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

自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考试程序的完善,科举成为两宋以及明清士人入仕的基本路径。在明代,地区取得高级科名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相应地区政治影响的指标。由于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科举所取之士中南人多、北人少的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为此,仁宣时期推出了科举配额制度,意欲通过配额录取的方式实现区域间科名分布的相对均衡。由于明廷重进士的用人倾向和士大夫浓重地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在配额制度变动尤其是关乎进士科名的会试卷区比例变动的过程中,掺入了权力者出于乡梓利益考虑的人为因素。配额及其制度变动中的地域之争是明代政治领域经常存在的地域性因素潜在作用的投影和反映。     

科举制定义再商榷

学术界关于科举制的定义大致有四种意见 :“分科举人、考试进用”说 ,“以进士科设置起始为科举制起源”说 ,“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说 ,“投牒自举”说。这几种意见皆有道理 ,但不能完全涵盖科举制的内容。科举制作为一种取士制度 ,应作如下界定 :设进士、明经、制科等科目招考 ,取士权归中央 ,由朝廷定专司、专官知贡举 ;招考面向全国开放 ,不限财产、门第 ,原则上允许平民或官员“投牒自举”报考 ;地方与中央定期、定点举行二级以上考试 ,命题统一 ,“以文取士”。据此可以判定隋朝已打开了通向科举制的大门 ,唐朝为科举制度完全确立的时期     

明代庶吉士述略

明代庶吉士述略耿清珩明代翰林院置庶吉士。明庶吉士教育以科举制为基础,命新进士进学,是培养高级官吏的重要途经。此中造就人才很多,“贤相名臣多出其间。”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文学家、思想家王廷相、理学家湛若水、科学家徐光启、书画家董其昌、复社首领张博、奸相严...     

文柄自决:唐宋间“赐进士”考论

皇帝在科举考试之外特赐进士及第,这一现象在唐后期开始出现,但它只是作为一种偶见性举措,属于皇帝在科举制外的"文柄自决"。经过五代宋初的发展,特赐进士及第逐渐制度化。与此同时,宋初还将"赐进士"普遍化,通过进士科考试者都被"赐进士",进士以外诸科亦以"赐"的形式给予出身,这标志着所有科举出身者都成为皇帝"文柄自决"的产物。唐后期五代统治者针对科举制存在的问题采取过诸多举措,但直到宋初"赐进士"的普遍化与殿试制度相结合,特赐进士及第所代表的皇帝"文柄自决"权威被引入科举体制中,这些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明代山西进士的地理分布

明代山西进士共有1109人,在不同时段的数量分布上呈现出逐渐上升的特点。另外,进士地理分布也表现出不平衡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这主要取决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     

清朝三位因上书被杀的生员

正自创设科举制之后,便成为古代读书人入仕的主渠道。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主要有府、省及全国三个层次,录取者分别叫做秀才、举人和进士。只有考取举人、进士才有资格做官,尤其是进士,被称作"老虎班",一经选用至少是县官,特别"牛气"。科举入仕是正途,也是羊肠小道,真正能走出头的实属凤毛麟角。所以,读书人大都是落第书生。然而,很多     

李白为何不参加科举?

正《揭秘诗仙李白的六大谜团》科举制起自于隋,大行于唐,尤其是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参加科举已经日渐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仕途门径。唐代进士科科举考试主要是考经学和杂文。杂文即文学作品,李白文采甚高,考杂文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优势。而且唐代科举不实行糊名,也就是说考卷上考生名字是不用遮掩的,考官对考生的信息一目了然。     

第13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共同主办,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承办的第13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5月28—29日在北京召开。一、有关科举制度的探讨。本次会议对制度层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不仅涉及面广,而且特别关注制度推行的社会效果及影响。徐泓《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针对近些年有学者对何炳棣"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结论提出的质疑,     

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时间订补

明代进士题名碑是珍贵的科举考试文物资料。立石时间距开科时间的近远对其文物价值有一定影响。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有相当一部分无立碑时间,或立碑时间模糊,甚或立碑年月不真实。利用撰《赐进士题名记》的大臣所署职衔订补立碑时间是一种很重要而且有可操作性的考证方法。     

明代金门岛的科举盛况及其成因

福建金门只是一个孤悬大海中的岛屿,明代隶属同安县翔风里,地瘠风大,人口不足4都,但自此考出的举人、进士却各达66名和19名;不仅是同安县科举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其进士数超过了明代北直隶79%、河南80%、山东74%、山西79%、陕西85%、福建66%、南直64%、江西51%、湖广77%、广东89%、四川87%、广西90%、云南92%、贵州97%的州县各自拥有的进士数,甚至还超过了明代许多"府"各自的举人和进士数;其举人考中进士的比率也超出全国平均数4. 79个百分点。明中后期该岛许多民众主要依靠海上贸易获得了培养子弟读书应举的财力、再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尚科举功名的社会风气和家族文化底蕴的深厚积累,应是其正德后科举兴盛的几大重要成因。     

明代武当山志考略

明代是武当山最为鼎盛的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构成一个完整的山志体系,形成一种奇特的山志文化。考察明代武当山志的异同得失,梳理明代武当山志的发展脉络,总结明代武当山志的编纂成就,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是武当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洪武十八年榜进士考实——几种科举史料的对比研究

在对明代进士进行考证的过程中,我们曾对明代科举文献作了细致而艰苦的整理.我们发现,相关文献对明代进士的记载存在这样的情况:各榜进士的总数多有确切的记载,且各种文献之间能够相互吻合,基本可信,即使小部分科次的记载出现不一致,只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甄别和互证,我们仍能还其本来面目[1].但由于种种原因,明洪武十八年乙丑榜进士的相关文献收录不全或存在错误,成为缺失人数最多的一榜.现在成为我们考证的难题.     

