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援史入志:东北方志纂修考略(1911—1945)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势尤烈。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编纂方志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在借鉴新史学理论并应用到方志纂修中,致使志书编纂宗旨、体例、理论及方法等在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探讨1911—1945年间东北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推动东北方志学研究,并为今后方志纂修提供借鉴与启迪。     

史念海对新方志学的贡献

史念海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新方志编纂事业和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史念海在1949年之后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利用方志文献,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新方志编纂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史念海对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史志关系、方志的性质、新方志的编纂方法、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新方志学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新建议,从而为丰富和发展新方志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从唯物史观看方志的政治意识——兼论通志编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志学研究无疑要以其为重要指南,志书编纂同样如此,这是方志最重要的政治意识。唯物史观的传统基石和当代视野既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原则,又为志书编纂确立了基准和边限,而通志编纂中所要关注的几个着力点,则是唯物史观指导下方志政治意识的具体表现。     

“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庶民研究”是印度近二十余年来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一种历史编纂实践。它主张摒弃传统史学撰述中的精英主义话语,从“庶民”的角度重写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历史。“庶民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代表了当今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批判了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中的历史主义弊端,又对近现代以来非西方史学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继续“受殖”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庶民研究”努力建构的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殖民史学对非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值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者借鉴与思考。     

方志入史轨迹探要

方志入史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有几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一是早期方志就潜藏一定的史裁“基因”,而被视为重要的史氏流别.二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思想辨清了经、史、志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方志入史打开了通道.三是章学诚确认了方志的史裁特征,并强调了方志的史裁之义.四是近代以来不断刷新的史学思想为方志入史开放了空间.五是新中国修志活动强化了方志的史裁特征.     

稿约

一、本刊欢迎有关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发展史研究的稿件,具体栏目有论坛,读书会、人物志、地方志、民族志、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外国史学、书刊春秋,史林偶拾等,各栏均向广大作者开放。     

方志编纂中的史学诉求——以《广州市志》个案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州国语所成立时间的考证,说明方志史料考证的复杂性、重要性和必要性。方志的正确定位应该是历史学术著作,方志编纂其实就是从事史学研究。     

中国史学理性精神的发掘——评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

中国史学理性精神的发掘——评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曹文益说中国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如果是指中国史学典籍丰赡，中国历史编纂学发达，一般在学术界不会有异议，甚至西方的学者也不会持相左的意见；如果是指中国史学有丰富、深邃的思想，或者说中国史学具有自觉的理...     

《桓仁县志》编纂思想研究

《桓仁县志》编纂思想研究梁滨久地方志是“官书”,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遵循方志学理论和方志编纂要求。但是,这不等于没有编纂者特别是主编的理性认识、编纂思想和写作技巧,没有...     

方志学家杨笃及其方志理论

杨笃是我国历史上个人编纂方志种数最多的方志学家,一生共纂志14部。他在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方志理论。     

关于方志评论的评论

方志评论,又叫方志批评.“明志观之是非,定志材之真伪,别志法之臧否,别志言之宏鄙,鉴志德之崇庸”.它是方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方志编纂向纵深发展,促进方志理论进步和整个方志事业繁荣昌盛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是实施“精品战略”,全面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措施.它可贵之处在于借助外力对已出版的志书编纂实践进行总结和评论,肯定成绩,指陈利弊,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是给续修方志提供编纂经验;二是给方志理论研究提供论据.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方志评论的属性和特征,坚持正面引导,重在建设,充分发挥其“宣传、提高、总结、促进”作用,提高方志评论质量,为     

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

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资产之一。在世界史研究和编纂过程中,应当通过对通史传统的深入挖掘和不断发扬,赋予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鲜明的民族特色,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     

志书社会部类编纂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几点思考

志书记述人类的社会活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点.清代以前的旧志,受“为帝王将相做谱牒”的传统史学影响,偏重政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和为了彰显新旧方志的不同,志书编纂过于强调经济部类.在关注民生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部类的编纂应受到更多重视.对于社会部类所涉及领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编纂者应按存史的要求增加记述内容,应从科学性的角度提高编纂质量.     

论波利比乌的“命运”说

波利比乌(约公元前208-126年)是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他的名世之作是40卷的巨著《历史》。在这部书中,波利比乌以公元前220年至145年罗马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为中心,从整体上描写了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在对历史的分析和记述中,波利比乌提出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从而对西方古典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波利比乌的史学思想,对于西方古典史学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波利比乌史学思想中的“命运”说,即对“天”(神)与人类关系的认识,作一些粗略的讨论。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章学城的方志编纂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的方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在首轮修志结束、新一轮续志开始之际,我们联系修志实践,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借鉴其有益的经验,避免其时代的局限,从而开阔思路,与时俱进,搞好续志的编修,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地方综合年鉴入史论

受中国特有的方志传统影响,地方综合年鉴的产生和发展都染藏着明显的史裁基因,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明显的史裁痕迹.20世纪初兴起的近代新史学对当代史迹和地方史的重视,以及史学领域向文化史、社会史开拓的思想,契合了年鉴记当时、当地事及其偏向于社会与文化的特点,堪称年鉴入史的理论先导.这些思想在年鉴复兴的1980年代后得到了呼应,并再次为年鉴入史打开了通道.从方志入史的历史经验、“资料性文献”的史裁风骨和地方史书写的可能性来分析,史裁取向是地方综合年鉴发展的可能路径.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清朝著名学者章学诚,不仅是杰出的史学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方志学家。他主张方志应是一方全史,编纂形式应符合史裁;方志既要成为有独断别裁的一家著述,又必须为国史提供充备的资料,一方之志,要同时立“志”、“掌故”、“文征”三书,各为一书,相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