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南北：《吴越春秋》与《南史》《北史》编纂

“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是李大师修史设想的核心,蕴含着丰富的编撰思想。李大师欲以内北外南而又备南北的编年体书写形式,编撰一部南北朝史。李延寿继承、发展了其父李大师的修史设想和编撰思想,巧妙地把《史记》与《吴越春秋》在体裁体例方面相融合,采用内北外南而又贯通南北的纪传体书写形式,编撰完成了《南史》《北史》,实现了以备南北的著述之志。可以说,内北外南这一体例,既是李大师、李延寿站在隋唐立场上维护隋唐以北朝为正统的前提下所选择的,又是《吴越春秋》内吴外越的体例特征带给他们的启示和借鉴,二者高度契合。同时,在大一统和天下一家观念影响下,以及在《吴越春秋》通观吴越、总揽内外的编撰思想的启示下,以备南北又成了他们共同追求的著述旨趣。     

《清史稿·顾祖禹传》纠谬一则——兼考清初“三大奇书”之名实

民国初年所修之《清史稿·顾祖禹传》乃由清国史馆所著《顾祖禹传》删削而成。在叙及对顾氏《读史方舆纪要》之评价时,脱去一“世”字,使传文由“世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变为“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从而顺势将前叙之魏禧作为“三大奇书”称谓之发明者。又考学界对于清初“三大奇书”之使用,其内涵除《顾祖禹传》所定义外,另有三种说法,一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注》、吴仁臣《十国春秋》,一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注》、马骕《绎史》,一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皆于史无明征,多为后世学者因文献中有类似记载,便轻下论断而未能切实追索所致。     

《辽史·兵卫志·兵制》探源

元修《辽史·兵卫志》开首所记"兵制"一门,是现存文献有关辽朝军制最为集中、系统的记载,历来被看作相关研究的基石。然夷考其实可知,这篇重要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论全为旧史原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乃元末史官根据宋朝国史《契丹传》及《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宋会要·蕃夷·辽》所增纂。在撰作文本的过程中,元人对南北两个不同文献系统进行了拼接、杂糅,使得本属南朝异邦有关一时一地的记载,被混同、拔高为有辽一代之常制,对今天的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和误导。这一典型案例或可深化学界有关《兵卫志》乃至整部《辽史》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的认识。     

唐《祖孝孙墓志》考

祖孝孙是隋唐之际著名的乐律学家,他曾奉唐高祖之命,在南北朝时期诸种旧乐基础上斟酌折衷,最终编定了《大唐雅乐》。同时,祖氏所定音阶在唐宋时期俗乐中亦产生了广泛影响。史籍文献关于祖孝孙的记载不多,其墓志的发现可与《旧唐书·祖孝孙传》相证,颇有证史、补史之价值。     

《遵生八笺校注》琐议

《遵生八笺校注》琐议陈增岳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是一部有广泛影响的养生专书，历来备受推崇，该书征引驳杂，搜罗宏富，内容多所隐僻，整理有一定难度，赵立勋、阙再忠等先生编的《遵生八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９４、６），对该书作了全面的校注，其整理之功，...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南北声母的一些差异

《颜氏家训》中的《音辞篇》和《书证篇》,揭示了南北朝后期南北语音方面的某些差异,就声母而言,有唇音、舌音方面的问题,也有齿音、牙音和喉音方面的问题.同时,有些声母的南北差异被颜之推忽略了.     

《〈南北史〉掇琐》序

（一）唐人李延寿之《南史》与《北史》,合称《南北史》,凡１８０卷。其中《南史》,叙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之事,合四代之正史《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而成南朝史,凡８０卷;《北史》则叙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之事,合《魏书》、《北齐书...     

《辽史》二“秃里”

《辽史》中有两个秃里。《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辽会要》卷二0《边域二·阻卜》：大安八年冬十月，“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哈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刺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     

《南》、《北》史之正统观

有的史学史论著,称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贯通前后不分正统。”或说《南》、《北》二史“承认南北分裂,不强调谁顺谁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还有的论著亦仅赞李延寿父子贯通南、北诸史、削其相互攻讦之辞而表现出来的史识,对《南》、《北》二史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正统观念鲜加论述,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一辨正。《北史》卷一百李延寿自述其著述之由: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延寿承其志,编为纪传体断代通史。在《北史》卷九三《僭伪附庸列传》序中,李延寿说:“至如     

裴注的史学意义

裴注的史学意义崔凡芝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既不同于传统史在的切音注义之作,又不同于后世的补史、考史、评史之作。学者们公认其为注史新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活注》等同类形式的注书外,唐宋之后,史注...     