清代台湾儒学文化的地域分布原因

科举制自隋创设以来,一直是学子人仕的最主要途径,以后的明清继续沿用这种考试制度。明清时期的学校不仅是科举考试的服务机构,更成为传播儒学文化的重要场所,而各地的科考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儒学文化的兴衰。清代台湾亦是如此。     

金代科举考试题目考察

金朝科举制兼采辽宋之法而损益之,不但设汉儿进士科,而且创置女真策论进士科。考试程序分乡、府、会、殿四级,流传下来的部分各级考试题目见于《金史》和其他相关史料中。通过对有金一代科举考试题目的考察证明,金朝的科举各级考试题目皆出自传统的汉文经典和十七史。这说明金朝统治者所宣扬的也是儒家治国理念和教育思想,与中原传统的封建王朝是一脉相承的。     

桐城文化论

桐城文化论徐天祥桐城,在明清两代有过一段文化的辉煌时期。一说到桐城,人们自然想到桐城派。其实,桐城派只是桐城文化的一部分,桐城文化的内涵远不止此。一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桐城科举考试,明代自永乐到崇祯,中进士者８０人,中举人者１６５人;清代,中进士...     

李鸿章家族与合肥的文化建设

正合肥古称庐州府。清代庐州府辖四县一州,即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巢县及无为州。晚清时期,位于合肥县东乡磨店的李鸿章家族,是个世代耕读之家。1838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高中戊戌科进士。随后10余年间,李文安的两个儿子李鸿章、李瀚章先后考中进士,李家遂成为"一门三进士"的"庐郡望族"。李鸿章及兄弟、子孙们发迹后,纷纷回报乡梓,尤其重视文化事业,重修包公祠、城隍庙、庐州府学、     

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

明代江南进士人数众多,仕途辉煌,在决策和执政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朝廷安危、国家治乱、民族兴亡之际,力挽狂澜砥柱中流者有之,识大局特大体者有之,奔走呼号于残山利水者有之,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沉重的使命感。江南进士居乡则大多滥用特权,干预行政,把持乡里,鱼肉百姓,侵吞小民财产,追求荒淫糜烂生活,加速了地方政权计溃烂。江南进士也以其博学多闻和经济实力,从事文化、学术和艺术创作,成为丰富灿烂的江南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与杰出贡献者,使得富庶的江南充满着人文气息。     

基于空间计量方法的明清时期河南进士地理格局演变分析

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被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经济学等广泛应用,但在对历史时期地理因素的研究中,这一方法的使用尚未普遍。根据明清两代进士题名录的考证,可以完备地整理出全国各个省份进士数额的科际分布结构,选取进士数额作为指标,可以较好地代表不同区域的文化水平发展程度。以明、清两代的河南进士作为研究对象,在历史资料、空间计量方法相配合的研究中可知,河南并非处于文化整体落后的局面之下,而是在省内明显出现了空间格局上集聚的演变过程,从明代府级政区治所的集聚,过渡为清代两个较为明显的文化中心区域,即以省会开封、商丘为中心的豫东地区,以光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再结合聚类分析,及时间趋势下的进士数额分析,可知以进士为代表的明清两代河南文化地理区域,虽在整体上倾向于随机分布,但空间上仍呈现了一定的东西部差异,并有相应的稳定性。又通过回归分析可知,以进士数量分布为代表的文化地理格局的影响因素中,人口及经济发展程度的意义并不是最重要的,中央集权制度主导下的政区等级差别、文化传统中的社会民风等因素有更大的影响力。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

关于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骆兆平先生已对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介绍,并做了初步整理①.惜其没有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3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23种和尚未著录的藏于山东省东明县文物所的<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等共37种各类明代登科录统计在内.近来,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 ②、<明代福建进士研究> ③和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④也皆列有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简表,然亦不完备.有感于此,本文重点探讨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     

崇祯十三年赐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实--兼谈明代进士题名碑的立石问题

笔者曾利用大量明代进士登科录、会试录、同年录等原始文献对朱保炯、谢沛霖二先生编著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①(以下简称<索引>)做了一些校误②.近来,在研究明代进士题名碑立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索引>承袭了清李周望等编著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内附明代诸科,以下简称<碑录>)中一个较为严重的错误--把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赐特用出身科误作"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按:该科是"赐特用出身",并非"赐进士出身".严格意义上说这二百六十三人特用举贡,并非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