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诗”之“南”

明代是岭南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南园诗”是明代岭南诗歌的重要代表。“南园诗”贯穿有明一代,从元末明初、明中叶延至明末,分别包括“南园前五子”、“南园后五子”以及“南园十二子”。一般认为,“南园”是“南园诗”产生地方。故研究“南园诗”,必先确定“南园”明确的所指。     

《黔诗纪略补》之“补”的意义——以谢士章诗为例

《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是贵州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附于《后编》之后的《黔诗纪略补》属“黔诗纪略”系列之三,它收录了未见于《黔诗纪略》的明代诗人谢士章的诗歌六十八首。谢士章复杂的身世、诗作曾遭禁毁的客观事实以及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较高成就决定《黔诗纪略补》作为一部辑补性质的总集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张岱的遗民心态和他的“冰雪”之诗

张岱是杰出的“苦隐”的明遗民诗人之一,他憔悴“力田”苦隐,以“冰雪”精神自砺,保持着清醒的民族气节和桀傲不屈的个性,其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化心态既体现了遗民社会群体的特征,又不无独特性。诗歌理论和创作方面,张岱以“冰雪”论诗,其“冰雪”之诗呈现出雄奇、拙朴和幽隽三方面的风格情貌,称得上一部遗民泣血心史。     

论郑珍的“学人之诗”

郑珍是清道、咸年间著名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大量征引经学、史学、小学、考据等专门之学入诗,体现出与诗人之诗迥然不同的学理之美。回避或忽略最能体现郑珍学人之诗特征的学问诗,就很难对他的诗歌做出全面允当的评价。     

《诗经》“东门”的象征意蕴

在原始时代,诗歌是与神话和宗教相关联的。——朱光潜《诗·郑风》有《东门之》、《出其东广门》、《陈风》有《东门之》、《东门之必、《东门之杨》。以上五首诗都有“东门”一词,为称引主便,简称为“东门”诗。对于这组“东门”诗的主旨,古代学者多斥之为淫奔之诗,现代学者多认为是爱情恋歌,评价虽相廖,但共识也很为明显,即“东门”诗都为关男女性爱之诗。那么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一部《诗经》＜l,何以竟有五首有关爱情之诗发生在东门？而非南广1？西门？北门？在当时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为什么一提到“东门”就让人想到爱情呢…     

李贺与海子诗歌“诗气”的同源性

李贺、海子生活在不同时代,时代的差异造就了他们诗歌风格的迥异。但无论是唐朝的李贺还是现代的海子,都曾分别被誉为诗人中的＂鬼才＂,其大量作品都呈现出浓郁的＂诗气＂,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仔细探究,发现二人的诗歌内涵有同源性,两者的诗无论是对生存的焦虑还是语言的使用甚或奇特大胆的想象,都绾纽为一个解不开的结。     

老子思想对现代教学的启示

<正>孔子理论中统摄一切的仁,开创了中和的诗教审美文化。而以老庄为代表道家思想是古代诗教课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注重心灵自由境界的开掘,呈现出更为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是老庄思想的基本观点。老子的主要思想体现在《道德经》一书中。纵览《道德经》一书,全在于统摄一切的至高无上的道统一贯之。《道德经》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道生成和决定了宇宙和世间万物。道的作用不仅在于产生万物,而且决定天地万物的生存发展。而道又通过无和有的境界透显。老子对于道的"无为而无不为"、"常有"与"常无"规律的揭示,对于"世之皆     

袁枚的“诗”“学”观

袁枚针对清诗目益学问化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于是有人误认为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轻学浅薄,游学无根。事实上袁枚很重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他对“诗”与“学”的关系有三个基本主张：一是诗须有学,二是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三是主张化学入诗。他的诗歌没有脱离清诗质厚重学的时代特征,不是清诗的变异,而恰好是这个茂盛园圃里敢于争春怒放的花朵。     

“大音希声”之大美与“大乐”、“大和”相谐——音乐的审美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气质的渊源

老子的“大音希声”提到了“大美”之音乐境界,而大美产生快乐之极境“大乐”,“大美”体现与天地万物的“大和”里。     

芭蕉俳句中“月”之意境浅析

在中国的诗歌中,月亮时一个具有重要意境的自然形象。“月”既可以表示思乡,也可以表示怀人,既可以表示离别,也可以表示哀怨。在芭蕉的咏月俳句中,既有表示旅情的,也有追求风雅的,有清贫的,也有悲凉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感,其中都透出了一种浓浓的孤寂之感。这种孤寂之感正是芭蕉所追求的风雅美、闲寂美。芭蕉所追求的这种美,和月亮是唯一的这种特质相吻合,因此,“月”就成为了芭蕉表现他的艺术美的绝佳载体。     

