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渎为中国最早运河的可信性探讨

商周之际,地处关中周原（今陕西宝鸡岐山扶风一带）的周人一支,由太伯、仲雍率领,长途跋涉到达吴地,史称“太伯奔吴”。从唐人之说,吴在今无锡梅村一带。传说太伯在梅里开凿沟渠,后人称为太（泰）伯渎（伯渎河、伯渎港）。太伯渎为梅里一带沟通水道,全长约87里。后人考证,其线路是以梅村为中心,西北经太伯桥通往无锡,东南经鸿山通往苏州,民国著名水利专家武同举认为,这是中国最古的运河。     

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与郑国早期史事

正即将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有《郑文公问太伯》一篇,记载了太伯对郑文公的临终告诫。其中太伯历数了郑国自桓公、武公、庄公以来东迁启疆,昭公、厉公斗阋斩伐的史事,最后劝诫文公当追慕先君、克己节欲、任用贤良。简文多可印证《左传》、《国语》诸书记载,特别是桓公、武公及庄公前期处于两周之际,文献多阙,简文更可补充相关史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一从形制上看,《郑文公问太伯》有甲乙两本,     

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边父,从人物行迹与名字关系来看,或即庄公时期的重臣公子吕。《郑文公问太伯》中的太伯,行辈为文公叔伯、身份为小宗宗主,比照史料对郑国前期公族的记载,其人为公子吕之孙、公孙阏之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公孙阏、太伯以及同篇的堵之俞弥一脉,皆因公孙阏之字"子堵"而为郑国堵氏。《良臣》、《子产》中的周之遗老与子产师辅,也大都见于文献。"桑丘仲文"或为"乘丘仲文"之讹,乃是以鲁地乘丘为氏。"杜逝"即"杜泄",曾为鲁叔孙氏之宰。"子剌"虽未见于经传,但从近出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其为郑庄公之裔孙,同时也是郑国列氏的先祖。     

“中国大运河”申遗中的古邗沟与太伯渎问题

当年在运河沿线城市联合申报"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的过程中,内部曾经就有过古邗沟和太伯渎谁是"运河第一锹土"所在地之争。文章从文字学与史学的角度,对古邗沟与太伯渎的"沟""渎"语义、泰伯渎名称的文献记载以及来源、泰伯奔吴时代的环境与生产力,进行分析推断,维持"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申报文本的相关表述。     

试析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关系

《史记·吴大伯世家》上论句吴时说:先周首领古公亶在父有长子曰太伯,次子曰仲雍、少子曰季历.诸子中以“季历贤,有圣子昌(周文王姬昌) ,太王(古公亶父)欲立季历传位于昌,是故太伯仲雍兄弟俩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吴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探索

吴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总概吴国历史,我们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太伯至周章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吴国与中原地区绝少来往。由于吴国分布地区本是“荆蛮”所在地,偏居东南一隅,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商族文化、周族文化皆异,加以太伯、仲雍是为了“避季历”才奔至荆蛮地区,故其与中原地区来往甚少。第二阶     

对湖熟文化正名、分期及其他

一、湖熟文化正名研究湖熟火化,不能不涉及到土墩墓.1954年丹徒大港烟墩山一古墓中出土了著名的《宜侯矢簋》,多数学者主张《矢簋》为西周康王时器,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首先指出,宜候矢可能就是太伯、仲雍之后的周章.1985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宜侯矢簋与吴国》的大作,支持并补充论证了唐兰先生的主张,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倘若《史记》所载太伯、仲雍奔吴的传说尚可存疑的话,那么,把周章君吴视为     

信息之窗

●考古*4月6日至8日,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的20多位考古专家汇聚江苏江阴市,对江阴高城墩和佘城遗址进行了考察论证。高城墩遗址位于江阴市石庄镇大坎村,处于环太湖史前文化圈中十分重要的地区,周围聚集了圩墩、乌墩、寺墩等数十处遗址。1999年11月至2000年3月,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在1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13座大中型良渚文化中晚期墓葬,出土玉器、陶器等文物共235件(组)。该遗址13座墓葬排列有序,棺椁齐全,随葬品丰富,其中13号墓是本次发掘最大的一座墓葬,同时也是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所见的规模最大的墓葬。佘城遗址也是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发掘的。该遗址位于江阴市云亭镇花山村,形状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南北最长处近800米,东西最宽处近50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专家考察     

论、夨两国的族属与太伯奔吴

1973－1981年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市渭水南岸、清姜河东岸的两河交汇处和渭水北岸、研水西岸的研、渭交汇处,发现了矢两国的贵族墓地,出土大批青铜礼器、陶瓷器、玉石器等珍贵文物①,为研究“太伯奔吴”和吴、虞两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我们仅就、矢两国的族属与太伯奔吴的事实,试作新的探考,以就教于诸位方家。关于弛国的族属,主要有两种说法。斯维至先生说：“在伯的墓葬中发现‘伯作井姬用鼎’。按金文惯例,这是伯为其妻井姬所作之器。并即后来之邢字,邢为姬姓。古代同姓不婚,而姬姜自古就互为婚姻,则伯为姜…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     

