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苏联粮食危机原因探析(1945—1953)

1945—1953年,苏联陷入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苏德战争不仅导致苏联粮食产量减少,还对农业生产基础造成了长期损害;与此同时,刚走出战争阴霾的苏联又遭逢了多次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其次,苏联的农业经济制度强硬、短视且忽视物质激励,严重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制约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再次,无论是实行粮食配给制还是自由购销制,分配体制内在的弊端未得到有效纠正,导致民众始终无法自由平等地获取足够的粮食。最后,冷战的爆发及升级对国际粮食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素来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苏联终止了粮食进口,并在国内自给困难的情况下仍继续出口粮食,导致了不可逆转的贸易逆差,加剧了国内粮食危机的严重性。     

在走钢丝般的日子里

贵州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生产稳步增长,自给有余,每年都有外调。但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生产力遭到大破坏,几十年来粮食一直处于短缺、紧张状况,被称为贵州“生态、人口和粮食”三大危机之一。“文革”内乱,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贵州城乡粮食供应状况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国民参政会历届大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选编(上)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到政治、军事及社会各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粮食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粮食管制政策,并于1941年7月将全国粮食管理局扩大改组为粮食部,以统管全国粮食行政事宜。本组史料辑选自历届国民参政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从中可见抗战中后期至1947年间,粮食部通过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完善粮食储运政策等措施,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同时也在控制粮价、保证民食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对研究民国时期之粮政发展,颇有裨益。     

苏丹1884-1898年粮食战争及其影响探析

1884-1898年,苏丹萨瓦金和埃及边疆省的英埃当局利用自身优势持续地引发粮食短缺,试图"饿死马赫迪叛乱"并重新征服苏丹。马赫迪国家采取各种手段积极因应,对外通过走私、袭扰、战争等手段突破封锁,对内通过控制土地和粮食资源分配统驭民众和军队,但整体上处于劣势。从实际效果看,英埃当局在北方尼罗河流域被动的粮食战争有效地遏制了马赫迪军队的进攻,在东部红海山区积极发动的粮食战争却因为当地盟友和英国海军的不配合半途而废。马赫迪国家的覆灭和英埃当局(1898-1956)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都是粮食危机的发展结果,萨纳特西塔饥荒是19世纪80年代粮食战争的高潮,双方为此展开的冲突和斗争深刻影响了现代苏丹社会。     

刊中人

粮食危机 从2010年开始,俄罗斯、阿根廷以及中国先后遭遇大旱,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遭遇洪水袭击,美国中西部出现反常天气,这些地方都是小麦作物的重要产区,小麦大幅减产导致粮食价格开始飙升。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全球粮食价格已经达到20年来最高水平。     

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粮食危机及应对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伪的掠夺和破坏,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及灾民的涌入,使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一度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减轻公粮负担;安置移民,组织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开展节约互助运动;"精兵简政";加强粮食斗争;完善粮食制度建设等。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和实施不仅有效化解了根据地的粮食危机,而且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粮食战略及其影响

二战后,日本经济凋零,粮食短缺问题严重,国民生计惨淡,社会矛盾丛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占领当局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开展粮食援助和粮食强征。这一系列政策在实现美国自身的经济需求与政治目的的同时,也确实对日本的农业与社会步入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之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后初期的粮食政策连同日本经济复苏后美国长期实施的粮食倾销,共同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对日粮食战略的主要内容。美国的粮食战略缓解了战后初期日本严重的粮食危机,部分解决了美国国内的粮食过剩问题,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挤压了该国粮食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影响了日本的粮食安全乃至政治、经济主权与独立发展进程,也加剧了美日间的贸易摩擦。     

山西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及其影响

统购统销是我国政府在1953年开始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一直持续了32年之久,直到1985年改为粮棉合同定购制度为止。它的实行对于建国初期城乡资本主义粮食工商业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和缓解粮食供求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粮食购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人“逼”麦克阿瑟借粮

二战刚刚结束时的日本,可谓是满目疮痍。近2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绝大多数城市沦为废墟,几百万人成了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失业人口高达1300万,到处一片萧条局面。更要命的是,除了战争留下的烂摊子,日本还面临着巨大的粮食危机。除了因战败被切断了海外的粮食补给来源之外,1945年日本还遭到了台风袭击,洪水泛滥,秋季大米的产量仅为正常年份的60％,日本的粮食供求愈加紧张。     

