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市’之补证

唐代的“宫市”,在不少唐史论著中都有论及,特别对于主持“宫市”的宦官那种以“市”为名、行“抢”之实的罪恶行径,大都作了尖锐地揭露。对此,笔者并无异议。但检核史料,颇感有有些问题需要弄清,虽然细小不过,但对弄清“宫市”的兴灭盛衰,或可起些补证作用。     

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关系

刘晏少年举神童入宫 ,得到宰相张说和肃宗母杨妃的赏识 ,由此获得接近内廷的机会。肃宗、代宗二朝 ,他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清潭 (忠翼 )建立特殊关系 ,并从而成为皇帝心腹 ,参与和主持了除元载事件 ,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是使职发展过程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其中不排除使职本人保身固位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羡余”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 ,成为两者关系的基础     

从清代“内廷行走”看朝臣的“近侍化”倾向

"内廷行走"是清代特有的官称,它的出现与朝臣的"近侍化"密切相关。本文通过梳理"内廷行走"人员的构成、来源、身份及其职事特点,认为这些行走内廷的重臣,在日值内廷、与谋国事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皇帝身边形成了"要职"再聚合的办事机制。而朝政处理日趋"内廷化"的结果,使决策越来越突出皇帝的个人意志,朝臣的身份本质上也在向皇帝的"近臣"和"近侍"转变。"内廷行走"官称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内廷官"、"内廷王公大臣"、"办事大臣"等概念和术语一样,体现了清代皇权高度集中并在官僚体制上发生的重要变化和特征。     

从官手工业制度看汝窑——兼论宋代的官府窑业制度

本文从考察中国古代的官手工业制度出发,结合我国古代官府陶瓷窑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最后论定宋代只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官府陶瓷作坊而不会有如明清两代般专门生产御用瓷器的御窑。也就是说,曾经生产官府用瓷的宝丰清凉寺汝瓷窑场仅可能是官府具资、“和雇”陶瓷匠人进行生产的一个官府瓷器作坊。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昭陵博物馆藏彩绘陶侏儒俑赏析

在我国古代,皇宫内廷、达官贵族常豢养侏儒作为倡优,让他们表演歌舞杂技,以求开心娱乐,侏儒群体或栖身于皇宫内廷,或为官宦之家所豢养。这些充斥着宫廷和贵胄之家的侏儒,或作滑稽表演,供主人取笑娱乐,或服侍主人、干一些杂役,或专门充当肉几、人凳,让主人坐于其身,甚至足踩其身上车上马。唐代也称侏儒为矮奴,每年由地方进贡,作为官府的官奴,唐昭陵陪葬墓出土的侏儒俑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有力佐证。     

论清代的"呈请发遣"

清代的“呈请发遣”是指祖父母、父母通过鸣官的方式呈请官府惩戒违犯教令的子孙,官府听从家长意愿,通过国家强制力将不肖子孙远流离乡。“呈请发遣”以家长的鸣官亲告为前提,国家既尊重家长对不肖逆子的惩戒权,又给予他们鸣官的送惩权。这一手段使族内家长的自主惩戒权和国家权威相结合,从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清代的“呈请发遣”律例在制定和增改的过程中,虽力求根据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伦理思想进行灵活调整,但其仅依据一些违礼琐事便听任家长呈请惩戒的做法,使很多人遭受发遣充军之苦,从而使“呈请发遣”这一体现儒化法律的良法美意成了家长制的虐民帮凶。     

北宋的“城市革命”

中国古代的工、商、贾是三者分开,互不相属的。工即手工业,也就是生产环节;商指长途贩运,即流通环节;贾则是坐守待售,可称市场环节。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市场的控制和管理,历来是非常严厉的。所谓“抑商”政策,主要体现在抑制商业活动的最后阶段,即商品的交易过程。所以,他们牢牢把握住市场不放。在汉、唐以来的城市规划中,把一切交易行为集中到“市”里去进行,由官府委派的胥吏来进行严格管理和限制。     

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

清王朝沿入关前的惯例,将儒臣在内廷的直庐,即办事处所,称作“书房”。入关后的清代宫廷之内,先后有过两个书房,一称“上书房”,一称“南书房”。前者是皇子们受师傅教读之所,后者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内廷翰林的值班办事之处。这两个书房都有它们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均曾在清王朝的政治活动中起过不同的作用。尤以康熙时期的南书     