论杜甫的饮酒诗

饮酒诗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其饮酒诗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充满悖论的心灵意蕴：他既是一个“穷愁的大丈夫”,又是一个“清醒的醉饮客”;杜甫的饮酒诗呈现出中国诗酒文化的独特形态：穷愁清醒。这种文化形态不仅体现了杜甫心酸悲怆的内心世界,更展现了一种大地般的博大的人道关怀。杜甫创造了中国诗酒文化中继“天”、“人”境界之后的“地”的境界。     

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中国文人园林的美学表述

人园林,是中国传统人追求人生至高精神境界的感性诠释。其美学理念是从“画境”到“意境”;其美学特征是情与景溶,天人合一;其最高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则是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     

我国美学史上的“形”、“神”辩难

我国美学史上的“形”、“神”辩难申自强一苏轼曾在题为《书都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的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意谓画贵神似，诗贵神韵及味外之旨；若但求形似，或窘于诗题，那是浅薄幼稚的。苏轼的这一见解本符合审美创造的法...     

论韩愈诗“以丑为美”的特征

韩愈“以丑为美”的诗之所以呈现出美的特质,是因为他以丑的形象传达出了美的情感,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论述。其一,韩愈往往借丑的形象来表达批判之情,这种对于丑的运用使谴责、批判的力度与强度加深;其二,“悲苦”之情抒发必须用丑的形象,愈丑愈苦,愈苦愈强,充分体现出诗人对于苦难的承担与超越。但无论是批判之美还是超越之美,我们都能体会到深厚情感之后的巨大冲突,正是根源于这种“冲突”,韩诗成功地将丑转化为美,将生命的痛感转化为审美的快感。     

《凉州词》之“黄河”、“黄沙”辨

王之涣的《凉州词》历来被奉为唐人绝句的经典之作，但这首诗在传唱和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偏差和分化，诗歌第一句有版本作“黄河远上白云间”，有版本作“黄河直上白云间”，还有一些版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究竟为“黄河”还是“黄沙”，向来争议较多。笔者根据考证后，认为“黄沙直上白云间”更加符合原诗意境及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论沈德潜的诗歌审美理想

沈德潜的诗歌审美理想以“中正和平”为总体要求,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沈德潜身处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都已充分展开的清代中叶,他强调兼取诸家诗学,于对立的诗论里求以儒家诗学为主导,兼容审美派的某些见解的“中和”主张,体现了道德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和谐统一的诗歌审美理想。     

方东树诗歌史论的诠释模式与批评形态

《昭昧詹言》是部诗歌史论性著作,隐含着一套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具有逻辑关系的诗学批评体系.在展开方式上,方东树采用“通变—正变”批评、“通论—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诠释模式,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形成“复调叙述”;在批评形态上,具有形式美学批评之特点,体现了历史原则与审美原则的相统一.由此,方东树建构了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传统诗歌发展史,确立了诗歌典范在桐城诗学传播中的价值,有着争取诗学话语权,确立桐城诗学地位之目的.     

仙楼佛堂与乾隆的“养心”、“养性”

乾隆仿养心殿而修建养性殿,其养性殿仙楼佛堂并非是为自己求得归政息养之处,而是他的养心、养性之处。本文根据清官档案所记和佛堂原状陈设,在搞清仙楼佛堂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从养性殿仙楼佛堂里的乾隆御笔诗入手并与佛堂的供奉主题相结合,阐明乾隆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心”与“性”的合一。这种境界使乾隆晚年沉迷于“勤政”与“息养”、“有为”与“无为”,“修行”与“成佛”,“内圣而外王”之中。     

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考辨

韩愈晚年是否服食硫黄以及为何服食硫黄,是韩愈生平研究与品格评价中仍无定说的关键问题。以韩愈自述的“足弱不能步”、张籍的《祭退之》诗、白居易的《思旧》诗与隋唐相关医籍相比对,韩愈确实服食了硫黄类的“药汤”;但服此药汤的目的,是对症下药地治疗脚气病中的“足弱”之症,而非喜好声色的壮阳之需。韩愈罹患“足弱”的病原,则与其长期的南土经历、丰肥的体型、远贬潮州的沉重打击有关。韩愈之卒,亦因“足弱”病症。而非硫黄中毒。     

敦煌边塞文学之“征妇怨”作品述论

敦煌边塞文学之“征妇怨”作品述论邵文实唐闺怨诗中,有一部分是征人之妇的叹怨：独守空房,永夜无眠,泪湿孤枕,容华徒逝,于是她们怀远征人、抱怨战争,盼望与征夫早日团圆,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这类诗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边境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与描写其他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