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历史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说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也是感慨万千。我想我是以双重身份在这里发言的,因为如大家所知,近十年以来,我已经不在历史所工作了（还有兼职研究员的名义）,但我确实是长在历史所,学在历史所,从20岁起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整50年。我本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1952年被调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3年底转来历史所,直至2003年8月调回清华,刚好是50年。这5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50年,也是我永远引以为荣的50年。     

我跟毛主席发的一次火

1981年,“文革”后落实政策,那是我住进木樨地24号楼前不久,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特地登门拜访。他刚一进门就向我抱拳拱手,说:“老涂啊,50年前我错了,你有意见对我说,不要怪毛主席。”50年前,指的是1931年,当时我刚到江西苏区加入     

倪征(日奥)——从外交部专门委员到国际大法官

倪征(日奥)是联合国国际法院首任新中国大法官。我作为晚辈,断断续续同倪老在外交部共事、相处并聆教近50载。此文记述我与倪老50年交往中印象较深的一些事,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分手如山倒，爱去如抽丝

黄西曾在脱口秀里说,“听说美国离婚率已经到了50%,吓死我了！这岂不是说我的婚姻有50%可能白头到老！” 对大部分人来说,分手是锥心之痛,也是可能遇上的大概率事件。高晓松前妻徐粲金说,“我见证了父母幸福完整的婚姻……我以为,爱就是应该互相扶持的,婚姻就是应该白头偕老的。”     

言传身教 历久弥新

我是1959年来到莫高窟的,可以说与段先生相处了50年。这50年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讲,每个阶段都有些对我教育比较深的事情。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我在美术组,段先生是美术组组长,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深厚的壁画临摹功底。我因为搞临摹,听周围老同志介绍说,段先生经常在纸上练习线描,最困难的时候在玻璃板上练习。听了这些,我感触很深。     

“吃”的变化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所谓“人是铁舨是钢,一顿不吃饿,导慌”是也。我今年62岁,从我记事起,至今已有50余年,50多年来,我亲历、亲睹、亲闻了“吃”的变化。一、从吃饭数量上看饥饱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之前连年的战争,粮食消耗过大,往往寅吃卯粮。     

湖北教区生涯五十年

1914年我13岁时入天主教会小修道院,开始我的教会生活,到1964年整整50年。现将我在教会内50年来之见闻回忆如下。     

名人之后

“我是××,你知道我是谁吗？”电话那头的男人,听声音也快奔50了吧,很拽很有“腔调”。     

铮铮铁骨吴有恒

入党50多年,在我认识的人中,吴有恒是我认为最有党性的共产党员。我有缘在他领导下工作,并在他晚年成了他的小朋友,可谓三生有幸。     

回顾过去 珍惜今天——纪念贵阳市政协成立50周年

今年是贵阳市政协成立50周年。5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却占去了大半辈子的光阴。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市政协50年的全过程,但却有过较长时期的工作关系和交往。从1980年召开第五届市政协起,我连续三届(五、六、七届)任市政协副主席,退下来后还参加市政协的一些会议与活动。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     

志愿军一八O师受挫始末(上)

50年前,我有幸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考验给了我强烈的感受,但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所在的志愿军六十军一八O师在朝鲜突围失利的经历。也就是1951年5-6月间,我师在第五次战役     

《开国大典》采写回顾

《开国大典》那条新闻是我采写的。新闻界有朋友要我讲讲这条新闻采写的过程。建国50周年的时候媒体有人访问过我,问到那时候我紧张不紧张,我就从这儿讲起吧。主要讲过去没想到的,现在认识有所提高。     

秦川在老中宣部

秦川同志是我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领导,2003年1月29日去世了。他走得那样匆忙,没留下一句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怀念和崇敬。我想不起他对我有什么说教,在我心目中都是他的身教。     

那所茅草屋里的小学——初进佤山

我又来到这云深雾锁的力索寨,是想寻找50年前那所茅草屋里的小学。     

贺河北省博物馆50年馆庆

值此河北省博物馆馆庆50周年之际,我代表全体离退休老同志祝贺省博物馆50大寿,祝省博物馆越办越好。在此,我想谈一点感想,一点希望。     

那扇敞开的门

现在是下午4点50分,我抬手推开了本就开着的门。我是这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是七年级(4)班的班主任。对待新生先是责任,时间长了,相处     

我见到的戴安澜将军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也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安徽电视台派采访组来采访我,要我讲讲原国民政府第五军机械化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事迹。1941年,戴安澜将军的部队驻防安顺时,我才14岁,正在一家百货店学徒。当时戴将军常到店里买百货。我原先想象中的将军不知有多威风,可当我见到戴将军时,却与想象中判若两人,戴将军说话和气,平易近人,布衣亲眼,到店里买东西从不带勤务兵。当时戴将军见我年纪虽小,可应对还算机灵,所以每次买了东西都让我给送去,送到后必亲自给我泡杯茶。一次,将军到里屋放东西去了,将军…     

我亲历的1967年遵义“迎江青”事件

还有两年,我就80岁了,我在现在这座城市生活已经快50年了。这座城市是革命历史名城、万里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转折点——遵义。     

老贵阳的餐馆

正题中老贵阳,指的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贵阳。我生于此长于此,对当时的贵阳还有印象。在那个物质生活条件相当匮乏的年代,人们对"吃"特别在乎,作为少年儿童的我,自然对"吃"的印象较其他方面深刻。50年代,学龄前的我没有条件去认识餐馆,只依稀记得曾在家长带领下,到一个大饭店参加某位长辈的婚宴,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进餐厅,贵阳话叫"开洋荤"。我记得饭店内有个大水池,养着不少大鱼,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几斤重的活鱼。稍懂事后问父亲,才知道这是贵阳有名的贵阳饭店(位于喷水池)。至今还在,只是面目全非了。     

无法忘却的贵州文学

正潘年英(侗族作家、学者,以下简称潘):你作为我们贵州的出版家、作家,我们来谈谈贵州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卢惠龙(以下简称卢):这个题目很辽阔,很宏大,远非我能力所及。我只能谈近50年来,我个人对贵州文学之所见,就叫一孔之见吧,这是我个人狭窄的视野和见解,不代表别的任何人或团体。片面是难免的。我从小是文学细菌的带菌者。我12岁,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路过新华书店,就进去,站着,读严辰、公木、邹荻帆、袁水拍、徐志摩、普希金、拜伦的诗,也注意本土的文学。上世纪50年代,我知道贵州有个蹇先艾,他是1926年开始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