唐代崖州治所考

关于唐代崖州治所,《通典》和新、旧唐书等史志都明确记载在舍城县,但《正德琼台志》等海南旧志则认为在颜城县。本文通过对颜城说的资料来源和开元后舍城县是否存在进行探考,认为“颜城说”资料来源于《新唐书·地理志七上》,但误解其本意,而且开元后舍城县仍然存在。至于唐代崖州治故址在今何地,现存旧志则众说纷纭,大致有9种说法,本文认为应当在今海口市琼山区东南30里龙塘镇博抚村北侧的珠崖岭上。     

唐代崖州治所考

关于唐代崖州治所,《通典》等全国性史志皆明确记载在舍城县,正德《琼台志》等海南旧志则认为在颜城县。孰是孰非?因从来无人进行考证和评断,以至两说长期并存。现经深入考证,所得结论是“舍城说”所言为是,“颜城说”完全错误。至于唐崖州治故址,在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东南三十里龙塘镇的珠崖岭上。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景观研究综述与展望

景观意义一方面要对其符号化的表征元素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其不可表征的意义。本研究梳理了国外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景观研究,发现： ①表征视角下,一方面景观既被看作文化的产物,又是不同时期文化的再生;另一方面景观在权力博弈中曲折发展并推动其象征性意义的演变。②非表征视角主要关注日常生活行为、情感等方面所反应的社会变迁以及所感知的多元、复杂与不稳定的景观意义。国内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的景观研究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对一些具体案例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研究有助于中国学者结合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地理学景观理论体系,推动新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通过长期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本文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起源出发,对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目标、动力机制、模式、制约因素、措施对策进行综述,探究这些研究的贡献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试图通过这项工作为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及城乡协调发展规划打下良好的基础。     

陕北地区城市化驱动力研究

随着陕北地区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陕北地区城市化战略取得了一定成绩,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本文基于对于城市化驱动力理论与实例的分析与总结,首先指出了陕北地区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指出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中心城镇辐射带动作用小,城镇密度小,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其次提出了陕北地区城市化的驱动力主要分为动力机制与约束力机制两个方面。动力机制有经济发展、城乡人口迁移、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带动、大型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约束力主要表现在制度约束、生态环境约束及水资源约束等三方面。     

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内容与方法研究

历史化村镇是我国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第一批中国历史化名镇(村)的命名公布。遗产保护工作又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我国历史化村镇保护研究较国外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也欠深入全面。导致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颇具价值特色的古村镇没有得到很好保护。本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历史小城镇、村落保护的演变发展,然后指出历史化村镇保护在价值特性方面,不同于历史化名城;在保护内容方面,要在以往偏重于物质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非物质化遗产的保护;在保护方法方面,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等方法,才能达到较好的保护效果。     

地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究综述

集体记忆植根于人、空间(地方、景观)、时间,是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与手段。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内容、方法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提出地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究框架。研究立足于集体记忆主体、载体和机制三方面,以空间、地方、景观、仪式、旅游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现象背后的政治性、竞争-协商性以及利益主体,个案研究为主,案例类型较为丰富,方法上定性为主,鲜有定量研究及相关模型构建。相比国外研究热潮与成果,国内研究仍处于萌芽起步与概念引入阶段,未来可拓展集体记忆载体形式的研究,深化集体记忆机制即人地关系层面,加强实证与量化方法应用。     

结构主义视角下中国城市单位制的形成逻辑

单位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逐渐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在单位制度的历史惯性和城市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制度—空间—社会的多重转型。因而,单位制构成了解读中国转型的重要视角。本文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建立从知识通过资源到制度—空间—实践的新框架,对单位制的形成逻辑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单位制的形成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全能主义和国内外基本条件基本判断等知识对权威性和配置性资源控制所形成权力的支配作用下形成的,在社会现象层面表现为制度、空间和实践三个基本维度。知识对资源的支配构成了决定单位形成的深层结构,而相互融合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则构成了相对应的表层结构。     

中国古村镇保护利用中的悖论现象及其原因

中国的古村镇保护利用工作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积极的进步,但是也出现了因保护而破坏的严重问题。本文尝试从对古村镇定义的修订切入,将古村镇作为一种文化综合体和文化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强调古村镇是由器物、行为、制度、精神四个层面构成的文化综合体,是具有自组织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对系统中任意环节的破坏都会造成保护利用的悖论现象。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出保护环境与破坏环境、重现建筑特色与消解建筑特色等四重"中国式悖论",并进一步从社会文化环境、理念认知、管理机制以及开发模式等层面分析了中国式悖论产生的原因。     

物流地理学研究内容与趋势评述

在对物流地理学产生的基础学科交通地理学、物流管理学研究综述基础上,分析交通地理学、物流管理学与物流地理学在研究目的、领域与方法等方面的联系与差异,阐明物流地理学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进而提出我国物流地理学的发展方向:现代物流区域效应研究、基于现代物流的经济组织空间结构再造及内在机理研究、产业与大型企业物流网络空间优化模型研究、区域物流体系规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