜕变来自夷夏两大部族文化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夷夏两种文化自新石器时期即可看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并常通过激烈的军事冲突确立彼此共主与宾服的关系。商朝的族裔源头与文化传承都承接于东夷部族,鬼神信仰对东夷人生活具有主导性的意义,其最崇敬的至高神就是上帝。商朝统治阶层深信自身天命来自上帝的授权,而周王朝通过不懈的奋斗灭亡商朝的事实裂解了长年被普遍认同的“血统天命观”,开启了特有的“德性天命观”。周建国初期,统治阶层对于天命的确保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得从商朝的亡国到周朝的立国,不止是王朝的更迭交替,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周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源头,其表现就在人们尽管依然有天命的信仰,却不再迷信鬼神,更相信人自身的奋勉与否,才是任何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华文化的理性化历程由此展开。     

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与1956-1967年科学规划工作再认识

1956年,为实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目标,周恩来亲自领导了1956—1967年科学规划工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周恩来是新中国计划科学的积极推动者,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直接领导者,是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有力支持者。回望周恩来及其当时科学工作者制订科学规划时的“初心”,对于今天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既要制订好科学规划,更要贯彻落实好科学规划;同时,制订科学规划必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科研生产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杨端其人及其族别考

杨端是统治播州（今贵州遵义）达近七百二十五年的杨氏家族之始祖。近代以前,史载皆以杨端为山西太原汉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学者谭其骧对其民族身份提出异议,认为杨氏族属为川南之罗族（今彝族）,文章发表后,又衍生出苗族、白族、仡佬族三说;杨端其人之存在,则在上世纪末禹明先撰文提出新见。杨端其人及其族别问题,事关黔北历史真伪、事关黔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对二学者之论逐一缕析,认为确有杨端其人,祖籍山西太原,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