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

在清末报纸有关广州的新闻报道中,“集庙”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组。所谓集庙,指的是某一个街区的居民在街区的庙宇中议决处理本街区的事务。街庙通常有固定的收入,而绅商则是街区的领袖人物。“集庙”讨论的问题包括本街区的公益事务、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街区的要求或申诉。官府往往会把一些事件交坊众集庙议处,而坊众有时也会集庙抗议官员、团勇、警局的不公对待。广州的街区组织和坊众集庙议事的方式,对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想念会有一定价值。     

宋代的“公债”

宋代普遍实行官府向民间借贷的“公债”制度,包括朝廷的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府,以地方官府的例子最多。所借包括钱和粮食、绢等物品。借贷的方式,多属强制性的。史料中未见是否支付利息以及偿还期限的记载,只有偿还的诏令和许愿,以及偿还的方式、名目。“公债”几乎全是因为军费,是筹措军费、缓解财政压力的常用手段,而且带有浓郁的专制色彩。然而并无一定之规,制度化程度较低,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官方借贷于民间出于迫不得已,弊端百出,彰显了官方的财政虚弱和巧取豪夺,揭示了宋朝财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

清末十余年间,在国内外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下,银钱比价波动具有阶段性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各级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发展演变的过程.地方各级官府在赋税征收中私自采取的种种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地方官府财政税收行为与货币金融市场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恶性互动关系.这种恶性互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则导致清末币制更趋紊乱,吏治更加腐败,国家财政日益困窘,商贸运营严重受阻,民生愈益艰难,从而大大加剧清政府统治的危机.     

官民夷关系变化的铁证——张亮基《沥陈黔省夷情密折》剖析

中国近代史发展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1856——1860年),官、民、夷三者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鬼”,一变而为“官府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张亮基向慈禧太后、清穆宗上呈的《沥陈黔省夷情密折》(以下简称《密折》),是一份很难得的档案材料。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近代官、民、夷关系变化的铁证: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如何互相勾结以残害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又是怎样为反抗外国     

清末民初成都平原的堰长换任与地方社会——以新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由于垫支堰费的赔累、预收堰款的困难与水利纠纷的频发,成都平原地区的堰长一职“人人视为畏途”,民间用水群体开始主动向官府“报换”堰长,并形成了适应性办法——轮充制。这些转变却使堰长逐渐脱离了地方精英的身份,“殷实”“谙练”等遴选标准不再被置于首要位置,民间治水在组织运转上陷入困境。官府积极介入堰长换任进程的同时,民堰也试图主动“借用”官府之力以保障堰长制的有效施行。堰长换任这类水利事务所体现出的地方社会官民互动,既存在官方的主动下渗,更展现为民间治水在困境中的能动性诉求,双方的互动是在共同意志下展开的。     

浅谈乾隆通宝大样钱版式

《故宫清钱谱》载：“高宗乾隆元年,行乾隆通宝钱,并改定每文重一钱二分”。另据有关资料记载,内廷用钱枚重一钱六分。若按清库平一钱折合3．73克,则标准制钱应重4．5克左右,内廷用钱应重6克左右。而在钱币实物的收集过程中的确发现有明显比常见品大和重的大样钱。     

唐代的枢密使

唐代的枢密使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是由宦官充任的内诸司使之一。在中晚唐宦官势力恶性膨胀以及政治中枢大权逐渐移入内廷的情势下,枢密使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它与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合称“四贵”,是宦官集团的首脑人物;它与外朝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翰林学士共同构成唐...     

何为“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三宫六院”一词是由故宫的建筑而来。故宫内以乾清门为界,南为外朝,北为内廷,即是皇帝和他的后妃们起居生活的地方。三宫即中路的乾清官、交泰殿、坤宁宫,又称“后三宫”。     

论清代宫中书房

读书是帝王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书房也就成为皇宫中必备的设施。 清宫书房不同于现代书房,其内涵复杂得多。首先,在后金时代,“儒臣直内廷,谓之‘书房’”,是为“人关前旧名也’。其次,在紫禁城内,最著名的“南书房”与“上书房”作用     

明清时期贵州的民族教育

明代,贵州民族教育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下,极为重视土司子弟教育,使之成为“安边”的重要举措。由官府在设府、州、县学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创办若干“司学”。清代则用“义学”实施民族教育。其对象由土司子弟扩展到一般“苗民”,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义学在民族杂居区推广的成效较大,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新辟苗疆”的措施不力。     

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发展的原因

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发展的原因魏明孔在我国封建社会官府手工业史上，唐代是发展变化比较大的重要时期之一。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管理机构的日臻完善，除在中央六部中设置工部外，还有“掌百工伎巧之政令”的少府监，“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的将作监，“缮造甲弩之属”的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