部分统制还是全面统制：1940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

1940年,战时粮食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对粮食进行统制成为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的共识。行政院、侍从室等机构的官员围绕部分统制和全面统制两条路径持续展开讨论,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采用行政手段、实施强力管控、变更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统制方案出现较早,但全面统制的思想传播更为迅速并渐成主流话语。卢作孚提出调剂供需进行部分统制,唐纵试图在此基础上增加六项加强管理办法,将其升级为全面统制,遭到卢作孚的逐条批驳。在粮食危机刺激下,全面统制的呼声日高,陈方呈交强制分期平抑米价的全面统制方案,遭到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此方案在蒋介石的主导下仍得到通过。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反映出不同人群对于国家治理逻辑、治理模式、政府行为、动员机制的不同理解。     

中共中央对战后中国和、战问题的盱衡与抉择

随着全面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两种力量的斗争,成为战后国内政治的显著特点。依据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共中央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战略方针,极力推进和平建国构想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追求和平、民主的真诚努力,揭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真实面目,极大地团结和教育了全国人民,从而把政治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最终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准备了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觉悟和国民党的彻底孤立。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因此,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与“五五宪草”不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The spatial encounter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populism in Taiwan: Regional restructuring under the DPP regime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unevenness of spat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rule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of Taiwa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one-party dominance of the Kuomintang (KMT) in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late 1980s the KMT engineered the rise of big business groups and consortia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its neoliberalization project. To remain in power, the DPP regime continued to implement this neoliberalization project to win the political loyalties and donations from emerging business groups and show a dedica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resorting to the populist practice of transferring resources to the local society, particularly winning precincts, to consolidate its advantage and further crumble the KMT bastions. Consequently, Taiwan was a “vacillated state”, pulled and dragged between the pro-growth neoliberalization project and calls for a populist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This resulted in a new political dynamic in which the urban regions were tied closely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rural regions were closely tied to domestic resource allocation. As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state would predict, this contradictory co-existence of neoliberalism and populism led to a decline in state policy effectiveness.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关系的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与立法院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二者关系有所变化。训政前期,国民党中央通过立法原则等手段直接控制立法院;抗战期间,控制更为直接,立法院的立法权部分被替代。在这两个阶段上,立法院为维护立法权的行使,不断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异议,但未否决过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尚未表现出反控制的倾向。宪政准备期间,立法院出现了反控制倾向;至"行宪"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减弱,立法院独立性与反控制倾向显著增强。二者关系的变迁是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组织状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对立法权的运作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妇女职业状况考察

1945—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中国职业妇女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强和财政经济的崩溃,妇女就业机会、职业环境和生活待遇不仅没有得到较好改善．反而恶化,导致了广大职业妇女的普遍反抗：在共产党解放区．伴随解放区的扩大．农妇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成了纺织运动的主力。以女工为代表的女职工也得到了广泛的职业平等权．从而展示了中国职业妇女解放的道路。     

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1929—1931年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东北党权的归属,成为奉系能否独控东北政权的关键。国民党在东北存在着"官党"与"秘党"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为保东北政权,奉系致力于争夺国民党东北党务领导权,使国民党成为奉系的"官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党",奉系实行打击和排斥政策,企图把东北的国民党完全纳入其领导的轨道。在与国民党不断争夺东北党权的同时,奉系一步步走上了国民党化的道路。但由于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奉系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国民党。     

从期望到失望:1948年北平“七五”事件再探讨

1948年之北平"七五事件",是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上独特的一页。它深刻反映了学生对国民党政府从期望到失望的心理变化。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节节败退,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混乱,大量东北学生迁往平、津两地,国民党政府也宣称在平津成立了临时大学、临时中学。然而,由于经费、校址等原因,国民党政府所宣称成立的临大、临中不过是空中楼阁,学生入关"要读书,要生存"的期望落空,由此引发了北平"七五"事件。然而,国民党政府把该事件当做学生政潮来处理,措置失当。经过北平"七五"事件,最后那些尚对国民党政府抱有期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对其失望,政治态度转向共产党一方,投入到解放事业中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中共三大以后莫斯科召回马林原因探讨

作为国共合作的首倡者马林,为什么在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从现实层面即将全面启动之时却失宠于莫斯科而被召回?其原因是,马林在对张作霖的评价和中东铁路权益的归属问题上．与苏俄领导人产生了意见分歧;中共三大以后,马林在推动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全面实施国共合作战略方面,力不从心,收效甚微;而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对马林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的身份冲突与调谐简

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兼有执政党与国民革命党的双重身份,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存在冲突。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支持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以换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作为基础不牢的执政党,为维持政权稳定,国民党不敢也不能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掌控乡村政权的士绅地主阶层。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采取了渐进式的农民运动发展策略,试图在革命与维稳之间维持平衡,调谐革命与执政的身份冲突。但农民运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农民斗争的演进轨迹超出国民党领导层的预期,党政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农民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中。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因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中山舰事件”后,维稳的需要压倒了革命的信念,中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态度转为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