学术转型期的民国史研究--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2002年8月21－23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从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可以看出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民国政治史在致力于突破,民国外交史因新史料的出现而凸现新意,民国社会史的研究日益深化,民国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细化,民国思想文化与教育史领域的研究在不断拓宽,民国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视。     

Innovative Trends in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ra

The text is less a review of the new literature than a reflectionon significant and innovative current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on women and gender i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era. The firstpart deals with various women's activities within milieus andprofessions, including their room for manoeuvre: midwives, socialworkers, female Nazi functionaries, and female auxiliary workersof the Nazi Wehrmach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addressesspecific features of biopolitics, targeted not only againstJews but also against asocial women, homosexuals and prostitutes.It also looks at visual images of bodies. Although the Nazistried to create strongly determined binaries to categorize ‘we’and ‘the others’ in the arts and other propagandamaterial, there existed, in fact, a broad spectrum of body images,especially among media stars. A third trend in the history ofthe Third Reich deals not only with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but also of inclusion, as found in the concept of Volksgemeinschaft(national community), a concept that had many facets, such asthe Volksfamilie, comradeship and home front. And it was themedia that had the task of ‘translating’ this conceptto the people in many appealing ways. The fourth part considersthe gendering of memories after 1945 and the dominance of malenarratives and points of view. The four parts of the articleare intended to contribute to intersectional history and thehistory of social engineering.     

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

By and larg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research on environment: 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 as a field of natural history studies, 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 as within the scope of history of society studie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environmental distinguishes the third from the previous two. From this perspective, when we probe the mutual effect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e will stress on their interactions. The new era and the realitie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foster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which has not only theoretical values but also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ranslated from Xueshu Yanjiu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2006, (9):12–22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试析上古时期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记载

上古时期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后世历史记载的源头.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其某些影子.出现于早期历史记忆中的"人"多为"英雄"或"圣人",而非普通的人.逐渐剥落掉神的身影,而呈现出真正的"人"面貌,已经是野蛮与文明之际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人--神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记忆是古代文明出现上升的阶梯.     

当代德国史学界国际关系史研究新趋势

近年来,德国史学界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研究内容不仅仅包括传统的外交关系,而且也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跨民族、跨文化的交往。虽然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只在小范围内得到贯彻,但是对外交官身边的人的研究、对正式外交关系建立之前的前外交活动的研究日益增多。以往有关国家关系研究主要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现在,欧洲国家同欧洲以外的"异文化边缘共同体"的关系也被列入国际史学研究的日程表了。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指1949年10月1日以后共和国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国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其主线至少有三条。研究国史,需要明确现代史与当代史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它与中共党史的关系。认清什么是国史的主流,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特别是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国史研究具有较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这并不必然削弱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国史研究除了具有史学各分支学科所共有的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功能外,还有"护国"的重要作用。在今天,只要尊重客观事实,遵守学术规范,当代人不仅可以写好当代史,而且可以在国家机构主持下写好国史。     

被建构的历史:当代贵州地方志中的南明史叙述

在历史的建构中,人的思维与意志占据着重要位置。通过对历史进行建构,今人将自己的意识写进历史之中。当代贵州地方志中对南明史的叙述,恰恰正是历史与建构之间的一种复杂反映。编撰者在编写南明史时其实就是对贵州安龙的南明史进行重构,从某种程度上说,被建构了的历史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历史,字里行间,历史建构者的褒贬之意、好恶之感贯穿历史的始终,溢于言表,袒露无遗。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清代国际关系的新阐释

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引发了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争论。何伟亚对其书题目和一些重要清史料的“误读”折射出了后现代主义对分析历史本复杂意义层结构所持的令人深思的理论。何伟亚对具体史料的解读是否准确是可以继续争论的,然而,他从“历史诗学”的角度,对马嘎尔尼使华失败背景和原因的新诠释可能会有助于破解清代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化心理及其符码。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