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残卷斋藏碑帖选刊(五)

正刘平国摩崖刻石刘平国摩崖刻石,原题汉永寿四年(158年),此时汉桓帝已改元为延熹元年(158年),由于刻石地处偏远,仍沿用永寿年号。该摩崖刻石别名很多,诸如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摩崖(《善本碑帖录》)、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摩崖(《校碑随笔》),一般简称为刘平国碑、刘平国颂、刘平国刻石、刘平国摩崖等等。由于各家对碑文理解不同,释文各异,故     

卓越千年的国宝——秦泰山刻石

正泰山上下,石刻极多,历史悠久,年代连续,内容广泛,风格各异,可谓一座露天的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而其镇馆之宝,当首推秦泰山刻石。秦泰山刻石是泰山第一刻,开创泰山刻石之先河,是秦始皇的颂德碑。秦泰山刻石乃书法大家秦相李斯所书,李斯小篆不仅是"汉晋碑铭所从出",更是"古今所师";秦泰山刻石是大秦帝国结束先秦各国各说各话、各书各字的历史,实行"书同文"的典范之作和实物例证;秦泰山刻石是当今仅存的两通秦刻石之一,且是字迹     

连云港市东连岛东海琅邪郡界域刻石调查报告

1987年,连云港市考古人员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位于该市连岛镇东连岛村灯塔山羊窝头北侧海边的一块隶书刻石(以下简称羊窝头刻石)。经连云港市文管会办公室、博物馆现场辨认,认为是西汉时期东海郡与琅邪郡的界域刻石。1998年底,《连云港日报》记者经群众指点,在东连岛村苏马湾海边又发现了另一块刻石(以下简称苏马湾刻石)。市文管办、博物馆人员经过多次考释辨认,确定为有确切纪年的新莽时期东海郡琅邪郡界域刻石。     

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

群臣上醻刻石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西汉刻石,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书法艺术等价值。本文介绍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的录文与有关题跋、题签、捐赠者的情况,以提供资料,便于知人论世。两拓本在保存群臣上醻石刻百余年前的风貌、记载流传情况、反映晚清学者人际关系、手札题跋与版本校勘、记录刻石年代讨论情况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唐鸿胪井刻石铭文著录与研究的几个问题

文章首先对鸿胪井刻石铭文著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不同时期文献著录情况作了分析。其次对鸿胪井刻石铭文研究争议的核心问题进行综述分析。再次在梳理、分析著录过程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思考,指出鸿胪井刻石铭文著录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清晰把握,刻石铭文研究关注点太集中,忽略了对其他问题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很多疑点问题,进而提出新的解读思路,强调未来鸿胪井刻石铭文还需要学界重视,并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徐州博物馆藏 《岳飞书诸葛亮<出师表>刻石》评介

近年来,有关岳飞书诸葛先前后《出师表》的书籍和文章可谓不少。但是由于材料限制等种种原因,石刻的有关问题并未获得解决。笔者今介绍一下馆藏铜山杨氏岳飞所书《出师表》刻石,并对有关刻石作一简略考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现存诸刻及关系 传世的拓片表明,南唐时即出现过一种正书的刻石。全国各地岳飞所书的前后出师表,根据刻石的跋语,知其都是直接或间接源于铜山杨氏墨本或石刻。国内现存岳飞书出帅表刻石即有八处:陕西歧山五丈原武侯祠,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河南汤阴岳庙、浙江杭州西湖岳墓、四川成都武侯祠、     

威县出土《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新探

《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1913年出土于河北省威县,1933年的《河北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其拓片,并刊载了时任威县县长崔国卿的短文《威县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考略》,封面更集刻石中的"河北"二字为刊名。本文在崔考基础上,对刻石内容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其所记载的黄河水患、县城迁址等内容,可补威县地方的变迁史,而其集王羲之字,自由洒脱,一气呵成,颇具王体神韵,可与唐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集王书法刻石的双璧。     

隋-唐碑刻研究(下篇)

7、交通刻石和有关自然科学刻石。交通刻石在汉魏时期较为发达．至唐代出现低谷。现存唐代交通碑刻只有一处较为名,这就是《唐袁滋出使南诏摩崖题名跋》。南诏是我国西南方一支比较强悍的少数民族。三国时蜀国曾与南诏发生纠葛。蜀国占优。但     

正定藏三方“容膝”刻压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一方存隆兴寺,两方藏于民间。隆兴寺藏的一方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原始刻石,但漫漶严重。第二方系摹刻前石而重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刻石文字之缺。第三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刻石中时代最晚者。     

浅论铁山摩崖石刻文化

邹城市铁山摩崖石刻,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邹城市南北朝时期四山摩崖刻石的典型代表。本文对石刻的位置面积、刻石的历史渊源及石刻的书法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论述,对于了解和研究铁山摩崖刻石概况及南北朝时期的摩崖石刻书法艺术特点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